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一定要击中时代绷紧的一根弦

　　《大师》：有人说周瑞金能够在中国改革触底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一种幸运，您觉得您为这份幸运准备了多久？

　　周瑞金：1957年到1962年，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当时是所谓搞政治运动的时期。我们都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同时进行专业学习，认识到报纸是党 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树立了一个信念：新闻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应该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记在心里的。从复旦 毕业后，我就被学校分配到解放日报社工作。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

　　到1989年1月，我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解放日报》全面工作。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 剧变，在104天之内，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六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子演变掉了。1991年4月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 尼亚也演变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最激烈，部队反戈，当场把总统夫妇枪毙了。面对这样一种巨变，也很快波及苏联，1991年9月宣布取消苏联共产党，三个月后 苏联联盟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74年后也就轰然垮台了。

　　从我国的政治风波到东欧的剧变，到苏联的解体，当时在我国激起很大反响。特别是有一些人，也就是后来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批评的“左的政治家、理论家”，他们总结“苏东波”和“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认为是改革开放导致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来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只搞经济建设不行了，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中心，就是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而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 这个基本点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因此要重提阶级斗争，开展清查运动，集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点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一来就把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 心变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基本点。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我非常焦急。从1989年风波以后，大概有19个月报纸上很少宣传改革开 放了。

　　就在这个时候，1991年1月，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他从1988年开始，每年春节都到上海过，1991年是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和前几次他都在 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过节不同，1991年来上海，他闲不住，不断地去参观企业，视察公司，在新锦江宾馆旋转餐厅听取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从而发表了很 多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

　　在1991年春节前，我有幸在上海市委领导家里，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发表的谈话材料，尤其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全党都要讲，这激发我酝酿撰 写评论文章宣传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小年夜我请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鸿处长，和报社评论部的凌河同志，我们三人共同合作，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 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宣传了邓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在上海的重要讲话精神。想不到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交 锋。

　　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到1991年发表皇甫平文章，正好是29个年头。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 就是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一定要击中时代绷紧的一根弦。1991年我觉得当时社会绷紧的弦，就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以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继续坚 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 回头路？在这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我认为绷紧的弦就是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以当我看到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视察的讲话材料，我就当机立断要发表系列 评论冲破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发挥舆论的先导作用。

　　在运动当中我并不是佼佼者，所以他们给我一个绰号叫“小自由”

　　《大师》：您当时1957年考进复旦新闻系，1962年分配到《解放日报》，是不是因为您当时在系里是佼佼者才能够分配得比较好？

　　周瑞金：不能简单这么说。1957年夏我一跨进复旦大学，迎来的就是“反右派”斗争，批判个人主义。接着，1958年下乡参加劳动，投身人民公社、大 跃进的高潮；1959年又参加“反右倾”斗争，下厂劳动。我们在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基本上处在政治运动中，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训练很少。

　　我当时在运动中的表现并非佼佼者。因为，我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像红专大辩论啊，批判个人主义啊，不感兴趣，常常躲在一边看书学习。我对政治运动不争上 游，而是甘居中游，所以同学们给我起一个绰号叫做“小自由”。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运动，不愿意唱高调，说空话，在政治名词上钻牛角尖，而是一有空就抓紧时 间读书。所以在学校没有我入党的份。

　　到了大学四年级，也就是1961年的时候，我们被分到华东各地报社进行为期半年的新闻采访编辑实习。我分到《安徽日报》实习，短短四个月时间，我在 《安徽日报》发表在头版上的重要报道和重头通讯就有一二十篇。有的被《光明日报》所转载，有好几篇被评为红旗稿。这样的实习成绩在年级就比较突出了，对毕 业分配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分配，恰遇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与省级新闻单位用人大为压缩。我们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东北、西北地区，很多到了基层新闻单位，还有不少改 了行当中学教师等。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我自填的分配志愿是去东北辽宁，结果想不到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出我意外，真是一种幸运。

　　《大师》：学新闻和做新闻是不是您当时的志趣？

　　周瑞金：当然是我的志趣。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爱文学，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林书立对我影响很大。1957年他教的两个班级学生，就有三个人同时考进复旦大 学新闻系，后来我们到工作岗位表现也非常出色，不负师恩。当时我们许多同学是带着作家梦进新闻系学习的，以为先当新闻记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然后走 当作家的路。所以一进入学校在进行新闻专业教育的时候，就批判当作家的思想，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给我们印象很深。当然把要当作家统统作为个人主 义来批判，过头了。但专业教育留给我们的正面成果，是真正做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定是为老百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其作用决不亚于作家。

