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作者肖前 贺金瑞  网站编辑杨宾  责任编辑刘莹  日期2003-05-27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有许多讲话讲到哲学问题,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不是为了创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此后,邓小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认识论领域的实践标准,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生产力标准,再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系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科学实践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为无产阶级指引出一条改造旧世界的道路;今天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出发,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带领我们闯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创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重大的理论意义,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总结和阐发。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从认识论方面倡导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平理论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邓小平针对“文革”把人们的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都严重搞颠倒了的局面,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他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时针对打破精神枷锁,提出要坚持实践观点:“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这样讲的直接目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他看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离不开实践。脱离实践,不依靠实践的检验,就谈不上“实事求是”。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坚持确立科学实践观的权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盛行以领袖语录、指示、言论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而且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甚至连领袖的错误也当作真理来顶礼膜拜。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人提出“两个凡是”标准,领袖言论标准更合法地取代了实践标准,使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寸步难行。在当时环境下,要破除领袖言论标准的束缚,尤其是指出毛泽东这样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人物的错误,任何个人自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都是无能为力的,唯一的出路是诉诸实践权威,坚持实践标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邓小平以哲学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从而在一片“砍旗”的谴责声中,他态度鲜明地支持并指导了这场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邓小平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下,在全社会树立起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权威性。邓小平总结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出来了也贯彻不下去。”正是这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以破除“两个凡是”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实践观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普及和深化。

    邓小平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实践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高度来认识。早在1978年,他在视察东北地区时就说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深深扎根的,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初步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的战略眼光,紧紧抓住世界进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开始系统地阐述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首先从社会发展依靠物质实践的角度,批判由于“四人帮”的误导造成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的混乱和误区,指出:“四人帮”“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反复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人们认识物质实践的重要性,把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认为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必在思想上陷入空想和唯心史观。邓小平还根据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正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同历史观中的生产力观点进一步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并且应用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应用到我们观察问题和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开始形成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它从社会实践观、历史观的高度提出发展生产力,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物质实践,推动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生产力标准在实践中展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人从“左”的立场否定之,一些人仍然陷入“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争论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在这个关键时刻,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和方法,而且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更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是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实践活动的东西,所以实践标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深化和具体化,必然是生产力标准,必然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它不是孤立地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更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哲学,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的深入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往的思考,或者从“本本”出发,到马列经典著作中去寻找,或者到外国模式中去寻找,抑或到我们过去经验中去寻找,使我们走了许许多多弯路。用邓小平的话说:“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是坚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一切着眼和尊重于现实实践,及时概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经验,敏锐地从群众创造性实践中发现新生事物,提炼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科学地提出并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质言之,是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正如十五大江泽民报告指出的那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导致实践上不外乎这样几种结果:第一种是以经典著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依据和标准,通过校正奋斗目标和现实道路的途径,使现实的社会主义向经典著作家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靠拢,这种“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的做法总是被实践无情地粉碎。第二种是照抄照搬外国模式或我们过去的经验,想通过某种捷径建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拿来主义”和懒汉哲学早就在实践中宣告破产。第三种是用“在岸上学游泳”的办法,首先在理论上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然后再去实践。这种学理主义经院哲学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客观实践效果。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通过自己的实践“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告诫我们,不应当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提供解决一百多年以后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现成答案,不应当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归结到一点,就是不应当脱离现实的实践抽象地研究和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头,在实践中开拓,以实践为基础,身体力行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简要地说,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在工业企业中推广承包责任制,让“包”字进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发展战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胆实践了“一国两制”构想,实现了香港平稳回归。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实践作了回答,他后来总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以实践为基础,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至少对我们有这样一些启示:只有紧紧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不是以本本,或者以别国模式及过去经验为中心,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能够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就能够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就能够抛弃那些幻想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并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一句话,只要到蕴藏人们生动活泼地创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崭新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就一定能够寻找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并一定能够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牢牢坚持科学实践观才能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现实历史进程内在结合的契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能否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明确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什么样的基础,这是摆在邓小平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和现实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恰恰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推动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认识论深入到社会历史观,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再到“三个有利于”真理论与价值论统一标准。其中,特别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活动或存在方式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换言之,把实践作为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这样一来,实践观不仅超越了认识论的界限,而且也突破了历史观的阈限。约言之,邓小平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当代历史的演进而拓宽实践观的内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当代实践为核心的哲学立场体现了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本质的统一,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当代哲学基础。同时,邓小平在实践中构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顺理成章地在中国人的实践与当代世界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和实质性关联,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国给世纪之交的人类发展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观,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实践观除了以上所做的阐明之外,最后对它的基本特征做以下几点概括和总结:

