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记载和研究也是源远流长。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牍。”①但史书关于社会救助的记载，尚不属于真正的学术研究范畴。直到民国时期，有人开始专门从灾荒、失业等各个领域分别研究社会救助的历史。近年来，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号召下，学术界呼吁打破党史和国史研究中的治史范式，加强对社会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的研究，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研究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使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研究概况
（一）相关资料的发掘和出版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千疮百孔的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灾荒和失业问题。同时，民主革命遗留的其它社会问题也困扰着新生的政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等领导人对社会救助作了诸多指示和批示。这些文件主要分散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年谱》、《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年谱》、《陈云文集》、《董必武选集》、《谢觉哉文集》等著作中，为我们研究社会救助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另外，《刘华清回忆录》等领导人的回忆录也对当年的救灾等社会救助工作作了回忆和梳理。
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的资料集主要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著《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7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册），范宝俊主编《灾害管理文库》（第四卷：灾害统计资料汇编），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49－2004）》，民政部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汇编（1949.10－1993.12）》，民政部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49－1999）》，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汇编》，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8－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共同编写《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民政部长崔乃夫编著《民政工作的探索》。此外，还有两部尚未公开出版的资料集：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汇编（一）》（内部文件，1984年9月）和《民政工作文件汇编（二）》（内部文件，1984年9月）。这些资料集，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提供了非常集中和有价值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党的文献》以及地方各类报刊杂志和地方馆藏档案也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二）相关专著。
这些专著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救助论述较多的著作。主要有孟昭华等著《中国民政史稿》、《中国民政思想史》与《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曹应旺的《周恩来与治水》，李本公、姜力著《救灾救济》，康沛竹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程连升著《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王子今、刘悦斌等著《中国社会福利史》，孙绍骋著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周秋光、曾桂林著《中国慈善简史》，高冬梅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张仁善著《1949中国社会》，杨洁曾、贺宛男著《共和国首次娼妓改造史话》，马维钢著《禁娼禁毒》，诸羽著《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娼禁毒述实》，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师吉金著《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著《当代中国的民政》，陈红霞著《社会福利思想》等。另一类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有所涉及的中共历史和国史类著作。如郭德宏著《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刘国新等著《新中国历史长编（1949－1956）》（第一卷），等等。这类著作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在国外，美国的弗里曼等人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日本学者小林弘二著《中国革命と都市の解放——新中国初期の政治过程》等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历史也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
（三）相关论文
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专题或者综合性研究。主要论文有：
1.自然灾害救助管理研究。主要有殷月兰的《建国初期抗水灾》，温艳的《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陈冬生的《建国初期政府赈灾研究》，刘长生的《1954年江淮水灾与社会救济》，刘奎的《建国初期灾害救济的措施与成效》，赵朝峰的《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度荒工作》，蒋积伟的《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述评》，许虹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简述》，王智东的硕士论文《1949－1958年曲阜乡村救灾度荒研究》，康沛竹的《当代中国防灾救灾的成就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防灾救灾理念的发展》，张凤翱的《建国初期陈云的救灾思想与实践》。
2.失业救助研究。主要有申秀婷、乔凌霄的《解放初期北京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状况及救济工作》，李营的硕士论文《建国初期失业群体社会救济研究——对建国初期天津市失业群体社会救济工作的解析》，韩勤英、苏峰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及其成效》，谢涛的《建国初期中共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对策与实践：以1949—1952年的南京市为例》，高冬梅的《1949—1952年北京市失业救助论析》，王卫民的《对建国初期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考》，袁芝萍的《解放初期上海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程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失业高峰的形成和治理》，莫宏伟的《建国初期失业知识分子的安置与救济》，郝先中的《建国初期上海对失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登记和就业安置》，周四成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失业问题的有效治理及启示》，李光田的《试论建国初期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安置》，等等。
3.对其他弱势群体的救助研究。主要有李小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管理》，邵新春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对乞丐的改造》，江沛的《天津娼业改造问题述论：1949--1957》，陈文联、刘伟的《建国初期上海娼妓的治理与启迪》，孙友安的《建国初期武汉市取缔娼妓制度》，等等。
4.对社会救助的综合性研究。主要有杜俊华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经验及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李小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研究：以1949－1956北京市为例的考察》及《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史研究论略》，高冬梅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建国初期自然性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研究——以河北省为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石家庄市社会救助研究》及其博士论文《1949－1952年中国社会救助研究》，熊凤水的《传统与现代：建国后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嬗变》，谢涛的《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等等。
5.领导人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主要有袁志平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解决就业问题的思想在上海的实践》，荣宁的《周恩来与新中国的灾荒救治》，蒋积伟的《刘少奇社会救助思想和实践研究》，尚延涌的《毛泽东治淮思想初探》，梅哲的《浅论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保障思想》，康沛竹、艾四林的《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探析》，吴中宇的《毛泽东就业保障思想研究》，张凤翱的《建国初期陈云的救灾思想与实践》，等等。
（四）观点概述