　　讲起来很好笑，我真正写评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

　　《大师》：那您刚入行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周瑞金：刚入行的时候，我当然全心扑到工作上。开始我在读者来信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认真处理每封来信、每件来访，热心帮助读者解忧克难。我还主 动为《读者来信》专刊撰写“看信有感”的评论性小文章，平时有采访任务都跑在前面，所以在来信组工作的半年时间我很愉快。我应当真诚感谢总编辑王维当年为 我创造了很好的业务锻炼条件和机会。比如让到评论组工作，在好几位资深的记者、编辑、评论员指导下，从事新闻评论工作。还有是1965年春，华东局领导要 求解放日报报道华东的学大寨典型——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的艰苦创业事迹。报道组除老记者外，配上了我这个年轻的记者，参加重大报道的采写锻炼，这对我的新 闻业务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大师》：真正转到评论和政论这一块大概在什么时候？

　　周瑞金：讲起来很好笑，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1963年春从读者来信组调到评论组，协助评论组领导主编“大家谈”言论专栏，主要谈社会移风易俗、 道德风尚问题，这样我对小评论的写作掌握了。当时像我这样年轻记者，是没有机会给报社写社论、写评论员文章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起来，报社老的评论员都被 当做反动权威打下去了。我是在这种“走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特殊环境下，担当起报纸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写作任务来。所以说，我是在文革中逐渐成为 《解放日报》社论、评论的主要写手，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大师》：您当时还组织了一个业余评论员的队伍是吗？

　　周瑞金：那是我在从事“大家谈”这种群众论坛工作当中结识了一批写评论的人，这个队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只是作为评论写作的一个队伍，有重要的 任务布置他们写。真正发挥作用的业余评论队伍，是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担任了《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以后，当时是处在政治比较沉闷、批资产阶级自由 化、批反和平演变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怎么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一点我当时采取了不一定只找给报纸写社论写评论的人，而是把我这个业余队伍扩大成有点像神仙 会，就是找社会上一些有思想有见解的人，专门来研究形势，提炼观点。比如当前什么问题是大家关注的，应该怎么来写评论。形成了这么一支队伍，那是在 1989年以后，九十年代初的事了。这支队伍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都成了领导人，比如说徐匡迪同志、华建敏同志、王沪宁同志、施芝鸿同志都是这个 智囊团里面主要的成员。包括黄奇帆同志，现在重庆市长，他也参加过一段，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也加入过这个队伍。他们相当于是解放日报评论的顾 问团，会提出来很多观点。当年在一起的，现在留在上海的大都也是市一级的领导了，到北京的不少成为中央领导了。还有一个刘吉同志是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后来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他也是我们这支评论顾问团中积极的力量，为报纸写了不少有影响的评论。

　　大家会定期交流。我隔一段时间就请大家吃饭，一起议论，然后把大家的改革新观点整理成评论发表。1991年12月，我们有两篇很重要的评论，《改革开 放要有胆略》《再论改革开放要有胆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那是针对当时有一份高层内参，有一个当时被吹捧为“理论家”的人给中央上书，要求停止改革开 放，说改革开放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当前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就把这份材料拿来在神仙会上展开讨论，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批驳这个观点。后来就根 据大家发言讨论的精神，整理了两篇评论在解放日报显著地位发表，产生很大影响。这个评论顾问团一直存在到1993年，我调到《人民日报》以后就散掉了。

　　“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快乐的梦中人。”我很欣赏王若水这两句话

　　《大师》：在《人民日报》，有一个老前辈、老领导：王若水。你们俩之间也挺有缘分的。

　　周瑞金：我们是一个神交的过程，至今没有一起工作过。最早是读他在《人民日报》1963年发表的《桌子的哲学》，我就开始仰慕他了。后来我在解放日报 从事评论工作，他在人民日报主持理论评论工作，发表许多精彩的理论评论文章，其中有关提倡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观点我都很关注的。所以我1993年调到《人 民日报》以后，很巧，我分管的领域就是王若水曾经分管过的《人民日报》评论部和理论部。

