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和最近的《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都突出地向全党提出了学风问题，可见学风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重要”的问题。

    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包含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体系中，体现和贯穿在他的革命实践中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更是堪称全党的典范和楷模。

    党的十五大的灵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了使全党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和精髓，以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非常有必要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一

    邓小平同志集中了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就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概括了四个“因为”：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只要深入学习领会就不难发现，江泽民同志的四点论述，既精辟地回答了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同时也深刻揭示了贯穿于这一理论中的理论创立者的思想方法和学风特色，揭示了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任何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都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当然离不开前人的理论成果和全党的智慧，历史条件、时代主题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等诸方面不可或缺的客观基础。但是，无疑也离不开邓小平同志的雄才大略和开拓创新。邓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即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显然是他在理论上开拓创新的力量所在，是他作出杰出理论贡献的内因。

    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鲜明特色和其在邓小平理论、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邓小平学风的精髓和灵魂。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目共睹：邓小平同志讲得最多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为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两句话，既是邓小平同志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辟阐释，又可以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集中展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以来的革命实践、丰功伟绩，从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到否定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否定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似乎都可以用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冲破禁区、突破陈规、开拓创新、超越前贤，正是来自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赋予他的大无畏勇气和远见卓识。

    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但始终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是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是邓小平想问题、干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也是邓小平学风的又一鲜明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巨人。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充满令人惊叹的深邃的理论见解和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邓小平没有写过哲学专著或哲学论文阐发他的哲学思想，《邓小平文选》中的文章大多是谈话、对话，使用的语言大多是很朴实的语言，谈及的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怎么看、怎么办。这是因为，邓小平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从来不是为了建构什么理论体系，展示个人的睿智和英明，而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从《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思维和创造始终是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展开的，每一个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都直逼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关键环节。比如，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我们在文件中、口头上并非不讲从实际出发，可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既没有认真的分析，更谈不上清醒的认识，这才导致超越阶段的政策失误不断发生。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人们对国情有了科学和准确的把握。再如，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一度竟把“一大二公三纯”和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甚至还出现了“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极谬说法。是邓小平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科学，使我们国家迅速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再如，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可如何实现并没有找到可行的途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找到了现实道路。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建树，都是既坚持不丢老祖宗，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三个“着眼于”的成果。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邓小平理论非常解渴、管用，显示出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无比威力，也才使得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日常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普遍接受和由衷信服。

    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思考问题，也是邓小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是邓小平学风的一个特色。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又有对当今世界现状的横断分析，既紧紧围绕中国的实际，又紧扣住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脉搏。比如，我国过去过高估计了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紧迫性，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以致在备战上耗费了过度的精力和物力，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是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国际形势进行观察和分析，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有可能的，“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强调我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又如，邓小平敏锐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形势大转折给我国提供的机遇，强调“机会难得”，要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正是与他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紧密相联的。又如，邓小平同志看到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深刻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从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强调要把教育和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就使得邓小平的理论具有历史性、世界性的战略高度，具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摄人气慨和“海纳百川”的博大容量。

    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还可以看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新经验，是邓小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又一鲜明特点，也是邓小平学风的又一特色。邓小平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深化和扩展的。他热情支持、保护、鼓励、引导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办法、新举措加以梳理和概括，进行理性加工，从零散到系统，由具体到一般，抽象和升华为规律性的东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本是农民自发的行动，邓小平对农民的这一创举热情鼓励和支持，称赞它“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由此形成了农村的一个大政策。邓小平自己也常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扎根群众实践的典范。而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又为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邓小平同志的这种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思想方法，就象一根红线，贯穿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说，它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中最富有特色、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的精髓。从理论创立者的主观条件角度讲，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邓小平才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角度讲，就一定要按江泽民同志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中所要求的那样：“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学懂弄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二

