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在1961年-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有效的调整。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特别是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综述性的文章以前也有发表。①本文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一述评。
一、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
如张弓、滕文藻的《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综述》（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李向前的《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和意见分歧》（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袁宝华的《对国民经济的艰难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频的《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国民经济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1期），罗平汉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等。
2．出版了几部专著
对调整中某个专题的研究：如：《大锅饭——人民公社食堂始末》、《农村人民公社史》、《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等。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性研究，如：《曲折发展的岁月》、《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等专著。②
3．出版了一大批回忆录、传记和年谱
回忆录如：《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邓子恢自述》等③；传记如：《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刘顺元传》等④；年谱如：《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等。⑤
4．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例如：在1996年—1998年之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撰出版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60年—1965年），第13册~20册共八本。由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⑦等。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世纪90年代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其中包括《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丛书，这是一个大型资料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研究室和档案馆联手出版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于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资料集，如《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江苏卷）⑧，这套丛书汇集了本地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些原始档案。另外，《中共党史资料》、《党的文献》等学术期刊也公布了一些档案，例如《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等。
5．众多的党史、国史专著作为一个部分论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
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代中国经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国共产党通史》⑨等著作。
二、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问题
1.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原因、起止时间和阶段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因：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因是由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执行了“多、快、好、省”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又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在“肚皮规律”的惩罚下作出的被迫调整。⑩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止时间：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开始于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于1965年底。例如，徐棣华认为：“1961年1月，党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国开始进行全面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1}丛进也指出，“1965年国民经济的进展，使得从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胜利结束”{12}。但学术界对这次国家经济调整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中央1960年下半年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颁发了“农业十二条”等有效措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3}有的学者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结束于1964年底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4}他们依据周恩来于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在大会上指出：“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认同国民经济调整结束于1965年底，因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还指出：1965年要“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调整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所以，1965年仍是国民经济继续调整的一年。
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阶段划分：学界一致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到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第一阶段，以“调整”为中心；从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65年年底为第二阶段，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中心。有的学者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阶段划得很细，例如，《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一书把调整阶段划分为：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钢时期（1960年8月—12月）、放慢重工业速度时期（1961年初—1961年9月）、开始后退的时期（1961年9月—1962年1月）、主动后退时期（1962年1月—5月）等几个阶段。{15}
2.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学者指出，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主要贡献有：“解救粮食危机，为调整创造条件；提出调整思想，主持制定调整方针；主持起草‘紧急指示信’，解决农业发展的关键；努力扭转工业被动局面，勇挑主持调整的重担；下基层落实调整方案，顶压力坚持原则至全胜收兵。”{16}围绕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有着诸多的共识和分歧，有的学者对不同领导人的共识和分歧进行了研究。例如，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共识和分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毛和刘的共识：一是都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进行调查研究、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以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二是毛、刘先后主持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制定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方针；三是在一些具体的调整措施上，两人也有相同之处，例如：对权力下放引起的混乱、反对分散主义等。毛、刘之间的分歧：一是对国民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上的差异，二是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态度，三是对包产到户、物质刺激、形势好转所需要的时间等方面的分歧。而毛、刘的共识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保障，分歧则导致了调整的不彻底，从而最终导致了毛、刘的决裂。{17}
3.研究成果涉及到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对象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狂澜》一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弄清了‘大跃进’运动的背景、‘大跃进’运动发动、‘大跃进’的高潮以及其错误的最初纠正、纠错过程的中断、错误的继续发展、‘大跃进’运动的最后终止等问题，并对‘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的总结”{18}。
关于公共食堂：《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一书详细地论述了公共食堂的兴起、发展与衰败的全过程。书中指出，“1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当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但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成立。”书中指出，中国农民有农忙时吃“转转饭”的习惯，互助组农忙食堂就是最初的公共食堂。{19}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把这种自发性的、暂时性的、农忙性质的食堂看成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固守的“阵地”，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人民公社：罗平汉认为，“1958年我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是‘大跃进’高潮的产物。”{20}“本身就是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产物。”{21}在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是建立在主观地认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经过‘大跃进’，我国农村‘已经免除水旱灾害’，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等基础上的。”{22}对人民公社的调整，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恢复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来公社又恢复到原来的高级社，但经过调整后的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就是政社合一和造成产权不明的‘三级所有’，这是人民公社内部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不能根治的根本原因”{23}。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城镇人口精简：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在我国共有2600多万城镇人口被精简回乡或下乡，其中包括近2000万职工。《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从“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招工写起，对城镇人口、职工、粮食定量、人口的极度膨胀和农业极度衰退的不相适应，国家不得不下决心精简城镇人口，精简的原则和精简的意义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书中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能否见效的关键”{24}。该书无疑是研究城镇人口精简的一部力作，但该书对城镇人口、职工、粮食定量、人口的精简待遇及安置等研究不足。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4．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研究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家制定了很多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关于“十二条”：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强调要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有关农村和农业政策，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但它“没有触及人民公社的本质问题，”它所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队”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队，另外，对群众反对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特别是公共食堂仍然加以肯定，“因此下发之后农村形势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25}。