　　他当时已经退休了，每一年春节慰问老干部的时候，老干部局就把慰问王若水的任务交给我，因此我到《人民日报》以后才见到他。当时他已经受到处分了，在 家里。但是他还是很关心报纸的理论宣传，经常出些好主意，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他因为癌症，2002年在美国治疗时过世了。

　　当时《财经》杂志每期都设有“逝者”这样一个栏目，悼念过世的名人。《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同志决定要在这个栏目写一篇纪念王若水的文章。当时这个 决定是比较敏感的，她想来想去，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就找到我，要求我写这篇文章。她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也搜集了一些材料。后来，我突破了一些思想禁区， 就给《财经》杂志写了一篇纪念王若水的文章，对他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肯定了当年他提出防止异化的警示，“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我还突出他的两句 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快乐的梦中人。”我认为这两句话，体现了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忧患意识的品格，是非常可贵 的，所以我很欣赏他这两句话。后来我选编自己文集，这篇纪念文章成为文集的开篇，书题也选定《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还是有这么一 段缘分的。

　　“皇甫平”文章引来一边倒的批判，市委不让在报上争论，我们默默忍受评判

　　《大师》：刚才聊到“皇甫平”评论，为什么“皇甫平”是在上海诞生，而不是在北京，是在《解放日报》诞生，而不是在《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呢？

　　周瑞金：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在上海的讲话，是不是传到了中央，中央是不是传达了，这我不太了解，感觉好像还没有。所以，当 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专程来上海向我了解“皇甫平”文章背景，我也没有告诉他真相。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来讲这些话，强调我们党要讲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我 一个人讲不够，全党都要讲。我就是按照小平同志这个讲话精神，认为《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应该带头宣传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所以这个任务就落 在我们《解放日报》头上来了。它是有一个历史机缘的。

　　《大师》：后来舆论就是一边倒在批？支持者只有两个。

　　周瑞金：不止两个，还有，比如说《中国改革》杂志当时就转载了我们“皇甫平”的评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一批专家也是支持我们的。所以后来在1991 年六七月份，中国社科院刘国光同志出来主持召开了一个“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座谈会，当时经济学家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 都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这个敏感问题坦诚己见，发表看法，基本上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观点。

　　与此同时，新华社于有海同志在《半月谈》上发表了一个评论，对农村的改革，特别是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要扣一个姓“资”的帽子，观点也是很鲜明的。

　　《大师》：杨继绳当时是在新华社。

　　周瑞金：是的。对于有海和杨继绳这两个人，当时我都不大认得，都是在后来认识的，杨继绳是后来到了《炎黄春秋》以后，我给《炎黄春秋》写稿比较多，我们就认识了。

　　《大师》：引起很大争论之后，当时上海市委书记要求您淡化处理，不介入争论吗？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在二月份刊出来以后，国内直到4月份才开始批判的。那是第三篇《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评论提出来，开放浦东不要受“姓社姓 资”的束缚，而迈不开步子。整篇评论并没有讲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而只是讲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探索中不要受“姓社姓资”的束缚，而顾虑重重，畏畏缩 缩。我当时是提出这个观点。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左派”群起而攻之，就提出来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而且有的很严厉的，特别是《高教理论战线》发表文章严厉责 《大师》：主张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是姓“社”还是姓“资”？就是要给你扣一顶走资派的帽子。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争论是一边倒，本来我们要发表文 章批驳这种观点的，后来市委就通知我们不要在报上搞争论，因为小平同志是不主张在报上搞争论的。所以我们也就默默地忍受住他们的批判。

　　但我们仍然发表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在10月份撰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实际上就分析了苏联衰变的原 因，不是在于改革开放，而是他们科技落后于时代发展，没有为提高老百姓生活服务。不是因为卫星上天了才导致红旗落地，首先是卫星上天以后你没有很好保持住 这面红旗，所以他必然走向衰亡。这种文章理论上是针对“左派”对我们的批判的。还有刚才讲的《改革要有胆略》，也都是针对“左派”的言论。我们没有在“姓 社姓资”问题上和他们形成对立和争论，但是我们用其他言论来表明我们的观点。