1．对社会救助对象的一般研究。对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分类，是社会救助的首要工作。只有区分不同的受助群体，才能确定具体的救助措施。关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义为弱势群体。高冬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尚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国家和社会纳入救助范围的社会群体。她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灾民、失业者、乞丐、妓女和鳏寡孤独者。②谢涛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有灾民、难民和失业工人。③高冬梅又将弱势群体进行再分为三类：社会性弱势群体、灾害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④
2．对社会救助对象形成原因的探讨。学者主要研究了灾荒和失业问题形成的原因。关于灾荒的成因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发生大的灾荒是由于水利设施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⑤而且长期的战争使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降低了人民救灾度荒的能力；此外，由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国民党的大肆搜刮，人民群众贫困不堪，丧失了救灾能力。⑥对于失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庞大的失业人口是与当时社会承前启后、破旧立新的特殊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如国民党政权的疯狂破坏，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调整，新政权的某些过激政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意识的改变，劳动参与率迅速提高。⑦高冬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既有旧中国遗留的严重失业问题，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革引起的新的失业现象。⑧谢涛以南京市为个案，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失业高峰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社会缺乏正常的就业环境；不稳定的政策对社会就业结构造成不利影响。⑨
3．关于社会救助措施、政策及制度的分析。对于社会救助举措及政策的探讨，以救灾和失业救助较为深入。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认为救灾度荒的举措和政策主要有: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通过节约捐输、自由借贷、互助生产等方式开展社会互济；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及时发放救济物资。李立志对救灾政策予以分类，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灾民的救助是以积极的救灾政策为主，消极的救灾政策与积极的救灾政策交互实行的。⑩高冬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灾政策是以灾民自救为主、并依靠多方互动从而发挥合力效用的救助政策。{11}关于失业救助举措和政策，学界基本上能够达成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生产自救、以工代赈、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高冬梅则对失业救助作了临时性救助以及就业安置的区分，认为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和发放救济金属于临时性救助的范畴，只能治标，而转业训练、政府介绍就业、还乡生产及移民则能治本。{12}谢涛以广州市为个案，把社会救助分为临时救助、常规救助和特殊救助。{13}另外，江沛以天津市为个案，对妓女的救助作了详细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妓女的救助主要是通过教育与改造，帮助其转业的措施实现的。有的学者根据不同城市救助妓女的不同过程，将各地妓女改造方式概括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14}李小尉则以北京市为个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群体的社会救助进行了研究，指出北京市遵循分批、逐步处理的方针，对乞丐群体分别采取了收容处理、思想教育、劳动改造和移民生产等救助措施。{15}
4．对社会救助绩效的评析
对于救助过程，多数学者对新中国在社会经济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基本解决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娼妓问题和灾荒问题，予以肯定。谢涛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新生政权；促进了社会就业，提高了人口素质；推动了经济发展，支援了各项事业；{16}杜俊华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增强了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17}
李小尉以北京市为例，客观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推行的城市贫民救助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如以政府包揽的全方位的救助，造成了政府投入过多，负担过重等新的问题。{18}韩勤英、苏峰也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包办的做法不利于发挥社会的自主性，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依赖。{19}
5．对社会救助理念的研究。谢涛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理念主要有：救急不救穷；确立由官方主导的社会救助思路；以发动运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20}熊凤水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救助理念作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确立的是一种传统的救助理念，主要特征是以搞群众运动的、临时性救助取代长久的制度性的救助，救助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施恩思想。{21}而有的学者则通过个案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李小尉认为，从救济理念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济，不但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发展，也是现代社会救助思想理念的萌芽。现代的社会救助思想强调的是，社会救助提供的不仅仅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资金和实物，它还提供社会力量来帮助被救助人重新获得工作，重新回归社会。这种帮助不再是政府或某一权贵的慈悲、施舍或怜悯的行为，而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2}
6．社会救助经验及启示研究。高冬梅以石家庄市为例，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其一，就救助主体而言，政府应在社会救助中起主导作用；其二，就救助路径而言，要把生活性救助和发展性救助结合起来。{23}此外，高冬梅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中的社会动员作了研究，认为社会救助中的社会动员，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员工作提供了若干启示：其一，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救助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其二，社会动员需要给予被动员者以直接的利益。其三，动员要进行严密的组织和采取切合实际的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24}王卫民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给今天的启示主要是，政策措施要适应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就业。{25}谢涛认为，用军事色彩浓厚的运动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短期内能很快见效，但是不应成为常规的社会治理模式。{26}
7．领导人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蒋积伟认为，刘少奇对社会救助的论述相对不多，但却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在思想上，刘少奇主张把社会救助工作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明确了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主导作用。在实践上，刘少奇主张实施积极的救助措施，反对单纯赈济的观点；主张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实现救助措施多样化；主张多方筹措救助资金，建立合理的救助资金分担机制。{27}梅哲认为，毛泽东关注的社会救济主要是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救济的基本方法是一种应急性的生活救济。{28}康沛竹指出，在毛泽东治理大江大河的思想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他善于解决水利中的矛盾问题，从各种对立中寻求统一，高瞻远瞩地解决蓄与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小型、大型，国家与群众自办，防洪与综合利用、旱与涝等重大矛盾。{29}张凤翱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救灾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概括：不讳言灾情的严重性；通过积极的赈灾、救灾政策和措施，改变灾民单纯依赖救助的心理，增强灾民生产度荒的信心。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在学术界的不断努力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特别是对社会救助政策和措施的研究比较深入，丰富了党史和国史的内容。但还应该看到，当前的研究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社会救助的一般性描述较多，研究性不够