关于“六十条”：20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或“六十条”。学术界一致认为，“六十条”是中共大兴调查研究的结果。刘友于认为，“六十条”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26}。薄一波认为，“六十条”“是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摆脱连续三年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27}但“六十条”也存在缺点：“一、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这个重要的僵化观点。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修正草案，堵住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可能性，使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嘎然止步了。三、八届十中全会修改后的《六十条》，贴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记。”{28}胡绳也认为，“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29}
关于“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为了整理“大跃进”运动后工业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对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该条例核心内容是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保证“五保”。胡绳认为，“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调整、巩固、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30}薄一波认为，它“是当时用于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它的颁发试行，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31}
关于当时出台的知识分子政策：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国家也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先后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的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改为八条）等，这些政策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32}“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他们的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33}但学术界对“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
5．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召开的一些会议的研究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央召开了许多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制定或通过了许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所以，这些会议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关于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一致认为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重新开启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局限性在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34}。薄一波也认为，会议通过的八字方针，说明“我们党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有所觉悟，并期望通过具体措施扭转局势。但对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动‘大跃进’运动这一错误决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相反，还是指望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视和彻底纠正了。”会后采取的措施，没有摆脱“大跃进”的轨道，1961年经济调整的收效很不理想，以致经济困难的局面延续数年之久。{35}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且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各级党委将调查研究作为首要任务。有学者认为，“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和党的农村政策，为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困难局面创造了条件。”但会议也有缺点，“对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群众意见最大的供给制和食堂问题没有涉及。{36}
1961年5月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同时制定了精简城镇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会议最重要的是取消了群众痛恨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7}。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但学术界对这次会议研究不是太多。
1961年8月至9月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庐山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学者们指出，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实现了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转变”{38}。丛进认为，“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后退的阶段。······确切意义上的调整即后退，是由1961年9月庐山会议开始的。”{39}但我认为，庐山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仍然没有作出正确的估计，过高的国民经济指标没有完全降下来，没有统一全党特别是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认识。
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对这次会议的关注不是太多。《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对该会议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这次会议作为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开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要开一次大范围的统一思想的会议，于是会议转向召开七千人大会，所以这次会议为召开七千人大会做好了准备。
1962年1月至2月的七千人大会，这是学术界研究着墨最多的一个会议。学者们一致认为，“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40}张素华对七千人大会作了细致透彻的研究。她认为，“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因近因各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41}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那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42}但七千人大会也存在这自身的缺点，张素华认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加大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大会没有从‘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并肯定了“三面红旗”。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则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总结。{43}《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七千人大会期间，“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反右倾，只是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对彭德怀，······却不予平反。·····这样就不可能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44}。
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对此次会议召开的原因，罗平汉认为“七千人大会虽然也认为国民经济中存在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但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困难尽管还很严重，‘但是正在逐步地克服’。可是会后却发现，这个估计还是过分乐观了，其实最困难的时期并没有渡过。”{45}同时，七千人大会召开后，中央发现了几十亿的财政赤字，{46}所有这些导致了西楼会议的召开。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是非常肯定的，认为这次会议摸清家底，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总之，西楼会议“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47}。会后成立了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来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周恩来说：原来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48}薄一波认为：“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认识之后，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才落实到实处。”{49}可以说西楼会议为大刀阔斧的调整拉开了序幕。
1962年的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1962年年度计划作“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50}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是极其肯定的，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51}，对《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进行了重新修改和充实。“对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国民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52}丛进认为，“从1961年9月庐山工作会议决定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调整后退起，到这次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止，历时9个月，终于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退够。这一重大决策的作出，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53}。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这两个会议是连续召开的，会议前后开了两个多月，所以学术界一般把这两次会议放在一块研究。由于会议突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彻底改变了中共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所以学者们认为是：这两次会议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54}，“政治风暴的突起”{55}，“新模式确立”{56}。在全会结束时，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工作，刘少奇提议将会议精神的传达限定在一定范围。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意见，并说，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原定的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结束。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57}学术界一致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对经济工作影响不大，使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我认为，八届十中全会中断了继续纠“左”的努力，不适当地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倾向更加泛滥开来，其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6．关于几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一般把1961年—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称为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把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经济为摆脱政治动乱的长期困扰、纠正“洋冒进”、整顿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等现象而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称为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把1988年国家对经济过热致使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市场失控突出、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工农业关系比例失调，普遍出现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现象等而进行的调整称为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学者把这三次国民经济调整{58}，或者其中两次国民经济{59}，进行比较研究。有人认为：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相同的，“都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经济工作中贪多求快、极度过热现象，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经济建设处于严重困难之中。”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但由于三次调整所处的历史环境、认识程度、工作内容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形成了其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而第二次、第三次对“左”的错误认识比较清楚，而且调整中还伴随着改革，是一种主动性的调整，这些是第一次经济调整所不具备的。{60}