    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段话语，集中地展示了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一切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是实践的科学。它实事求是地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不附加任何的外来成分；它第一次把生活的、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第一次指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它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所指明的社会发展的规律，绝不是什么“天才”的主观臆断，而是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是严格按照客观事物本来面目得出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必然是开放的、发展的，“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穷其毕生精力探索真理，目的不是要去构造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要为人类的实践提供指导。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早就向人们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并告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应用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还具体地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运用，首先要“美国化”。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当有人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时，马克思声明说，这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污辱。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评某些社会主义者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能救世的教条。这些人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教条主义形式上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恩格斯不无讥讽地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瘙’。”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不仅总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不断纠正自己的观点，反复修正自己的手稿，并且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科学地预言：“我们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以极为轻蔑的态度修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一个半世纪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当一个党，一个国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用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反之，搞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时，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硕果。列宁当年没有囿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设想，而是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发生并取得胜利的结论。表面上看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恰恰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因而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在马克思、列宁的本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如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现成“药方”，也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热情地赞扬过的巴黎公社式的与列宁成功地实践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那种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独特战略理论，这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次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才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不仅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作了新的概括，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时代精神和革命风格作了新的阐述，并且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才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一个新台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的苏联教条地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表面上看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恰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因而使社会主义在苏联遭遇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我党早期，由于王明等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知生吞活剥外国的经验，脱离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从５０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制定政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所谓的“两个凡是”，也使我们付出了两年徘徊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贯彻到底，晚年长期脱离实际，又听不得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着前无古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为共产党人，搞的是社会主义，老祖宗当然一定不能丢，丢了就要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毕竟已不是当年的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毛泽东时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毕竟是当年老祖宗们没有面对过的新的世界、新的发展、新的实践和新的问题。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列宁逝世七十多年，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实际生活发生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剧烈、深刻变动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可以用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而应当以邓小平同志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民。

    三

    应当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倾心竭力的倡导、推动下，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影响和感召下，我们全党不仅迅速走出了当年那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可悲的学风误区，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在党内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已初步形成风气。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年来，非马克思主义的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学风在我们党内并没有根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薪尽火传，根深蒂固的“左”的东西时隐时现，不断给改革开放造成恼人的干扰。有些同志，或者沉缅于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无视中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思想仍然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观念上，对生气勃勃的改革开放总是不那么理解，看不大顺眼。如果这些同志光是自个儿坐在家里忧心忡忡倒也无碍大局，问题是有的人偏要从他头脑中那些僵死的原则、概念出发，从老祖宗的本本里寻章摘句，对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新创造，横加指责，乱扣帽子，引发了一场又一场争论。这不仅无端地增添了人们的思想困惑，还弄得一些有心改革的同志心里不踏实，“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放不开手脚，致使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二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些大的争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学风问题的重要很有意义，对于我们摒弃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也很有帮助。

    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如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可在２０年前，它却曾被一些同志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指为洪水猛兽。当时，一些同志抱住原来那种“左”的超越阶段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放，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尊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唯一实现形式来“捍卫”，激烈地指责“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上的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有人说：要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来“保持革命晚节”。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甚至扬言：“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这样一种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势，曾一度给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阻力，致使一些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的干部群众担心秋后算帐而发生动摇，而那些还未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更对包产到户疑虑重重，望而却步。是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５月同中央负责人谈农村政策问题时，热情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中央几次下发文件，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１９８３年中央１号文件更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才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壮了胆。与此同时，群众的实践有力地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的实际，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力。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第一年人均收入增长６倍，粮食产量是过去７年的总和。四川省实行“包产到组”，１９７９年增产粮食１０亿多斤，成为全国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的一个省。中央的精神、实践的证明，使其他各省先后动了起来，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农村改革浪潮，到１９８３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方式在我国确立起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抛弃。这个“确立”和“抛弃”的结果是：１９８４年，全国粮食总产突破８０００亿斤大关，人均８００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村的生产面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在这一系列事实面前，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才基本划上了句号。

