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王中汝   网站编辑丁莉莎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日期2011-08-17

  摘要: 让人民群众体面劳动、体面生活,是党和政府向全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影响人民群众体面劳动、体面生活的最大因素,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这种扩大是在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其根本原因是,难以发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所要求的按劳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市场经济要求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又存在重大缺陷。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实现人民群众的体面劳动与体面生活,需要在完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的同时,深入思考并实践马克思所讲的按需分配,在此基础上推进收入分配方式创新。

  关键词: 收入差距;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按需分配;体制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以劳动者报酬为主的居民收入持续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对此,党和政府向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努力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1],“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现阶段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发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锁钥,要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从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体制上去找。

  一、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历时性原理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资料只是价值形成或劳动实现的必要条件,其本身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别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3]。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4]。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剩余产品表现为“无酬剩余劳动”,被奴隶主、封建主等以“超经济的强制”[5]方式占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剩余产品只能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

  商品生产与交换,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普遍化”,“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劳动,由于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表现为雇佣劳动,仅仅是资本、土地等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7]。马克思所讲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事实上,这个原理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商品经济。在小商品生产中,生产者既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商品的两个部分即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和作为剩余劳动的部分,难以区别开来,都归商品生产者所有。与此不同,只要生产要素为不同所有者所有,无论这些所有者具有什么性质,是私人还是国家、集体,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就要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既公平又不公平。对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而言,按要素分配是公平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从根本上要求各种商品所有者(包括劳动力)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8]然而就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来说,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凭借对不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按要素分配又是不公平的。从逻辑上讲,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即“取决于利润”。[9]这必然导致下述情形:“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就是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必然结果。

  然而,规律及其结果的实现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在谈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指出,“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做趋势下降。”[11]关于一般利润率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不能否定在某些具体情况下财富与贫困两极对立发生缓和的可能性。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条件下,“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12]。所谓的力量起决定作用,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较量。“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13]换言之,尽管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趋势的实现过程受制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后者又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14],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进而实行按需分配,才能保障每个人的体面的、有尊严的“像人一样的生活”。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资料分配方案。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5]。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的程度,消费资料的分配还必须以劳动为尺度,实行按劳分配的方式。从不同人的需要的角度讲,这种分配方式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不同的。只有在生产力已经发达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按需分配,是以需要为尺度的消费资料分配。按需分配方式,才是真正的以人的发展需要为根本尺度的分配方式。

  二、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在中国的共时性存在

  依照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历史进程的基本逻辑,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两种收入分配方式不能同时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运行上,中国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性,决定了按劳分配应该是收入分配方式的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则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包括按生产要素在内的分配方式。

  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资料等只是劳动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不创造价值。在按劳分配中,劳动者应该得到所有的新价值或产品,用于生产折旧、扩大再生产、公共消费等方面的价值本质上也归劳动者所有。而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劳动”仅仅是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者得到的只是工资,即补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剩余产品被资本等生产要素占有。如果资本等生产要素归劳动者所有,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劳动者权益采取了不同的实现途径。问题在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归生产者所有。这样,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劳动”,就区别于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内在紧张。两种“劳动”之间的紧张,必然导致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潜在冲突。

  然而,历史却是实际发展进程向理论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以俄国为首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在建立政权后,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特别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落实在实践层面,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以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7]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不同的,劳动的质和量也是不同的,那么如何衡量每一个劳动者的贡献呢?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劳动者凭借其劳动时间从社会领取凭证作为其提供劳动的证明,并从社会领取消费资料。在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的条件下,手持劳动凭证取得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非不言自明。在实践中,这个设想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计件工资、个人物质激励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计时和计件相结合并偏重于计时工资的分配模式的理论基础。于是,按劳分配演变成低效率、扼杀个人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分配。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不发展多种所有制不行,不采用市场经济也不行。

