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作者彭宏伟  网站编辑王艳  责任编辑杜梅萍  来源前线网--《前线》杂志2017年第9期  日期2017-09-08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完备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实践方面,我们勇闯禁区,把资本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筑起了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基础和经验基础;在经济理论方面,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突破传统的束缚,着力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资本,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创新政治经济学,构筑起了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关键词] 理论自信;新型资本;实践经验;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0;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09-0029-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勇于实践、坚持理论创新而逐步建构起来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为支柱,构筑了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的革命和飞跃,推进人类思想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把一切经济形式都视为资本,甚至把资本无限扩大到人本身——人本身等同于资本,资本家是资本本身,工人也是资本,彻底混淆了资本的界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非资本共存,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马克思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予以说明:钢琴生产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是不算。因为钢琴生产者再生产出资本,而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其劳动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确实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非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并非生产资本的劳动,因而属于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即属于满足自我需要的个体劳动,不属于资本的生产。如果演奏者从属于某个资本,为资本家获取利润而演奏时,才属于生产劳动,才属于资本范畴。同样,“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这时,教员的劳动属于增殖资本的劳动,教员的本质是雇佣工人。

  也就是说,如果某种劳动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面,即生产了资本,就是属于资本范畴的雇佣劳动,否则就不是。是否属于资本范畴的劳动,与劳动产品的性质没有本质性的关系,与劳动者是否属于生产者阶级也没有本质的关系。在非生产阶级中,如律师、钢琴家、医生、教师、科学家、学者等,他们提供的服务,如果从属于资本而获得工资,则属于雇佣劳动;如果是脱离资本而获取个人收入,则属于非资本生产。在生产者阶级中,例如,农业生产,如果是通过个人劳动获取财富满足自己的需要,则属于个体劳动;如果个人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殖而获取工资,则是属于资本生产。

  可见,资本与非资本是泾渭分明的,如果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关于资本的研究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对此,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资本,并把资本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意志的、有边界的社会有机力量,进而以资本为中心构建全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所谓的资本,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拥有独特的性质,它不仅表现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而且超出了经济界限而表现为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力量等等,即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资本化的双向变化过程,从而对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政党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文化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资本作为社会有机体,必然经历一个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资本还具有适应性的特点,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必然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而不失资本的本质。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资本的社会效果必然有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资本,显然是错误的。特别是,资本具有独特的精神和意志,以指导自身的运动。它既能够依据客观环境的实际状况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以适应环境,也能够改变客观环境,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的社会要素,由此构成了资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把资本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式中区别开来,进而研究资本的特殊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作为一种异质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是传统社会的破坏者而备受打击和压制。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资本主义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但绝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不仅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上升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恣意表现自身的本质。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力的承担者,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直接等同起来,发展资本就等于发展资本主义,进而导致这样一个错误的推论:资本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任何形式的资本,割除一切资本主义的“尾巴”。显然,这种论调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确实,马克思没有研究资本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其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为后人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预留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二者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创新

  把资本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把资本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观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曲折漫长的实践探索,才最终得以确立,构筑起了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下从事经济建设,基本谈不上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经验为鉴,创作了总结中国经验的论著《论十大关系》,其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实质是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这对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到重要的作用。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更加深刻地考察当时经济问题,明确指出:“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毛泽东同志认真地研究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对私人资本采取简单的排斥和否定的态度。遗憾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逐渐偏离了当时的基本方向。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我们党逐渐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完全拒绝资本,带来了巨大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但是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不足,特别是在“赶超”策略的影响下,犯了急性病,片面地强调政治手段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的作用。

  从发展阶段看,我们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彻底消灭资本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高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简单地依靠政治动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资本问题,放弃原有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摸索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依靠资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上看,中国经济在资本的推动下,经受住各种考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利用资本而倒退到资本主义。相反,我们依靠资本,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实践表明,资本与社会主义可以良性地结合在一起。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资本的社会作用具有二重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增殖自身价值的工具,也是造成社会对抗的总根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就要发挥其积极作用,把资本改造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在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完善起来,理论自信有了强大的实践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和发展资本,依靠资本,建立新型经济体系,并以资本为主要纽带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地突破原有的经济理论范式,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的升华。

  邓小平同志突破传统思想的羁绊,率先从实践上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指出利用资本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使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创造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可能。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他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把经济学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学问的束缚,推进政治经济学走向符合人民需要的历史道路上来。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困扰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基本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市场与计划关系论等等,进一步确立了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资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深刻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为理论界和学术界构建新的学科体系指明了方向,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达到了新的境界。

  当代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的要素,为全社会提供各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要有私人资本、私人资本的联合、国有资本及其混合等形式。资本体系的主导力量和主体部分都是私人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联合。国有资本虽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公共性,但是,其社会职能仅仅局限于满足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对整个资本体系没有主导性。另外,国有资本经常会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摇摆不定,而且,由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有资本的核心目的只能是服务和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表面上的独立掩盖着实质上的附庸本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形式更加复杂。按照资本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两大类,至于混合资本,其占据控制地位的成分不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公有资本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政府代表人民经营管理企业,因此,公有资本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性、公共性是其首要性质。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利润是资本存在的本质,公有资本并不例外。公有资本需要研究市场,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战略目标,转化为满足市场需要这一经济目标,实现战略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因此,公有资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活动,把社会性、公共性放在首位,不能把自己混同于非公有资本而把利润放在首位,偏离了正确的目标。同样,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一样,必须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利润目标,不断改革,站在经济潮头,强化竞争意识,提高竞争能力,调整自身结构,采用最新科技,引领经济发展方向。

  各种形式的非公有资本是资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把利润放在首位,体现私人资本的本质,有时会为了利润而不惜违法乱纪。但从主流上看,非公有资本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已经成为推动当代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利润目标在市场中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日趋完善,极大地增强了非公有资本的安全感,使之实现了更大自由,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市场机会;在市场中,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往往处于不同的市场领域,这二者以市场互补关系为主,正面竞争关系为辅;非公有资本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不断提升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担当者,越来越多的非公有资本放弃单纯的利润目标,主动引入社会目标,承担社会责任,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资本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总之,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构筑理论自信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KDA005〉、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彭宏伟,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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