    围绕“经济特区”的争论。“经济特区”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支持下搞起来的，由于它是老祖宗本本上找不到的全新创造，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非议、责难。有人认为，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地，而是培育资本主义的温床；有人担心作为旧中国屈辱标志的“租界”又回来了；甚至有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内地是半资本主义。总之一句话，特区姓“资”不姓“社”。在特区建设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时候，１９８４年初，邓小平同志到深圳等特区视察，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视察回京后，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极大地鼓舞了经济特区的建设者。在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支持下，经济特区大胆试，大胆闯，通过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途径，成功地实现了在经济发展中先行一步。深圳等４个经济特区，这些原来落后的小镇以至荒滩，不长的时间就变成了楼宇林立、市场繁荣、人民康乐的现代化城市，８０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３２％，地方预算的财政收入年增３４％。增长速度不仅在全国居于首位，也超过了为人称道的亚洲“四小龙”，令世界为之惊讶，以致美国舆论界把深圳称为“一夜崛起之城”。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象征，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兴办经济特区的思路和政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党中央及时总结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把特区政策和做法推广开去。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０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开放１４个沿海城市、开辟沿海开放区、成立海南省、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一系列决定。与此同时，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犹如雨后春笋，在沿海、沿江、内陆开放城市中建立起来。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实行的政策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比照经济特区而来的，实质上是经济特区在各地的延伸。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经济特区，明确指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党的十四大也对兴办经济特区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全党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共识。关于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至此终于偃旗息鼓。其后，有关经济特区的争鸣虽也有过，但争论的焦点和主题已不再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了。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布尼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历经了整整１３年的时间。由于这个问题事关改革的全局和方向，因而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争论时间最长、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传统观念既有经典作家的本本作理论依据，又有前苏联和我国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现实模式，这就决定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然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早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１年间，一些经济学家就冲破传统观念的旧框框，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但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和激烈抨击。反对者认为：上述的主张“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张的批评，时强时弱，一直延续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夕。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这个决定“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把我国经济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形式和手段，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便呼之欲出了。然而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之后，批评改革的“市场取向”的声音又大量出现，指责搞市场经济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集中表现，会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误入歧途。但是，１４年的改革实践非常有力地表明，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比拟的，它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使得社会商品日益丰富，人民也得到了实惠。１４年的改革还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哪一个地方的市场作用发挥得好，那个地方的经济活力就强，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快。反之，那里经济发展就慢。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又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些分歧、争论，我们可以看出，种种争论和看法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书本标准和实践标准之争，都是社会制度属性标准(或曰生产关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之争，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即不同的思想方法、学风之争。它们在无形中形成了影响改革开放的一个个“结”，每解开一个“结”，我们的思想就解放一步，我们的胆子就大一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上一个新台阶。而每一个“结”的解开，又都是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结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和仔细咀嚼。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说过：“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改革开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产生了，所以学风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可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认识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任务更加艰巨，还将面临这样那样的分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把由争论而引起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党同志应以史为鉴，，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好地求得共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四

    新的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已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前所未有的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已经历史地压在我们的肩上。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内的学风端正不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头不对头，直接关系到党的十五大精神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远充满勃勃生机，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而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必须解决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有一个良好的学风。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靠主观愿望不行，靠质朴的感情也不行，必须靠对这面旗帜的性质、地位和指导作用的科学认识。邓小平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条文的机械照搬，它是小平同志和我们全党在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取得的许多新的认识，掌握的许多新的规律，从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乃至产生飞跃而形成的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创造性；既包含了原有理论的科学内容，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就使得有着不同学风，以不同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邓小平理论有不同的认识、评价。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和理论，才会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才能既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延续性，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又充分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内容上的扩展、现实性的增强和科学性的提高，才能够真正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才会自觉地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教育人民、指导实践，遇到任何困难和风浪都不动摇。反之，如果学风不端正，热衷于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空谈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当成僵死的教条和时髦的词藻，就很难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境界，很难学懂弄通邓小平理论，轻者只能是口头上高举而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背离邓小平理论，重者甚至会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对邓小平理论不那么赞同，有疑虑乃至偏见。这样，又怎么谈得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呢?

