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褪色

作者许 海  网站编辑sxs23  来源前线网——《前线》  日期2017-04-10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大行其道,不仅被奉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策,更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受此影响,中国也不乏主张按照上述“三化”路径进行经济改革的言论,甚至把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广泛流布的同时就广受质疑,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其衰落势头更加明显。新自由主义的逐步褪色,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去放任归干预:“新自由”进入下降周期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经济理论出现的,谓之“自由主义”,是因为它同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紧密关联,如它们都在“利己”这个根本人性假设下,相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能力,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等等。由于理论基点的相通,新自由主义属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版,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较之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时代背景新,前者适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是适应资本原始积累需要的理论;后者盛行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阶段,是为缓解国内“滞涨”危机和实行国际扩张服务的理论。二是理论内容新,前者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自由放任,还带有新理论在创立时期易有的“片面深刻性”;后者可细分为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不仅在学理上更加专业化,也相对更为圆通,虽然反对“全面干预”,但并不“全面反对”干预,而且把自由主义原则扩展到更多领域。三是内在性质新,前者可谓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已远不仅是经济理论,更是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为垄断资本主义国际扩张服务。

  正是这些相同与不同,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命运。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围绕注重“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先后产生过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经济理论,各自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作用。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因而,这些理论往往成为满足当时需要的“周期性理论”。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约40年,因引发“滞涨”危机被新自由主义取代。虽然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带来经济虚拟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新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否定过度自由放任,重申国家干预政策,新自由主义于是开启了其运行的“下降周期”,由盛转衰成为必然的趋势。

  从繁荣到衰落:“泛自由”酿造国际苦果

  自创立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由学术而政治化、国际化。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给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带去了灾难性后果。

  由于地缘接近,拉美国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男孩”占据了许多拉美国家要职,实施改革。由于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国有资产,少数人一夜暴富,在短暂的泡沫破灭后,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曾被誉为“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在实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后,几乎卖光了国有企业,导致经济被外国控制,结果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出现全国性动乱,曾经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急剧下降到拉美国家后几位。

  在欧洲,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不久,根据“哈佛方案”,实行“休克疗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西方化等。结果不到十年时间,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社会动荡不安,丧失了昔日苏联的强大基础,绝大部分产业至今尚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

  在西亚和北非,以埃及为例,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埃及的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日渐成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2008年曾被西方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如今面对的是产业结构畸形、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还有一些国家因“改革失败”,甚至沦为国际难民和恐怖主义的源地。

  借经济行政治:“后自由”暴露真实本质

  列宁曾经揭露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性,指出“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后重拾的自由,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打包政治,继而为其意识形态服务的“自由”。

  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是发展中国家通向灾难的理论推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到处推行新自由主义,其动机并不在于帮助他国发展经济,而是“圈地掠夺”本性的国际延伸,是“利益至上”思维的世界复制,更是在“本国优先”前提下国内危机矛盾的全球转嫁,意图使对方成为资本主义跨国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自己则稳固享有“宗主国”的超值利润。事实证明,在许多实行“新自由”改革的国家,留下了民族经济凋敝、产业链条断裂、生态环境恶化的烂摊子,通往“自由”之路实际上成为通往灾难之路。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是借全球化之名推进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策略手段。虽然新自由主义总是以“纯粹经济”面孔出现,但少数国家常常利用经济手段,引诱或压迫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改革,要求以“民主政治”保障市场经济,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的根本目的,是固化以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巩固发展其既得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防止陷入其圈套。

  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是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思想工具。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在国内再度重视国家干预调控,以此开辟“第三条道路”。但其对外却加大宣传力度,在其他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制度安排同时具备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工具。

  当前,我们要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实现人类和谐繁荣的全球化做出新的“中国贡献”。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褪色之旅,乃是一些国家真正的通往自由之路。

  (作者:许海,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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