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

作者蓝勇  网站编辑薛强  来源《学术研究》  日期2013-02-18

  (一)寻求一个新的角度

  早在60年代,我国地理学界就开始了天地生综合研究。所谓天地生综合研究即是将天文、地球、生物三者视为互相联系的有机体进行多学科研究。这种研究应用到历史学的研究中就既不仅仅局限于只在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去研究社会兴衰及其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地球表面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人地关系,而在于探索历史时期天文系统、地球表面系统、人类系统间的有机联系,探索左右人类社会原因的不可逆转性与可逆转性、可回归性与不可回归性的辩证关系,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人地关系,在人地关系的原则中探索人类社会。

  据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就天体与地球关系而言,地球表面历史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是与太阳黑子多少、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地球自转变速周期、地球地极移动周期等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地球下垫面和大气环流变化,造成世界历史气候的变化。研究表明:太阳黑子增多时,地球气候则呈现寒冷时期;当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发生在冬半年,且地心张角小于70度时,地球气候变得干冷;若地心张角小于45度时则不仅会出现干冷现象,而且会出现自然灾害群发期。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当人类生产力不高的情形下,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肯定是十分明显的。人类社会有些看来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往往放在自然史的长河中可能是由众多偶然事件组成的必然事件,有其不可逆转性。

  应该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整个来说对天地生综合研究还是十分陌生的,用其探索具体的历史问题更是凤毛麟角。为了寻找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我们的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已经作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历史资料相对不够熟悉,有一些结论还只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事件序列对应上,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深入研究。若历史学者会同一起研究,其研究就会更加深入。

  中国最早的文明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历史时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都有一个东移南迁的历史过程,历史时期能左右大的政局的移民大潮也主要是从北从西向东和南推进,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华文明有一个东移南迁的问题,这也是为学术界基本肯定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呈这样的大走势呢?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用社会等因素和人地关系来说明也是难以作出完全的解释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终极的原因在起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对历史时期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中国的几次大的游牧民族南下的天文和地球表层原因,以往自然科学工作者曾作过对应研究,但还仅局限于一种简单的序列对应上,没有进一步推进到对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影响上,也没有更多地把具体历史事实作为坚实的依据。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此问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二)近6000年来天文系统、地球表层与中国文明东移南迁的内在关系

  对近6000年的历史气候研究表明:在其间存在三个严重的低温期。在这些低温期间隔的高温期里还有一些相对轻的低温期。这些低温期往往是自然灾害的群发期。

  这样实际上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存在四个较强烈的低温期,它们是:公元前1100年至850 年左右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称冰后期的新冰期),公元100年至600年左右的低温期,公元1050年至1350年的低温期,公元1600年至1850年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的现代小冰期)。这些低温期在时间上明显与许多天文现象相对应,如与太阳黑子增减、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大小和季节等因子相对应。同时,这些低温期也与地球下垫面的许多因子相对应,如祁连山柏树年轮、中国受灾县数、黄河和长江的大洪水、中国雨土年频数、大地震等。

  首先我们用天文现象和气候环境因子来对应有关中国社会大的起伏变化,会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研究表明:天文上九星汇聚地心张角小于45度且发生在冬半年时,正是中国6000年来的四个寒冷期,也是长江 和黄河特大洪水时期及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干旱期、世界海平面偏低、华北和川滇大地震多发期;同时世界古代文明的兴盛期往往是在温暖期,而寒冷期则往往中断或衰落。吴于廑教授指出世界历史上曾有三次游牧民族南下农耕地区高潮,我们也不难看出寒冷期往往是与世界性游牧民族南下农耕的高潮期相对应。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波动相对应,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北方人口南迁时期正与寒冷期相对应,同时也与中国内战最频繁的时期相对应。这样我们可看出寒冷气候是造成中国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的自然原因,而中国历史时期的内战许多本身便是以北方民族的南下为始动力。这是来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统计对应序列的结论。〔1〕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具体史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