7．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基本上是成功的，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61}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整，调整不彻底是注定了的。另外“经济调整没有摆脱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指导方针，只是为了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这一方针而采取的暂时性‘补救’措施。它是沿着原来轨道由挫折到继续前进的过渡阶段，不是依据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的、以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中心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的尝试。”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固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普遍规律这一教条，继续坚持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62}
三、关于1961年-1965年国民经济
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以上综述难免挂一漏万，但大体上能反映出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尽管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对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依然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
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叙述，大多数的研究主要是对调整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且多集中在对某项政策的出台过程、领导人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所起的作用，而对社会各界民众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心态，中央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过程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缺少必要的研究，也就是说以前的研究成果上层研究多，下层研究少；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多，政策的实施过程研究少；宏观性研究多，微观性研究少；政治说教多，实证分析少；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
大多研究成果是国史或党史研究著作的一个部分，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是整体性的、笼统的研究，缺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细微的层层剥离，而且模式化的、“人云亦云”的研究居多，读者总觉得“雾里看花”，很难留下一个具体形象。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专著很少，两本专著是1982年出版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和1984年出版的《“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由于当时人民公社体制还没有解散，计划经济模式未被突破，关于该问题的档案资料没有开放、众多文献资料没有整理出版，作品略显得资料单薄、观点陈旧，思想不够解放。
对调整成功的方面研究较多，而对调整不成功的地方研究较少，甚至有意曲笔。现在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工业、农业、领导人与国民经济调整的关系、会议研究等一些较为成功的方面，深深烙上了传统的“政治说教”的印记。但对一些调整不成功的方面研究很少，例如对怎样精简城镇人口、城镇人口精简中出现诸多问题、回乡或下乡职工的安置问题、清仓核资问题，尤其对“一平二调”造成的退赔问题等调整不够成功的地方几乎没有研究。
资料来源多为二次文献或三次文献，而对原始文献的挖掘严重不足。当今中国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研究条件，一方面，现在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始档案已经开放，各地档案馆能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提供大量的原始档案；另一方面，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众多当事人还在，他们就是研究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活史料”，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原始档案的挖掘和口述史料利用还远远不够。
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的缺陷。就研究方法来看，应该拓宽研究视野，积极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视角，多学科、多层次地融会贯通地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研究。
存在着单一性研究多、比较性研究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大大小小进行了许多次国民经济调整，最大的就有上文提到的三次，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比较性研究成果很少。另外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和其他历史事件的比较性研究也很少，例如：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和“三反”、“五反”、“四清运动”运动等的关系。
基本上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整体研究，缺乏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国民经济调整的个案研究。我认为，对该问题采取个案研究，挖掘地方史料，进行细致入微的层层剥离，揭示社会各阶层对这次国民经济的不同心态，会使这一研究更生动、更具体、更能显示历史的原生态。
我相信，随着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等在该问题研究中的运用，对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会更加全面、深入，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果。
①刘友于：《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1期，该文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张素华：《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以上成果对1996年—2007年的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②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平汉：《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柳随年、吴敢群主编：《“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经出版社1982年版。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青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版；《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至199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7年—1998年间发行。
⑧中共江苏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江苏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金春明、陈登才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六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⑩张弓、滕文藻：《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11}{15}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100~101页。
{12}{39}{53}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399、428页。
{13}曾长秋、彭帅：《李富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4}{29}{30}{32}{44}{57}{6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15、418、418、424、439、447页。
{16}王频：《周恩来对我国60年前期国民经济调整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2期。
{17}黄荣华：《如何调整国民经济——毛泽东、刘少奇的共识与分歧》，《孝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8}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37}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2~274页。
{20}{21}{22}{23}{33}罗平汉：《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27、402~403、1002页。
{24}{45}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25}罗平汉：《1961年的全党农村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6}刘友于：《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1期。
{27}{28}{31}{35}{49}{5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00、47~49、51、883、899、1070页。
{34}张弓、滕文藻：《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
{36}罗平汉：《一九六一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38}柳随年、吴敢群主编：《“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0}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难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1}{42}{43}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46}关于财政赤字有多少财政赤字，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丛进认为，“发现1958年到1961年各年的财政都有赤字。……1958年的赤字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为81.8亿元，1961年10.9亿元,合计4年总计180.3亿元”，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页；有的人认为,“财政在1960年出现赤字19亿元”；柳随年等人认为“据后来调整核实，1960年赤字应为82亿元，1961年也还有一些赤字”，见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47}{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97、444~446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3页。
{51}陈文彬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8页。
{55}李向前：《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和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56}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58}{60}王志连、郭学旺：《我国的三次重大国民经济调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59}贾宗荣：《两次国民经济大调整的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62}李大勇：《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