　　这当中还发生一件事，8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当时全国报纸都转载了，只有我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结果 第二天正好市委常委会学习，我作为主持《解放日报》工作的党委书记去参加市委学习会。当时市委一个领导同志就提出，《解放日报》昨天是不是漏登了一篇文 章，怎么不把《人民日报》反和平演变的评论登出来呢？明天要补登。

　　于是我就说明，这篇评论员文章谈的是反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但是文章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我认为反和平演变关键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内教 育。而《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讲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文章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了。再说“筑起钢铁长城”这个提法也不准确。

　　这时参加市委常委会学习的原市委书记、老干部陈国栋同志出来为我解围了。他说，反和平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不应该靠《人民日 报》发一个评论员文章。还不是社论呢，评论员文章怎么来谈这个？ 这时，陈沂同志也起身走到我的座位旁对我说，我支持你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领导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中央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地方报纸一定要转载；上海也不是都不登，《文汇报》、《新民 晚报》登了，表明上海市委并没有要抵制这篇文章。只是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市委认为需要写防止和平演变的评论，我可以重写一 篇，更加准确地体现中央精神。但是这样一写，海外媒体一定会讲“上海又和北京对着干了”。这样，最后市委书记拍板：不要补登，也不要再写。

　　当时我就这样顶住了一些 “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对 “皇甫平”文章的围剿

　　《大师》：由于“皇甫平”评论的发表，您也没能去《大公报》履职，这个是直接的影响吗？

　　周瑞金：这个是直接影响。当时我飞机票都买好了，按理说在1990年底市委领导就通知我要做好到香港的准备了，我正是因为机缘凑巧看到小平同志春节期 间的讲话，觉得要写几篇评论宣传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这样我推迟了。1991年3月港澳工委管宣传的领导就催我早一点到香港。我想把评论文章告一段落，所 以订了6月10号左右的飞机票。报社告别会都开了，工作都移交了，突然6月3日中央组织部给市委组织部打了一个电话，问周瑞金到香港了没有，说还没有去， 那就不要去了。第二天市委组织部来一个同志，告诉我暂时不要去香港了，当场把我飞机票收了回去。这样，就把我悬在半空中了。

　　1993年中央调我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我到中组部报到的时候，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给我说，我们当年都为你打抱不平，这样对待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太不负责 任了。因为，原来调令是中组部和港澳工委两个大红公章，调我去香港《大公报》任职的，怎么普通的一个电话通知就突然取消了呢？我到北京工作后才打听到，这 是因为北京“左”派人士抓住“皇甫平”文章，告状到中央一位管组织的高层领导，他的一句话就把原来中组部与港澳工委的组织决定视作一张废纸，取消了。邓南 巡以后，此公也就悄然离开了领导宝座。这才有后来我晋京到人民日报社履新的事。

　　《大师》：那1991年到1993年这两年您在干吗呢？

　　周瑞金：当时上海市委没有派新的人来接替我的位置，让我还是担任原来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解放日报》工作，这个始终没有变。因为我是在《解放 日报》成长起来的，所以报社里面同情、理解我的遭遇的人比较多。我也并没有太气馁，感到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是过还是功，总有是非明白的一天。真没有想 到只过了半年多时间， 1992年初小平同志一南巡，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这一段经历是非常难忘的。一起写“皇甫平”评论的另外两个人，怎么遭遇呢？因为凌河同志是评论部的一般 评论员，他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我还在主持报社工作嘛。主要是施芝鸿同志后来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主要并非是他参与了“皇甫平”文章的写作，而是他 1992年春节给《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署名“闻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评论文章，在全国最早宣传了邓南方谈话的精神。他由于这篇 评论而受到政治压力和不公正的对待。这个情况，我在2002年出版《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本书的后记里，专门写了一段对施芝鸿同志的评价以及他受到委屈的 情况。这涉及到当时上海一些主要领导，现在还不便展开讲。但是后来他很顺利了，曾庆红同志把他调他到北京去，重用了他。现在，他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担负起中央领导重要讲话、文件的起草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大师》：“皇甫平”文章对您的人生影响和改变有哪些？

