|
2008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深化改革，补齐以往改革中的“短板”。本文仅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短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加快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成为“重中之重”
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1月13号下午5点，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冷静在芜湖火车站被挤下站台，遭火车轧死。该事件引起我的很多思考。是谁的过错？
车站当然有责任，如售票过量、放弃检票、秩序混乱等等，但这些还都只是直接层面的东西。而这个事件折射的更是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市场准入中的深层次问题，
尤其反映出垄断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因此，可以说，这一事件从深层分析，是垄断惹的祸，是垄断造成的运力紧张惹的祸。
我国的国内铁路
建设，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铁路运输业国家预算内投资,近年每年只有500亿元~600亿元左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却非常有限。尽管这
几年迫于资金压力，铁路投融资体制看起来有所松动，但因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遇到重重阻力，民营资本在政策环境总体上仍然处于“亚国民待遇”状态，市
场准入中的“玻璃门”现象严重。因此，尽管我国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过剩资金”，尽管想进入的民营资金量很多，但目前除了广深公司、大连铁龙和大秦铁路等少
数几家上市公司外，只有广东三茂铁路、浙江金温和衢常铁路以及石太客运专线等有限几条有民营资本参股的铁路。在总投资中,国有控股占97.5% ,集体、
私人等民间资本不到2.5%。
正是由于铁路部门处于垄断状态，社会资本进入不畅，与高速公路相比,铁路建设相当缓慢,每年新增营业里
程只有一千多公里(2003年增1100公里,2004年增1400公里,2005年增1000公里,2006年增1700公里),非常不适应经济的快速
发展形势，并导致运力非常紧张，矛盾很尖锐。
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铁路部门经营上官商作风依然严重。我在查阅“冷静”事件材料时注
意到一个细节:出事的芜湖火车站的钟表,半年前指针指到五点；半年来,再没有人去动这个表，而恰好在1月13号下午5点出了这次车祸。半年时间啊,没人去
动这个表，这不是投资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否说明了更深的体制性问题？
由此使我想到改革的方略问题。今年，垄断行业改革迫切需要推进。主要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盘点一下，30年改革的“短板”在哪里？首先在垄断性行业。从弥补“短板”、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看，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
革。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作。以铁路体制为例，近年来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叫做“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字面看来也有改革的字
眼，但实际上主体不明，很容易走偏方向。这里的关键，是在原铁路体制“笼子”里谈融资，还是打破“笼子”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投资？前者“普天之下，莫
非国铁”，所谓“融资”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因此，改革应该着眼于打破“笼子”，把“国铁”也当作其中一个投资主体来看待。
第二，从兑现“入世”承诺和参与全球化的角度看，也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我国入世对部分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等）开放是有承诺的，下一步参与全球化过程，面临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将“倒逼”垄断性行业改革。
第三，随着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从分配公正和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要缩小垄断业行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烟草）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也要推进垄断业行业改革。
第四，今年8月1号起国家《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该法设专章针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管，也要求我们把垄断业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在经济领域既要关注民生也要关注“民权”
民生、民主、民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三个都要讲。但从实际来看，民生问题大家已很重视，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都很关注；
民主问题，近年来也日渐受到重视。笔者认为，这三个问题中的“短板”是“民权”。关于政治领域的民权，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不多讲，我要讲的是，经济领域的
民权问题值得重视。
最近，中央企业所属中建五局在南京溧水发生民工讨薪水“被砍断手”的事件，这是2008年一开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央企下属单位，更值得深思。这件事表明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领域中，明显地存在“民权”的缺失。
发生在2008年1月的“砍手”事件与“公民社会”观念和机制的淡薄与缺失不无关系。在中国，张扬“公民社会”的旗帜，既应讲民生，也应讲民权。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要关注民权问题。实现经济领域的民权，我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公民在经济生活里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和相应的报酬索取权。要让老百姓拥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第二，十七大讲的公民所拥有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经济领域要能够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完善公共治理，在决策程序中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
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尽可能使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最近举行的“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就是朝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第三，在经济领域里面寻求“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
宏观调控机制需要进一步创新
在中国，宏观调控是常态，但宏观调控机制亟待创新。这是改革的一大问题。对于推进宏观调控创新，笔者提四个想法：
第一，适应中国已经变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创新。中国大陆部分的工业总产值，以2006年数据为例，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经济、加上外
资经济这三个板块占53%。国有加集体、加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占47%。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这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经济主体的
异质性，会对基于总量和同质性调节的宏观调控机制提出挑战。因此，宏观调控要进行改革，要有新的调控机制，不能是原有对单一国有经济的机制。应尽可能运用
经济手段，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宏观调控部门才可以运用价格干预等行政手段。但是必须说明，这是“原则的例外”，不是“原则的例内”。即使是“原则的例
外”，对其效果，也要注意观察，适时矫正。
第二，适应参与全球化格局，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现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同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全球股市关联性增强及不
久前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的表现，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有一个国内多元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问题，也有内外政
策协调的问题，还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溢出效应”和相应的国际政策协调问题，这都将成为宏观调控体制创新必须面对的崭新课题。
第三，考
虑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内容，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因为西方标准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
鉴，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宏观调控切入点的选择问题。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也是难以逾越的，但体
制政策环境的调整空间则是较大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必须由此切入。
第四，围绕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协调问题进行机制创
新。这是宏观调控基础层面的问题，其中既包括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这三权分立和统一；也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减少宏观调控执行中的扭
曲；还包括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克服部门利益对宏观调控的干扰。在经济决策权、经济执行权和经济监督权方面，笔者建议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权归人大或
人大常委会，经济执行权和一般性的宏观调控决策权落在国务院，并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