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红旗》杂志

作者苗作斌  网站编辑韩福  日期2011-08-11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曾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地引领《红旗》走出困境。1983年又为《红旗》杂志题词,为《红旗》指明前进方向。现据我个人了解到的,记述如下。

  主持《红旗》杂志第一次编委会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在中央关于主办《红旗》杂志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两次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批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编辑小组和上报名单,并及时提供稿件。接着,邓小平又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红旗》杂志第一次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宣布编委会的成立和分工,研究组稿、写稿问题。这个编委会由36人组成,成员是党的各方面的领导和党内一些专家。在这次会上,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工作人员在通知编委开会时,把编委、理论家李达误当作副总参谋长李达通知了。那天,副总参谋长李达到了会场才发现不对,邓小平说,既来了,你也坐下听听。

  邓小平还在百忙中审看了《红旗》发刊词。可以这样说,《红旗》杂志的奠基工程和开篇,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对《红旗》作好国际宣传提出要求

  党中央对《红旗》杂志的国际宣传给以特别的关注。据有的材料讲,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1960年成立了国际组。当年5月,邓小平审阅《红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最后胜利属于日本人民》清样时,批示《红旗》:“以后遇有国际重大问题,都应该写些评论,而且尽可能要求理论性较高一些,以区别于《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个要求既重要又明确。所谓理论性,就是作者不仅对于所论国际问题了然于心,而且要有分析,有论证,让人看了,不仅知道事情的原委曲直,还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当时《红旗》在中央指导下,刊发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能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文章,值得我们珍惜和总结。

 关心《红旗》编辑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邓小平很关注《红旗》编辑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1960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办好《红旗》,要从各个学校、各个地方抽调一批有培养和发展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当年就调进十几个人补充进编辑队伍。1961年,邓小平针对《红旗》编辑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作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一些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及中央其他理论宣传部门。为此特地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会,商定人员调动事宜。后来落实共调52人,其中有21人调给红旗杂志社,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这些人经过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锻炼,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党宣传理论工作的骨干。

  邓小平说:《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一些文件起草工作的时候,曾指出,在座的都是熟面孔,希望以后多见到一些新面孔,要培养年轻人学会写文章。部队不是提出这个要求吗?学写文章,派人到《红旗》去学嘛!《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中央军委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从1960年开始,每年都从各总部、各大军区抽人到《红旗》学习,每批四人,时间一年。这一举措一直到1964年。以后因搞“四清”而中断。

  邓小平对《红旗》的要求和评价,极大地鼓舞了编辑人员。当时编辑部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写作空气,人人都把研究、写好文章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干。每个人都有读书、写作计划,各个业务编辑组都把自己成员的写作当作组内一项任务来组织落实——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集体的一项任务来对待。编辑部定期召开编后会,来交流编辑及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及经验、问题;还举办各种讲座,请专家、学者讲学,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研究、写作能力。社领导及时传达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常就文章选题、文章写作、文章修改等方面问题,给编辑人员以具体而全面的指导。他们还主持每期重点文章的修改,吸收一些年轻的编辑人员参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有力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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