　　周瑞金：没有太大的影响和改变。“皇甫平”文章是应时代要求而生，也是我从事媒体工作二三十年所积累、锻造的政治良知、人生品格、传统信念、自身素养 相组合的一次喷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是自觉肩负历史使命而组织撰写和发表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一般都不再用“皇甫平”这个署名了。这和我当时为什么要取 “皇甫平”这个署名有关系的，海外的报道都认为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的深意不在这个地方。我是讲闽南话的，这个“皇”用闽南话讲是和奉命的 “奉”是一个音，“甫”不是黄浦江的浦，是辅佐的辅，这个“平”不是评论的意思，而是指邓小平。所以，“皇甫平”者，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也，也就是带头 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这才是我取“皇甫平”署名的深意所在。因此也只有针对1991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够用得上这样一个署名。所以到 1992年春节这一天，我们发表重点署名评论，最早宣传邓南方谈话，就不署“皇甫平”，而用了“闻颀”的署名。

　　为什么在2006年又会出现“皇甫平”的文章呢？说来话长。从2004年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改革开放第三次大争论。据我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改革开 放以来，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第一次大约是1982年的时候，关于商品经济的提法上引起的一场争论。然后就是1989年到1992年，改革“姓社姓 资”之争，这是第二次大争论。第三次我认为就是2004年开始的，特别是郎咸平带头攻击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这场争论。后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卷进来 了，讲我们所有大学的经济院系、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等，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在掌握领导权，因此提出一个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的尖锐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我冷静地观察了这场改革大争论，网络上很多评论都攻击我们改革错了，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拉大贫富差距，引起环境 污染，贪污腐败严重，好像当年面临的问题都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我思考了一年多觉得这个搞错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市场化改革积累的问题并不能算到改革头上 来，而是恰恰没有深化改革，改革还不到位。所以在2006年初我出来发表意见了，我承认通过这么多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 网络上讲的都存在，但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呢？我认为恰恰是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权力过大，社会力量太小，市场 被扭曲造成的。政府站到招商引资第一线，没有把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作为自己重要任务，权力进入市场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产生。

　　我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上会产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指出“端起碗吃肉”说明我们改革取得成果使得老百姓温饱问题解决了。现在“放下筷 子骂娘”，是骂你没有很好地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还存在教育难、就业难、房子贵、看病贵、治安乱等这些问题。而今天改革发展到小康社会以后，解决了老百姓的 温饱以后，老百姓更在意你提供社会公共品的情况了。现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读书难、住房贵、看病难变成新的“三座大山”，这就说明了是我们 改革不到位所带来的，而不是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

　　我写了《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后，因为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对这场争论表态过，所以这篇文章非常瞩目，一下子网络上传遍了。我写这篇文章和1991年 写“皇甫平”文章恰恰相反，1991年广大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叫好，认为吹来了一股改革的春风，上头存在很大的不同意见。而2006年我写《改革不可动 摇》倒过来了，网民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认为我是既得利益的辩护人。但是高层领导倒是很快就表态了，我这篇文章在东方网登出来以后不久，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 就到上海来调查我这篇文章的背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就陪着这位中央领导到《东方网》做调查，事前我写了一个材料说明撰写这篇 文章的背景、原因、意图，并以《答《东方网》编辑问》的形式发表出来。于是，当场就得到这位领导的肯定，赞同我文章的观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深 化改革去解决。3月5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开幕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讲话，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不断地推向前进，决不 动摇。同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增强改革举措的协调性，让改革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这就为改革开放的第三次争论划上了一个句 号。

　　当时文章在《东方网》发表时是署我的名字的，后来我把文章寄给《财经》杂志时仍然署我本人的名，结果杂志主编认为用“皇甫平”署名影响更大，就把“皇甫平”署名给安上去了。

　　退休后的经历，我深感国有企业的弊端和民营企业的艰难

　　《大师》：退休以后你还担任了两家企业的顾问，这个主要是做什么？

　　周瑞金：我是担任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并任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主席。而且一当就当了十年。因为独立董事一般担任两届，我是特殊情况，担任时 间比较长一点。还有是到一家民营企业当顾问。这一段时间给我一个感受，我原来对经济是比较感兴趣的，在《解放日报》当副总编的时候我管过经济报道，到《人 民日报》以后也非常关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报纸总编这个岗位上，你了解的只是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退下来以后，进入了微观经济领域，到了一家国 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两相对比，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国有企业的弊端所在，民营企业的艰难所在。