  (一)游牧民族南下与环境的关系。早在1914年亨灵顿认为干旱是导致中亚游牧民族向西欧迁移以及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2〕80年代,苏联学者列·古米廖夫也认为3 世纪的大草荒使整个草原荒芜,无疑是蛮族入侵的重要环境背景。〔3〕我国早在50年代, 蒙文通先生就提出气候变化不能不引起民族迁徙。〔4〕80年代赵文林先生也提出游牧民族的东移南下“其源出于少数民族族区生产的不稳定性”,其中气候恶化是左右其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5〕方国瑜先生也谈到彝族从西北高原地区迁向西南地区是“从高寒地带向比较温暖和肥沃的平原地区迁移”,是为了寻求更适合的生活环境。〔6〕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而历史上游牧民族所生存的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暖温带地区生态环境往往非常恶劣,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波动十分大,对其本身生存的威胁也十分大。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来看,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水量相关系数高达0.86。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荒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7 〕研究表明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幅度在2—4度之间。我们知道,年均温下降1—2度即将纬度线往南推移200 至300公里。这样一到历史时期的寒冷时期,往往造成草荒和各种灾荒,使人们难以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游牧民族往往利用自己强悍善战的优势,趁中原地区内乱贫弱时,或南下向农耕民族进攻,争夺财富和更有利于生存的地盘,或大规模向西迁移后再向南迁徙到因大西洋暖流而比同纬度更温暖的欧洲大陆中南部地区。后者在世界史上表现为有名的“蛮族大迁徙”和蒙古族的大西征。需要指出的是当自己生存的地区出现大灾荒而中原地区稳定强大时,北方游牧民族则往往以内附的方式寻求生存。如成汤时,氐羌民族便因大旱而内附,匈奴因灾荒而南迁内附,九世纪回鹘族因大雪大疫而南下内附。

  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都是与北方地区寒冷期相对应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起始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气候上来看,西周是我国较寒冷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内蒙古地区也异常寒冷干燥。〔8〕特别是西周后期, 大寒、大旱不断,有时江汉地区发生封冻,出现河川枯竭的现象,这在《古本竹书纪年》、《诗经》等中多有记载。在这种情形下,连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都发出:“旱既尤甚”、“天降丧乱”的哀号。〔9 〕在这种环境压力之下,北方的游牧戎狄民族纷纷南下,对西周王朝的压力特别大,所谓“王事多难”。〔10〕商代原在山西北部、陕西以北地区的土方、鬼方、@①方到了周代便迁移到了山西南部、陕西泾水、渭水上游。特别是xiǎn@②允“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有称:“xiǎn@②允孔炽”。西周王朝多次“薄伐xiǎn@②允”、“征伐xiǎn@②允”。〔11〕到了周宣王时,西戎败周于千亩。到了平王时只有“东迁洛邑,避戎寇。”〔12〕到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大批南下,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侵”的局面。这种因气候原因引起的民族迁徙在地域上并不是孤立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国青藏高原地区有一次大的冰封,气候十分寒冷。〔13〕公元前9 世纪甘肃氐羌民族地区“太雨雹,牛羊冻死”。〔14〕与此相应横断山地区发生了许多从北向南的民族迁徙,而从事畜牧的甘青寺洼居民转变成半农半畜的氐人,为了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一部分人只有下到河谷地带从事对寒冷气候更有抵抗能力的农耕和家畜饲养。当河谷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口从事农耕时,只有大批往南迁徙寻求更温暖更广大的生存环境。〔15〕尤需指出的是,至今在傣族的民间传说中其民族从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上游地区南迁时的动因与之有惊人的相似。在这个时期的公元前10世纪,西北的白马羌人沿横断山脉迁入西南地区演变成今天的纳西族,〔16〕缅甸的克钦族也是在公元前7 世纪从中国北部经横断山脉迁入缅甸的。〔17〕

  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汉代,匈奴的威胁一直是王朝的心腹之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至3世纪匈奴所处的大漠南北经历了近20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旱灾,〔18〕这次大旱灾席卷整个欧亚大草原。这个时期我国晋代所有灾害中旱灾占48%,是中国历代灾害中旱灾比例最高的一个时期。〔19〕此时期我国北部地区平均比现在低1.5度,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公元100年至119年的20 年间出现了12个灾害年,魏晋时期其他“霜”、“八月大雪”、“八月大寒”的记载甚多。这个时期,我国沙漠南进,一些城镇消失,丝绸之路南路湮灭。早在公元1世纪,匈奴所处的地区气候就十分恶劣了,连年灾荒。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大漠内外“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20〕公元24年,一部分匈奴人迫于这种处境,只有南迁归附汉朝。公元76年(建元元年)大漠“南部苦蝗,大饥”。〔21〕到了章和二年(公元88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22〕匈奴在这种情形下不断分化瓦解。面对中原统一而强大的汉王朝,匈奴的一部分南下归附汉朝,一部分西迁去填补同样因大旱灾而南下的欧洲和中亚草原居民的真空地带。〔23〕以后匈奴的残部和鲜卑、羯、羌、氐等民族因自己地区环境恶劣等因素,趁中原大乱之时,纷纷南下中原攻城掠地。晋惠帝元康中,匈奴残部度元攻上党和上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24〕这个时期往往中原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相连,这从自然环境上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又造成了一个机遇。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迁徙,即所谓“五胡乱华”,确实不是偶然的。从区域上来讲这种现象也不是孤立的,因在这个时期横断山氐羌民族大走廊因气候条件的因素迁徙的事件也十分频繁。而居住在川西北地区的傣族先民的一支僚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南迁入云南的南部地区。