    第一,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具有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

    邓小平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干这样的事业“就是要有创造性”,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具有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他以办特区为例,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他认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新,为此他提出“允许试验”的主张。他说:“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需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都进到更高一级。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史无前例、现无范例的探索性实践,一切事情都没有既定的公式和现成的方案,加之由于实践的过程性及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我们也决不能等认识完成或问题暴露之后才去决策,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要有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而邓小平就是一位具有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追求真理强烈愿望的改革实践家。

    第二,“不争论”、“让事实说话”,求真务实的实践理论风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生活中经常产生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们一开始的认识往往不一致,甚至引发争论。对此,邓小平主张在实践中“放两年再看”,最后“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不搞争论,是他真正掌握了实践的深刻含义,这就是,凡事经过实践探索,不对的或发生了错误就及时改正,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结论自然就有了。邓小平说:“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一贯反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反对讲长话、空话、套话、大话,坚持讲解决问题的话,坚持“拿事实来说话”。他所提出的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主张“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邓小平的“不争论”,“坚决试”,“允许看”,“不强制”,“看准了就大胆试”,“步子要稳”,看“人民高兴不高兴”,“及时总结经验”,“不对的赶快改”,等等话语,不仅符合实践第一观点和认识规律,而且是实践高于理论的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动表述,这种表述透露着一种解敝求真、务实管用的实践理论风格。这种风格的理论深深根植于实践沃土,因而对于实践富有极强的推动力和号召力。

    第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论。

    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在邓小平看来是内在一致的。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实践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要人民群众认清了我们党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以饱满的热情和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投身实践,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因此,邓小平总是把尊重实践同尊重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把尊重群众同尊重群众利益统一起来,认为群众的利益是历史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成果,不能离开成果来谈论历史的、实践的活动。历史的主体与所获成果是统一和一致的,尊重实践就必须尊重群众的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邓小平一贯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和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这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态度,使邓小平理论客观上保持着一种理论创新的机制和条件,他通过这种机制和条件,不断从新鲜实践经验中提炼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理论不仅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而且最深刻、最现实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科学理论。

    第四,及时调整对于事物思考基点和阐释框架的实践思维方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实践思维方式,就是对世界、对事物采取实践态度,进行实践思维,保持思维的开放性、立体性、灵活性,它是与直观的、先验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崭新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本人及其理论,总是能够随着事物和实践的发展及时正确地调整思考基点和解释框架,对发展变化了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理论说明。正是靠的这种实践思维方式,才能够提出像“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新论断,不要搞“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大胆地试和闯的“发明”,“一国两制”的新构想,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建构”,等等,这些都是以实践思维方式来观照现实,破除直观的、先验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理论思维创新,其中,每一个理论观点的提出不仅带来理论的创新,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实践发展。实践思维方法的灵活运用,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的最大结合,坚持和不断发展这些结合点,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把这些结合点联结起来就构成被实践证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五,躬身实践,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实践活动。

    从1984年邓小平到南方三个经济特区开展调查研究算起,到1992年春不顾88岁高龄,亲自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为研究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改革开放步骤亲自做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正如他到南方所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它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并为特区平反:“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国访问考察实践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他到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到过朝鲜等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于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现代化大生产,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什么是现代高科技等等问题,有了亲身的感性认识。无疑,这对于他胜任“总设计师”的重任大有裨益。他善于从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思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同他亲自开展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  (作者肖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贺金瑞为肖前教授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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