　　我认为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了一个V字型的路，大型央企的改革基本上是停滞了，所以对国进民退的现象，我是从这两家企业具体感受到的。 2008年4万亿贷款更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干预微观经济，使得大量国家资金走向国企，民营企业融资难，投资也难。我觉得在这两个企业里，十年国企独立董事的 经历，十年民企顾问的体验，使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所在，了解得比较清楚。

　　政府以搞宏观调控之名、行具体干预微观经济之实的（案例）太多了

　　《大师》：那您认为南方谈话最根本的精髓是什么？

　　周瑞金：推动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最重要的思想在党的十四大被我们列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这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南方谈话直接的结果。

　　《大师》：那市场化改革的不足又有哪些？

　　周瑞金：不足最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能够相配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市场化改革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造成 分配不公、腐败严重。在1992年的时候，我始终和吴敬琏先生一样，总以为如果搞了市场经济，好像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就顺利了。现在实践告诉 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以后，怎么来实现建立法治的良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么简单。经过这20年的改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经济体制现在还是 走在半路上，还处在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市场经济状态。

　　政府以搞宏观调控之名、行具体干预微观经济之实的案例太多了，我们几个垄断性国有企业占的资源太多，国有银行保险业又基本垄断了国家资金。石油石化、 电力电讯其资源基本都在国家手里。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处在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状态。

　　这种经济体制发展的前景，如果不配合政治体制改革，不在市场经济的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完善，它可能走到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另外一条就是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法治健全起来，对国有垄断性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使得我们市场配置资源起到主导性的基础性的作用，使得目前政府太强，市场扭曲，社会太弱的局面有所改变，才能够走出我们当前改革的困境。

　　群体性事件频发，改革又回到20年前的十字路口

　　《大师》：今年是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20周年。但是好像纪念活动和舆论反响都比较低调，是因为现在的氛围跟当年不一样了吗？还是凝聚力不如当年？

　　周瑞金：今年是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周年，它没有列入重点纪念之年，中央没有举行活动，也没有对宣传报道进行部署。但媒体今年宣传南方谈话 还是挺踊跃的。以上海来讲，《东方早报》在1月18日用20个版来集中宣传南方谈话。从我个人来说，南方谈话和我直接有关的就是1991年的“皇甫平”的 文章，我收到约稿有一二十家的媒体，我写了五六篇不同角度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这些主流媒体全都登了我的纪 念文章，还有很多更加市场化的像《财经》杂志等，以及各网站登得就更多一点。所以从媒体来看，改革的呼声还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今天改革，似乎 又面临一个类似于20年前的改革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这是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今天我们市场化改革积累了一大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表现在群体 性事件频发，我们每年都有几万起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土地动迁、城镇拆迁、环境污染等矛盾。这些群体性事件使得我们基层组织失控了，这里面反映出很多问题。 总的来讲是一个利益的调整博弈问题，虽然还没有影响到我国政治稳定的基本面，也没有影响到经济较快地发展，但一定要重视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应该通过社会管 理创新，通过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怎么凝聚改革共识的问题，怎么样重鼓改革的勇气，再造改革的动力，我觉得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最后的答记者问反映了改革的意见、群众的意见，以及中央最近推进改革的精神也表现出来了。所以应该说今年的两会在改革开放凝聚共识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两会温家宝答记者问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

　　《大师》：刚才说到温家宝在两会上的答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因为马上就要换届了，有人会觉得也只能是暂时说说而已，真的能够落实到操作层面会是什么样？

　　周瑞金：不能这样看。我们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前，都面临着一个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问题。今年恰恰是因为党的十八大要召开，使得改革的问题更加尖锐地 突出出来。想想邓小平20年前为什么选择在十四大召开这一年出来讲话呢？他在1991年初就看到了“皇甫平”文章遭批判的情况，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表态 呢？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要选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关键点来进行表态。1992年春天正好是党的十四大开始筹备了，要起草政治报告，要考虑中央领 导人选，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的南方谈话振聋发聩，一下子就在全国形成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党全国统一到南方谈话的思 想上来。