  在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中国人依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劳动价值学说的真理性。这样,就出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依据,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如何理解这个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经过十余年的企业改制,国有资产在数量上已不再占优势,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大为增强,并被人们诟病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且“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受社会有效监督与制约的股份制与混合经济尚未完全建立。鉴于国有垄断企业支配国有资源并在内部实行畸高分配,以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按劳分配从何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与按劳分配理论具有真理性,但在实践中尚未发现有效的实现途径。就中国现阶段而言,能够体现按劳分配的制度安排是缺位的,否则就难以解释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劳动者报酬却不断下降的事实。在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中国提出要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在非公经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情况下,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身就暗潜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遏止。一是通过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即主要雇主协会、工会等组织之间关于劳动条件、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博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确定生产要素“贡献”的过程。至少在参与博弈者看来,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公平的、可以接受的。二是通过发展社会事业、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再分配措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中国在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同时,受制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管理体制、利益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影响,工会等组织在确定生产要素“贡献”方面的作用并不大。至于最低工资等劳动保障措施及相关法律法规,并非市场主体博弈的实际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压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被动判断社会情势的产物。就此来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本身也是不健全的。另外,由于民主法治不完善,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问题尚未受到根本遏止。按权力分配,无论是非法的还是半合法、半非法的,都是对国民收入的额外分割。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在中国的共时性存在,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列宁曾经说过,“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辨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8]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要求实行按劳分配,满足人的需要。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刺激相关生产要素所有者投身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然而在实践中,按劳分配难以发现有效途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存在根本缺陷,由此导致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特别是劳动者报酬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

  三、创新分配方式,实现公正分配

  经济的市场化、商品化、社会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按要素贡献分配,应该成为最基本的分配方式,而不仅仅藏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影子之中。确保按生产要素分配成为基本分配方式,体制设计的重点在于确立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在静态的技术层面,人们当然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测量不同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但从根本上讲,“贡献率”却决定于相关市场主体的博弈。与此同时,基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真理性的认同,尽管目前这个阶段还做不到所有新创造的价值归劳动者所有,但也应该通过其他渠道确保劳动者的权益,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精神。党和政府提出的体面劳动以及有尊严的、幸福的、体面的生活,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制来保障。

  从市场主体的博弈来看,当前中国社会亟需强化的是工会的职能与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的职能偏重于党和政府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职能更多的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工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的“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与“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工会的利益代表职能严重滞后于实践的要求。1995年中国开始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一直不很理想——“现在虽然有七八成的企业都搞了工资集体协商,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只有20%”[20]。2010年发生在广东、天津、大连等地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停工事件,非常清楚地昭示了工人队伍的新变化,包括维权意识的高涨、自组织能力的提高与信息化时代组织手段的便利,同时也暴露出工会组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不适应。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基层工会几乎失语。工会组织的市场化转型迫在眉睫。按生产要素分配,如果缺乏工会等劳动者组织的真正参与,最后就会变成导致两极分化的“按资本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的教导,即“教会”工人“自己走路”[21]。

  通过市场主体的博弈实现按要素分配的公平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所要求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有效的按劳分配直接实现途径尚未被发现,但我们必须以曲折、间接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者地位。尽管不能把马克思所说的“按需分配”理解为“平等满足原则”或“平等福利原则”[22],但考虑到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很难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差异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不是向着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按需分配”的迈进。马克思所讲的按需分配,并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并不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的产品和服务”,而是指确保身体健康、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性消费”的满足与“现有需求的饱和”,确保“每一个人吃饱穿暖、受到教育、在现有的医学条件下使疾病得以治疗、得到最低水平的体面的住宅”。[23]尽管上述目标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但这种实现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的基础之上的。撇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不论,就中国而言,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满足教育、医疗、住房等人民基本需要的阶段。

  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不同市场主体实际上就是各自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公民群体。重视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理性互动的权利,是以人为本的真义与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政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确保人民的基本需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也是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实现形式的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来看,分配方式的变革,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落在实处的重要制度设计。从实践上看,这种制度设计及其实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并使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基本价值落实到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现实层面,并没有贬低马克思主义,反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劳动者能够体面劳动,能够过上有尊严、幸福、体面的生活,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体现。这里的政府,自然是民主的政府,能够消除自身弊病、倾听民意的具有行动能力的政府。这里的“体面”,当然也是历史限度内的“体面”,即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确保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体面生活。

  注释:

  [1][19] 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参见新华网2010年4月27日。

  [2] 温家宝《我们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更体面的生活》,参见中国广播网2010年12月26日。

  [3][4][5][7][8][9][11][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3—994页,第994页,第893页,第993页,第379页,第287页,第285页,第287页。

  [6][10][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7—678页,第743—744页,第271—272页。

  [13][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第434页,第436页,第435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9页。

  [20] 郑偌《〈工会法〉颁布60年来将迎来第三次大修订》,载于2010年8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22][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2页。

  [23][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254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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