  公元1200至13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的宋辽夏金时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10世纪蒙古草原就出现了一次特大旱灾,〔25〕我国的气候也开始逐渐转为寒冷。到12世纪,我国的气温比现在低1.8度, 丝绸之路中路湮灭,北部地区气候转干,居民南迁。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13世纪今天山的雪线要比现在低200至300米。在这个寒冷期内,内蒙古地区300年间有13次特大的冻灾,有13年奇寒,远比隋唐时期多。 宋以前鄂尔多斯地区及邻近地区百年一遇的旱灾10至15次,宋为30次。〔26〕我国东北地区结冰期比现在长。〔27〕宋代辽的地方政权东丹南迁辽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原居地寒冷异常,而辽东地区地热条件优越。〔28〕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寒冷和异常的气候在蒙古大草原上一直延续到13世纪,对蒙古民族的南下和西进影响十分大。研究表明里海水位的升高与周围高原的干缩是同时发生的,13世纪里海的水位升高了15米,表明蒙古草原的气候确实是十分寒冷干燥的。〔29〕《蒙古史》称:“那里也常有寒冷刺骨的飓风”,形成“漫天飞沙”,冬季不下雨,夏季的雨“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30〕同样13世纪中叶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也谈到蒙古地区5 月份冰才融化及复活节前后的大风严寒、冻死牲畜的情况。这种因寒冷而左右蒙古民族生计的现象在蒙古立国中原后还时有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30〕元代中国历史气候已经趋于温暖了,漠北的情形仍是这样。在气候干冷的宋代,其对蒙古游牧民族的压力便可想而知。地球中纬度地区欧亚大陆这次持续近300 年的寒冷时期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但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起有决定作用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的记载。蒙古族的这次迁移与900年前匈奴的迁徙有惊人的相似, 以致英国学者克里斯托·道森甚至认为马赛林奴斯对4 世纪匈奴西迁的描述与帕里斯对900年后蒙古人的描述几乎可以互相交换。〔32〕

  公元1500年的寒冷期正是我国满清民族南下的时期。明清时期是历史时期最寒冷的一个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所谓明清宇宙期。在这个时期里,明代蒙古草原地区便“时冬寒草枯马饥”,〔33〕许多游牧民族不断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抢掠和定居。元明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大衰退,特别是东北的北部地区尤为明显。〔34〕在这个时期东北的许多民族纷纷南迁,改变生存方式,逐渐从事农耕。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建州女真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后南迁。明代最北方的野人女真不断南攻,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居所不断南移。同时女真各部还不断攻掠明代辽东地区。嘉靖时海西女真迁到了辽东东北的边界地区。这些以前主要以射猎为生的民族逐渐习惯于农耕。后来女真族南下建立清朝有许多社会因素,但历史的大势中,中国北方地理环境日趋恶劣也是一个潜在的动力。

  上述民族迁徙在历史进程中肯定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过从宏观上来看,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对民族迁徙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历史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使中国北方农牧业界线发生南北波动,极大地摧残了中国北方农耕地区的经济,致使北方汉族人口继续南下东迁。

  (二)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与天文环境的关系。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战乱对北方地区经济的极大破坏,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我国北方汉族地区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寒冷时期,这些寒冷期同样对北方汉族地区的农耕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北方地区既失去了与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抗衡的经济力量,又失去了北方地区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农业环境条件。

  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农业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气温变化1度,其左右产量为10%左右。〔35〕在农业区,某地年均温下降1度,就等于将这个地区向更高纬度推移了200至300 多公里, 同样如果减少100毫米降雨则将我国北方有些地方农业区向南退缩近500公里。倪金根先生在其《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历史时期我国北方气候的日趋干冷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自然灾害频繁,导致作物生长周期的缩短和熟制的减少,造成北方农业生态的恶化、水源的减少及北方水稻种植的萎缩、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的南迁,特别是农作物单产量的减少。〔36〕这种变化既使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基础土地丧失,也危害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这种影响又与战乱交相作用,这就逐渐使我国北方地区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对此苏联列·古米廖夫也指出:“总之亚洲耕地荒废的原因不在于河道改道,也不在于蒙古人,而在于长期的气候变化和我在专著中所描述的现象。”〔37〕《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也从中国西部地区(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的经济发展地位变迁与气候等因素关系中证明了这一点。〔38〕当然,我国北方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除了历史气候的变化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人为的不合理的开发,滥伐森林,不合理地运用水源,造成水土流失,土壤质地变坏,造成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由天文现象所造成的以气候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促使人为不合理开发的起始原因。正是因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才使人们进一步地滥伐森林,竭泽而渔。

