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的８０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拓进取的８０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就是坚持，结合就是应用，结合就是创新和发展。

    （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社会实践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人类的社会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科学，这是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第４０６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它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于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全面确立其统治地位，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列宁把当时自己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这样的现实，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２６页）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及其基本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从而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首先取得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新的历史条件了。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随后一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理解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在中国共产党８０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得到空前发展。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推翻这三座大山。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次次都失败了。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起点。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通过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不仅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组织和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是我们党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出发所采取的伟大创举。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概括了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大量有益的艰苦的探索，但是也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密切结合改革开放和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在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新问题的基础上，把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重大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方向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伟大的科学力量根源于它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８０年来，中国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深刻而伟大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经验，也在于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历史的最基本的经验，也是今后长时期指导我们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一个根本原则。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对立，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典范。毛泽东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在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王明“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形成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严重破坏了党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并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肃清唯心观念，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领导。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这篇文章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书”、“唯上”、不唯实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文章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同时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盲目的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执行上级指示。文章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行为大声疾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这篇文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使之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实践。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深入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渴望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既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并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我们党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新境界。从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困境，展示出新的美好前景。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赋予它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不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进程。这种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显示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由被动转入主动，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不仅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而且善于学习和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初期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带着传统文化的精华，研究、接受、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和基本精神。而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中国特色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这些体现活的灵魂的内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且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水乳交融，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连语言风格都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中国历史上的知行相结合的认识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同中国古代“反己”、“责善”的主张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形式，而且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材料。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和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丢“老祖宗”，又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具体实际创新和发展，而不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但是光靠现成的东西很不够，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在结合新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把这一条作为新时期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江泽民同志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解放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各个领域，涵盖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突破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生动表现。在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既要科学地对待国外经验和发展模式，站在世界的高度，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又要从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出发，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在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样，我们才能紧密结合新的实际，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篇大文章。

    （三）坚持基本历史经验，努力实现新的结合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指明我们前进方向的基本口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以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鲜明品格，是８０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实践的基本结论。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我们要坚持这一基本历史经验和基本口号，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努力实现新的结合和创新。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的两极格局解体，呈“一超多强”、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没有解决的两大课题。世界大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大局有望维持。但是，国际关系中，称霸与反称霸、强权与反强权、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将会长期存在，有时会很激烈。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革命，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充满矛盾的整体，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竞争，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在世界扩张，扩大资本主义的影响提供了途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严重挫折，“一球两制”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并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经济、科技的某些方面，会有继续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基本形势是西强北弱、南贫北富。这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扭转。社会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加快发展自己。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虽然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呼吁新的思想解放，人类社会发展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期待新的理论创新。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当代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理论创新的活力，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既继承又创新。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承担起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口号，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进行新探索和理论创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也是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要研究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无论是实际工作还是思想认识，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一系列问题需要作出理论上的回答，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概括，从而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其次，要研究和妥善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时代特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双向互动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仅对国际政治的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科学的说明，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正确面对。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如何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把握时代特征，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共处和激烈竞争包括斗争的关系，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再次，要研究和回答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的发展和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一系列科学突破需要作出哲学上的概括，以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之，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的社会实践，面对人类社会不断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既需要坚持其基本原理，更需要在这种坚持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０页）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来８０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实践，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实践等等，既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课题，也为这种结合和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世纪，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在这种结合中，引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一个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一个飞跃走向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