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杂说

    五十年代末的一天，邓念观老先生到张中行处说：“马一浮来了，住在北京饭店，可去看看否？”张中行虽没有见过马先生，但对他的学问和诗词颇为欣赏，于是痛快地答应前往。马一浮那时是政协委员，年事已高，大约八十多岁了吧。张中行很喜欢他儒雅的样子，听其谈吐，亦有不凡之处。 马一浮身上颇有儒风。在精神的深处，他其实是个新儒家，对西方的某些人文思潮是排斥的，觉得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丧失掉了。马一浮对章太炎以后的学界之学术路向颇有微词，认为因太看重历史，把四书五经都做历史来看，就忽略了人情的东西，于是实用主义泛滥，儒家自由的心性的东西反而消失了。这些观点，张中行那时还没有看到，对其认识也只是表面上的。可是他从此人身上和文字里，却嗅出儒风的气息，也就是儒家高尚的境界。在他朦胧的感觉里，此种境界乃常人很难得到的。 早先在读书人那里，大凡有气质、温文尔雅的人，都是闪着儒家意识的光芒的。就连非孔很厉害的胡适，其身上依然有儒家的高尚气质，宽厚、明达、仁爱集于一身。这样美丽的境界是从四书五经里来的呢，还是从修身与现代学术训练结合而成的呢？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不过旧有的儒家意识里存有好的遗风，那是毋庸置疑的。 张中行认识的几个前辈都是有儒风的。胡适、刘半农、朱自清、马叙伦等，脱俗的形影让人心动。对这些人的学说，他未必都赞一词，可他们基本的做人态度，在他看来合乎人性的美质。比如谈到马叙伦，他说马叙伦讲过的这样一段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鬓，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事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在张中行看来，这番话无疑是儒家的人生忠言。他觉得像马一浮那样的埋头读书，与古人对谈是一种选择，而如马叙伦那样入世也是一种选择，都是有趣的。 比起前辈大儒，张中行是小儒。做大儒，就有学术的气象，通古人脉络，得天地菁华。小儒呢，则不离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偶得天机，神游古今诗文，偷得乐趣，如此而已。 不过张中行与大儒有相近的地方，喜欢明快、通达，厌恶隐曲险恶的阴风。比如马一浮说，孔子的话直截了当、明快感人，而老子则不然，“其语多险，流弊遂多，后世阴谋家尽由是启之。”这种主张自然、通达、平和的思想，也很合张中行之意。他就说，人生的要义，可以用普通的、人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大可不必装腔作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温和的、美好的情愫。在前辈大儒中，此种境界保存得很好，张中行欣赏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关于儒学，张中行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一些文章里散乱地涉猎一些。他对儒家的经典有诸多不满的地方，比如主奴意识，唯道德化，轻视女人等等。但在对人生的态度上，他认为儒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人皆有不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都很好。《中庸》所云：“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乃悟道之言，对他影响至深。他喜欢孟子民为贵的思想，一直坚信于此，可是又不囿于孟子的观点，最后还是走到现代人文主义的路上。比如他说：“如孟子，说‘民为贵’，是信民本，可是不反对君主专制，是没有采用民主的手段。未采用，是因为他想不到民还可以主。他失败了，理想或幻想破灭。”这就比儒家的民本思想多了现代的民主观念，多了民生的血肉之感。这是小儒的声音，发自田野，而非书斋，含着亲切、热情的旋律。 较之一些前辈大儒，张中行在理论上也许简单，但却深刻，是蒸腾着小民的苦泪与血气的。要知道儒的好与坏，优与劣，有时我们就不能不读张氏这类人的书，因为他与百姓的距离似乎更近的。 责任编辑：戚本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