    党的十五大重申并且进一步强调，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离不开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很短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还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实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那种从发达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而首先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和挫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进与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认识不认识、把握不把握这个基本国情，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就会大不相同，产生的结果也必然大相迥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清醒地认识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要做到清醒认识、正确把握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学风，否则是绝不可能的。有两个很显然的道理：其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不是哪个人头脑里先天的、固有的产物，也不是什么人坐在书斋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观察现实，分析国情的结果。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因为它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从“老祖宗”们那里是找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未来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这一分析是基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作出的；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像我们党这样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两点就决定了只有立足现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对这一科学论断有起码的认知和共识。如果与之相反，不是立足现实，而是脱离现实，立足本本，立足于自己心目中感兴趣的那些概念、公式、条条，不但不可能认清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甚至可能从认识上到感情上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格格不入、南辕北辙。要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正如有人说的，邓小平理论是“魂”，初级阶段是“根”，我们党现行的所有方针、政策，都是体现这个“魂”，长在这个“根”上的。对这个“根”的认识出了问题，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年里，有些同志对我们的现行政策总是感到不那么对头，总是感到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不符合马列，甚至对邓小平理论不以为然，根子就在于对我们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认识不对头。很多争议包括党内的很多争议，比如国有经济问题、股份制问题等等，根子也在这里。

    党的十五大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五大精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五千万党员和１２亿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要实现这“思想统一”、“力量凝聚”、“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就一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定要在全党进一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党的十五大在这方面是个典范。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非常显著、鲜明的特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的报告，自始至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红线。报告不仅明确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而且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真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国情，进一步强调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全面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纲领和路线，对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精辟分析，实现了一系列理论突破，集中地代表了我们党在理论认识上所达到的新水平。这就决定了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十五大的精髓，才能准确深刻地理解十五报告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才能真正把十五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如果学风不端正，即使形式上学了不少遍，也难以发现报告中一系列有突破意义的论述，更难以深刻地领会这一系列突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思想僵化，严重脱离实际者，还可能对十五报告的一些理论突破，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突破，诸如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对公有制内涵、“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的科学界定；创造性地把所有制性质与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提出了寻求公有制多样化实现形式的任务；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由“对立”、“补充”向“共同发展”的转变；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感到难以理解，甚至产生疑虑。这样，怎么谈得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五大精神呢?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最关键的在于学以致用，在于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工作把十五大精神化为生动的改革实践，全面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而能不能做到学以致用并且用得好，关键又在于有没有正确的学风。如果学风不端正，还是抱住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观点不放，醉心于在那里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终日里查书查典，谁是这样说的，谁是那样说的，你说他引的不对，是断章取义，他说你引得不准，是歪曲原义，争来争去，就把时间耽误了，机遇丧失了；或者学习只为了摆样子、给人看，只是把十五大精神挂在嘴上连称“好箭好箭”，却不肯花力气、费心血去射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之“的”，在形式主义上耗费光阴，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习惯当思想懒汉，满足于照本宣科，说来说去都是文件中的话，也谈不上把十五大精神化为实践，迈不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步伐；倘若，对十五大精神不认真学习，浅尝辄止，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不深入研究，若明若暗，只凭主观热情和想当然，搞一哄而起，一刀切，一阵风，违背客观规律，还可能糟蹋老百姓的血汗，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只有像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在党内努力造就一种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五大精神的基础上，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大无畏的胆略面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矛盾，着眼于十五大精神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被右的特别是“左”的议论所迷惑，开阔思路，大胆去闯，大胆去干，并且坚持科学精神，在实践中去找出解决问题、矛盾的新办法、新途径，才能抓住机遇，开拓前进，把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胜利推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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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中国兴旺发达的关键在党，民族全面振兴的关键在党；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担负着庄严的历史责任，历史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向世界有力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比生命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生命力。让我们以邓小平同志为伟大榜样，自觉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永远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法宝，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