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听诊器说到人文精神

    有人说，听诊器的发明是医生与病人疏远的开端。这使我想起“文革”对“单纯技术观点”的批判。

　　 那年月的批判，时常会批出“淫巧小技，不足挂齿”、“越‘专’离无产阶级越远”来。这就把科学技术、专业知识踩在脚下，以为那也是罪恶了。这就是向后拉，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都不如。这么闹下去，后来就有了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大张旗鼓批“唯生产力论”这等荒谬事。没人愿意抓生产、学专业、钻技术了。亏了农民勉勉强强还在种地，这才有了家家户户的“粮本”、“副食本”（一种供应凭证）上那点粮食、那点油。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叫人讶于当年上上下下的愚盲。

　　 这世上究竟有没有“单纯技术观点”？如果有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其实，只要想一想，如果没有牛顿、瓦特、爱迪生、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人类会是什么样，就知道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有多么重要了——认识地球、宇宙，认识自己，享有自由，离不开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可见，如果不想回到“山顶洞人”时代，“单纯技术观点”是批不得的。顾准说过，中国人历来缺乏一种专注、执着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不可妄批“单纯技术观点”。

　　 那么，这里有没有该提醒、该注意的事情呢？说来还是有的，那就是任何科学技术、专业知识都要贯穿一种人文精神，由人文精神统领而不能滥用科学技术。说听诊器是医生与病人疏远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有人文精神——目中有人的医生在冬日里就用手把它焐热后放在病人胸前。只是随着听诊器功能的退化，各类化验、照相、扫描等等常规检查手段兴起，才使得有些医生淡化了人文精神而单凭指标说事儿。对各样指标比对病人热心，离开它们就没话说，更不要说那些为了“创收”对病人硬是给予过度检查的了。其实，那些指标只是人体在某种状态、某种时候的一种记录，但人并非就是那些“指标”。人还有情感、个性、心理，有年龄、职业、家庭、环境、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人更有尊严、人格、爱好、需求，不能说这些与那冷冰冰的“指标”无关，也许更应该说这正是那些“指标”的深层由来。只有医生心里满怀着人而不是眼里仅有病时，医学才是人文的而不是单纯技术的。

　　 事实上，世间万事万物各行各业，不分一、二、三产业以及城市、农村、机关、团体等等，都是一头连着科学技术、专业知识，一头连着人文精神。没有哪一种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可以离开人文精神的校正、修补与滋养。

　　 我们这个民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足够的谋略智慧却缺少人文精神（与缺少公共意识相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虽然成了儒家经典，人们却不怎么理会，依然是自顾自，一盘散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深刻写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端批判人道主义，使刚刚露头的社会进步（比如学雷锋，比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讨论）化为乌有。人道、人文（一切有人情味的东西）成了被冷落、被禁、被斥的对象。在抄家、批斗、游街和打、砸、抢盛行的年月，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到极点。直至邓小平复出，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才使空气缓和下来。改革开放深入后，随着国门打开，新文明进来，“以人为本”成为建国、建政的指导思想，才给人性、人道、人权恢复名誉，将“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天清气朗，找回人的世界。

　　 其实，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底气、固有精神。它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种生活、一种细节。比如，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个手势、一个礼让；候诊室、候车室常年放着报纸杂志、开水、座椅、轮椅；冬季把听诊器焐热放在病人胸前。不能设想一个没有人性、没有人文情怀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人性、没有爱心的公民是合格的公民。有人性、懂得爱人、关心人、体贴人，才会有社会责任心，才会自觉维护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也才有完整的人格，才有人自身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