以灾荒史研究为例，见诸于报刊杂志的成果，多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救灾措施、过程及意义的列举和描述，缺乏深入性的研究。著名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认为：“由于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制度的桎梏和阶级利益的冲突，妨碍或破坏着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时，人们便不得不俯首帖耳地承受着大自然的肆虐和蹂躏。”{30}而这种情况，“在剥削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力的条件下，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规”{31}。这句话指出了灾荒形成的社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也有了很大差异，这或许就是学界对于新中国灾害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原因之一。但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中国长期的战乱、外族入侵及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所造成的积贫积弱和人们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尚不可能迅速得到改观，灾荒的发生仍不可避免，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灾荒史，不应只停留在一般性的灾情描述上，还应该深刻指出灾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救灾工作存在的缺陷等，这是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的应有之意。灾荒史的研究如此，整个社会救助史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对社会救助政策的一般叙述之外，还要深化社会救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救助制度、救助理念、救助绩效、经验启示等方面的研究。
（二）从救助主体看，偏重于政府救助行为的研究
从社会救助的概念来分析，救助的社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救助对象的社会性，即救助是面向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其二，是救助主体的社会性，即社会救助的主体包括两个部分——国家和社会。两者缺一不可，而后者是救助社会性的主要元素，社会参与程度如何，是救助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市民社会、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的发育程度有限，慈善事业基本被取缔，政府基本垄断了所有救助工作，几乎成为救助的惟一主体。因此，学术界相关成果，多数是对政府救助行为的研究，缺乏对另外一个主体——社会行为的研究。如此以来，以“社会救助”来命名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救助行为则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社会资源占有度和垄断能力的加强，以及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其动员能力也愈来愈强，群众运动成为当时社会救助的主要途径。社会团体、家庭和个人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主体的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政府之外社会救助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关于其研究也最能够为当前社会救助社会化的工作，提供若干经验教训。
（三）宏观叙事较多，个案研究较少
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各有所长。但是，单独使用一种模式，则难免存在缺陷。当前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成果，多数以宏观叙事为主，缺乏微观和个案研究，使得其研究很难细化。我认为，今后社会救助史的个案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加强各级地方社会救助行为及绩效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多数以中央政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各级地方各种救助主体的研究。而地方救助主体，在因地制宜的方针下，创造出不同的救助举措和经验，弥补了中央政府救助行为的不足，作为研究者，有责任依托地方档案，加强各级地方社会救助行为及绩效的研究。二是对社会救助制度，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进行解析，加强对组成制度的各个系统运行机制的研究，以求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存在的优缺点，为当前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提供若干启示。三是加强相关研究的人文化倾向。当前的若干研究成果存在严重的非人文化的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研究中无视“人”的存在，涉及救助对象——弱势群体的生活往往以冷冰冰的数据加以说明，涉及救助过程多侧重于论者心中的“国家”与“社会”，导致政府等社会救助主体成为研究热点，而弱势群体则成了沉默的多数。而所谓社会救助，是救助主体通过各种手段使救助对象生活和生存状态发生改变的过程。如果只有救助主体而没有承受体，则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救助过程。因此，在社会救助史的研究过程中，应该给予承载体——弱势群体以极大的关怀。
（四）研究方法单一化
要深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研究，一方面要挖掘新的史料，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则要在研究方法上予以更新或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当前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从历史学的角度，采取史论结合的传统方法，来描述社会救助的行为和过程。由于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成果缺乏广度和深度，肯定较多，而反思较少。社会救助史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涉及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理应适度地使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加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
从上述不足之处可以看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可以发掘，需要学术界在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内容以及史料挖掘等方面作出努力。
①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②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③{13}{16}{20}{26}谢涛：《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④{11}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⑤陈冬生:《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赵朝峰:《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⑦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⑧{12}高冬梅：《1949—1952年北京市失业救助论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⑨谢涛：《建国初期中共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对策与实践：以1949—1952年南京市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⑩李立志：《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
{14}江沛：《天津娼业改造问题述论（1949—1957）》，《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2期。
{15}{22}李小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7}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重庆行政》2009年8月号。
{18}李小尉：《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研究》，《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
{19}韩勤英、苏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及其成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1}熊风水：《传统与现代：建国后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嬗变》，《理论观察》2007年第2期。
{23}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前后石家庄市社会救助研究》，《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24}高冬梅：《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
{25}王卫民：《对建国初期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27}蒋积伟：《刘少奇社会救助思想和实践研究》，《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4期。
{28}梅哲：《浅论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29}康沛竹、艾四林：《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1期。
{30}{31}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12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州 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