  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农业区重心的南北易位还在于在北方经济和环境残破的前提下,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在南方大面积进行水稻种植提供了较好的地热条件(历史时期中国的气候日趋干冷,但中国南方气温变幅远较北方小)和便利的水陆交通,这对北方农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我们还可以从气候变化对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的影响,进而影响与之相应的产业上来看。由于历史气候的日趋干冷,使历史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亚热带经济作物南退,特别是竹类和桑蚕分布的南退对北方经济的影响较为明显。如我国在唐宋以前丝织业的重心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普遍比现在温暖湿润,适宜桑树和蚕虫的生长。而后来北方桑蚕经济地位下降让位于南方,很大程度上讲也是北方历史气候变寒冷的结果。〔39〕西南地区历史上由于气候变寒冷使许多亚热带和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种植南退,也曾使相应的经济产业南退,这也是造成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40〕

  (三)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历史继承性和不可逆转性

  由气候变化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造成的破坏和威逼、历史气候的日趋干冷、人为因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使我国北方经济地位丧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丧失同时也表现为南方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南北大易位。我国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虽然也有辉煌的史前文化,但是由于古文明产生的内在机制对地域的选定,加上古代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相对十分优越而开发较早,长江流域和以南的地区则开发较晚。历史时期以来由于以上所谈到的一些原因,中国北方丧失了经济重心的地位,同时也就丧失了政治和文化的重心地位。而中国南方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经过不断地开发及大量北方移民的南下,大量北方先进技术的传入,统治集团开发重心的转移,中国东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中国文明重心发生了东移南迁。

  从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中国历史时期中纬度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是造成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中国中纬度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是由全球环境周期性变化所造成的,全球周期性变化又受更大的天文周期性现象所制约。这样看来中国历史时期北方中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恶化(表现为日趋干冷)也是周期性的一环,是自然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现象。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可以说天文环境因素是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终极原因。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种必然性之下,由于人类各种有意识的活动,使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地区发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既表现为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对中国文明东移南迁的共同影响,也表现为受天文环境因素及地球自然环境终极原因制约的具体社会因素对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史的后期,由于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提高,社会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增大。

  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在现代中国仍表现得十分明显,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日见重要,在一定的时期中国政治和文化地位也会随之向东南推移。这种东移南迁既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其自然的必然性,即是由天文机制产生的必然性。有的学者指出:“从天文背景、气候变化角度看,本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北半球处于低温、干旱等百年尺度灾害群发期,干旱、沙漠化日趋严重不足为奇。”〔41〕现代中国北方农业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沙化日益严重,水资源十分缺乏,对农业经济和工业发展、人民生活都有不少影响。在世界现代商业经济投资大战中,环境成本往往是左右投资地域去向的决定因素。这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特有的地理位置,加上历史上东移南迁重点开发的继承性,自然得开发之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作出首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的决策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性,是十分英明的。

  注释:

  〔1〕任振球等《多尺度地球异常现象的群发现象及其宇宙环境》,《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方金琪《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地理科学》1992年3期; 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Huntington E. Thesolar hypothesis of climatic changes,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ntin,1914(25): 477—590。

  〔3〕[苏]列·古米廖夫《2000年内里海水平面的变化》, 《咸海里海地区湿润度变迁史》,莫斯科,1980年。

  〔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5〕赵文林《从中国人口史看人口流动律》, 《人口与经济》1985年1期。

  〔6〕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7〕内蒙古镶黄旗气候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 《中国草原》1984年2期。

  〔8〕〔14〕王文辉《内蒙古气候》,气候出版社,1990年。

  〔9〕《诗经·大雅·云汉》。

  〔10〕《诗经·小雅·出车》。

  〔11〕《诗经·小雅·六月》、《诗经·小雅·采岂》。

  〔12〕《史记》卷4《周本记》。

  〔13〕吴定祥、林振耀《历史时期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特征的初步分析》,《气象学报》1981年1期。

  〔15〕杨铭《氐族的起源、形成及与羌族的关系》,《巴渝文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

  〔16〕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7〕秦钦峙《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25〕列·古米廖夫《亚洲和欧洲的匈奴》,《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6、7期。

  〔19〕陈高yōng@③《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 上海书店,1986年。

  〔20〕〔21〕〔22〕《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23〕吴兴勇《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3期。

  〔24〕《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

  〔26〕《内蒙古气候》,气象出版社,1990年。

  〔27〕周琳《东北气候》,气象出版社,1991年。

  〔28〕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5期。

  〔29〕〔37〕列·古米廖夫《历史地理在东方学研究中的地位》,转引自《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

  〔30〕〔32〕[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1〕罗贤佑《元代蒙古族人南迁活动述略》,《民族研究》1984年4期。

  〔33〕瞿里《万历武功录》卷8。

  〔34〕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2期。

  〔35〕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2期。

  〔36〕倪金根《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

  〔38〕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39〕李宾泓《我国早期丝织业的分布及其重心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

  〔40〕蓝勇《中国西南2000年来五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分布变迁》,《自然资源》1991年5期、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1〕徐道一等《天地生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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