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_——访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以十六大为起点，进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在当前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转换时刻，如何对前一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状况作出理性判断，又如何对今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两大问题。本刊就这两大重要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

    记  者：判断前一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状况，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评价，也是研究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思想的基础。请您对前一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状况进行分析。

    常修泽：我把前二十余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过程称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创阶段”，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进程而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已经明显改变：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发挥，在少数传统垄断性领域，也已形成市场力量对传统体制的包围之势，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１）就社会层面来说，所有制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确立。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已经形成雏形。（２）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初见成效：一些改制企业已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３）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发生制度性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巩固；随着市场化推进，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土地转包、转让、租赁（包括反租倒包）、置换及土地入股等多种土地流转方式开始出现。

    第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目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并由市场调节。

    第三，新型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雏形正在建立中：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形成新的格局；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已经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逐步建立。

    第四，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形成：在生产领域，指令性计划指标所涉及的领域日趋缩减；在投资领域，原来单一国有投资的格局已经打破。值得重视的是，计划、财政、金融三大手段之间协调与配合的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中。

    第五，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建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走上了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但是，也要看到，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对“初步建立”阶段的进展不应作过高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估。

    记  者：您之所以强调“基本框架”和“初步建立”，是不是因为前二十几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存在薄弱环节？或者，是不是说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性转换之际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常修泽：正是这样。我之所以强调“基本框架”和“初步建立”，在我看来，说的就是，我国前二十几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很不牢固，支撑这一基本框架的若干重要支柱，特别是现代产权制度、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整个信用制度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从总体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中尚未突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主要包括：一是产权改革滞后问题。表现在：其一，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远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问题仍未解决。不少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仍然有大量国有资产配置其间，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退出遇到很大障碍；至于铁路、民航、电力、电讯等所谓“垄断性”行业，虽然前一阶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拆和重组，但并不属于产权体系的改革，有些垄断部门甚至连这种“分拆”也未进行。十六大指出的“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迄今仍未“破题”。其二，作为细胞单位的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制度创新有待突破。考察国企产权会发现，“所有者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根深蒂固的“政企不分”以及更深层次的“政资不分”问题没有突破；国有企业产权“一家独占”和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比较严重；国有产权存在严重的滞存性，尚未形成产权流量化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所有这些都表明，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

    二是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由于要素市场不发达，导致要素市场的“双轨制”问题：资金、土地（使用权）、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市场双轨制等普遍存在，而且双轨之间的价格落差很大。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并由此引发生产要素领域的“寻租”问题。

    三是按要素分配的实现机制问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已经作为分配原则明确提出，但是，要素按贡献分配尚未“破题”。在生产要素中，除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外，技术、管理这两大要素如何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尚需要探索有效的实现形式，而且一旦切实全面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按技术和管理分配，则必然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矛盾需寻找解决途径。

    四是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问题。政府体制改革中三个基本关系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包括“越位”和“缺位”在内的“错位”现象仍比比皆是，审批制度改革刚开始启动。入世后需要树立的“国民待遇观”、“公共服务观”、“规制重建观”等在不少政府部门中尚未树立起来。政府自身改革恐怕是我们改革的“掣肘”之处。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挑战。这主要是指：其一，以信息革命和生物工程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其二，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其三，以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当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在国内市场处于短缺状态、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尚未到来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没有预计国内供求关系变动和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更没有充分考虑新技术革命对体制的影响和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从而使体制设计有先天性不足。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利益制约问题。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高度集中的模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特别是在新的条件下，它们会以新的形式来顽强地表现自己。同时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先非国有后国有”、“先商品市场后要素市场”的“边际演进”的渐进式道路，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获益状况是不同的，加之国家曾在不同范围实行过优惠政策或特殊措施，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改革进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并驾驭这些利益集团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记  者：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围绕着这一重大课题我们做了大量探索，正如您上面所谈的，有成绩也有失误。对此，我们如何从战略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后的发展建立在更为理性、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常修泽：回顾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自然引起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思考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什么“轴心”展开？改革要以促进“两个发展”，即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轴心。前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针对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而展开的，那时，所谓破除“体制性障碍”，主要侧重于破除影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无疑是重要的，而且今后这方面仍要继续破除）。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成为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趋势，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带动的新产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推动，促进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将会给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适应这些要求，下一阶段不仅要继续破除影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而且尤其要着重于破除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加快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取代落后生产力创造新的体制环境，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同时，要看到，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下一步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体制创新问题。不仅从体制上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体制上保证人民群众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依法管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

    思考之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取向？以“三化”即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作为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前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但是，总的来说，深度是不足的。在新的阶段，要着重于推进“三化”，一是深度市场化，即向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部位推进市场化，即由体制外培育非国有市场主体向体制内建立新型产权制度推进；由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由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领域推进；由微观管理体制向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二是国际化，即加快建立与国际经济规则相衔接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由加入ＷＴＯ前某些感性的经验主义做法转变为与ＷＴＯ规则相衔接的更为理性化、系统化的做法；三是法制化，即由过去比较偏重于非规范式政策调整和依赖领导者的“个人魅力”逐步提升为规范化、法制化的新体制建设。

    思考之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协调推进方略？前二十几年的改革，我们在“单项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虽然８０年代以后我们也强调协调配套，但只是在经济领域进行，而且，配套协调的程度也比较低。随着改革的深化，未来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加强，需要三个层面协调推进：

    第一层，以搭建社会保障制度为“平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所有制和企业制度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分配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自身的协调配套。随着改革向深层推进，例如企业产权、职工身份置换、政府改革等，亟待搭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平台”。

    第二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并要求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也要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相协调、配套。

    第三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共进。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相应向纵深展开，不仅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化，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难以巩固，甚至有可能付之东流。同时，还要看到，一方面在对原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常态秩序的打破和新因素的渗入，会引发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抗；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入世恰逢世界性经济衰退之际，时机并不十分有利，加之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力尚不十分强大。这都对社会稳定提出新问题。在深度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来自外力的因素，更增加了保障国家安全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要同社会稳定程度相适应，同时要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共进。

    思考之四：对当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命题中“完善”一词的含义怎样理解？“完善”一词有三重含义：一是“转轨”意义上的完善，即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使之定型；二是“动态”意义上的完善，任何一种体制都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问题，即使是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三是“止于至善”意义上的完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从第一种含义上来把握，大体与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构想的“３０年”建立起“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近。要紧紧抓住这层含义的“完善”来进行战略铺陈，至于另两层含义的“完善”并非当前进行战略铺陈的重点。当然，第二种含义的“完善”中的某些内容也应在转轨中一并考虑。

    目前以十六大为起点，我们已进入到一个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为取向，旨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实现新阶段的战略目标，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充满险阻的“历史陡坡”。中国现在所从事的旨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创新性探索。只要我们有与旧体制决裂的决心，同时又有驾驭全局、避免失控的谋略，我们就能在这场历史性的探索中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