　　十四大是这样，今年要开十八大，我在文章中提出，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我不是主张要人治，再来一个强人推动改革。但是这个南方谈话是代表中央精神， 因为今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果中央没有一个精神来凝聚大家的共识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要有这个共识，我认为温家宝的答记者问恰恰在这个时候起了一 个类似于南方谈话的推动改革的作用。

　　谈重庆事件：党的执政方式要法治化民主化

　　《大师》：这次重庆事件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个事件大家谁也没有想到，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这一个事件非常突然，这么一个打黑英雄，怎么会跑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这是匪夷所思的 事情。这标志着一个大案的暴露，令人震惊。后来 ，从薄谷开来案、王立军案到薄熙来案，人们看到，将自己凌驾于法治之上、肆无忌惮践踏法治尊严的人，既有薄熙来的亲属，又有掌握一定权力的下属亲信，更有 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本人。薄熙来诚然会在法治轨道上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查处。但直面薄熙来案，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并认真吸取教训。薄熙来在位之 时，他主政的重庆以“打黑”著称，其口号是“有黑必打”。而其妻薄谷开来成为谋杀犯、“打黑英雄”王立军成为循私枉法者，薄熙来本人也在此案中滥用职权、 负有重责。事实显示他们成了最大的黑社会。这个案件，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很严重。

　　我回顾了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从党的八大到今年的十八大，一共召开了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十一次里，除了八大和十六大两次党代会 比较平和以外，其他九次全部充满激烈的斗争。九大打倒了刘少奇，出来了林彪；十大打倒了林彪出来了王洪文；十一大又打倒了王洪文，出来了华国锋；十二大， 华国锋下台，胡耀邦上台；到十三大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了；再到十四大赵紫阳下台了，江泽民上台了；然后十五大就面临陈希同事件的斗争。十六大平和一 点，十七大又出了陈良宇事件，本来以为十八大可以比较平和的，结果又出来一个薄熙来事件。

　　回顾执政以来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国从“伟人政治”向“强人政治”，又向“常人政治”的演变，可以看到这个当中党内斗争形式的变化。在毛主席“伟人政 治”时代，他可以把一个一个接班人拉下来，而在邓小平与陈云“强人政治”的时代，可以把党的一把手一个一个拉下来。但是，到了后强人时代转向“常人政治” 时代时，党的一把手不可能出问题，党的接班人也不可能出问题，但是政治局内部的矛盾加大了。所以接连出了陈希同事件、陈良宇事件、薄熙来事件。这就说明在 我们执政党的高层领导当中，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与规制范式，正确处理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极其重要。因为，今后这类矛盾斗争还会继续存在。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 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大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讲到，关 键在人。关键在党的政治局常委，常委一班人好了，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薄熙来事件之后，我们党怎么来使用人、提拔人，高层应该有怎么样严格的相互的监督， 包括对党的常委直至一把手的监督，非常重要。不能再像薄熙来那样从大连到沈阳，到商务部，到重庆，一路带病提拔，越来越无法无天，直奔权力最高层，直至大 案爆发。

　　我们一定要爱护互联网，领导要有网络素养

　　《大师》：这次王立军事件互联网上消息的传播，和当年林彪那会儿也完全发生了变化。

　　周瑞金：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对中国政治改革所起的作用，有了一个建设民主政治的平台，这点我觉得很重要。目前，我国网民已经 超过5.38亿，农村网民规模为1.46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超越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平均每个网民每天上网时间已经超 过2.84小时，大多数人接触互联网的平均时间，已经超过电视和报刊。

　　网络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传统社会舆论生态。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发展改变信息传播机制，打破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所垄断和掌握信息主导权的传播格局，让群众能 够从越来越多的渠道接收到多种信息，自主意识大大增强。大量移动新媒体，在大连px事件、乌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 以，互联网媒体出现，对于我们推动政治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爱护互联网，互联网确实要依法治理这是对的，但是要看到互联网这个新生代媒体在现 代政治当中是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要害怕互联网，这也是我们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师》：但现在网上的意见领袖火气很大，经常在网上讨论，然后线下约架。您会不会担心互联网会扩大这种社会分歧，反而不是凝聚大家的共识。

　　周瑞金：这个需要互联网意见领袖不断提高网络素质。我觉得网络媒体出现之后，对领导来讲要有一个网络素养，怎么来看待网络媒体的出现，要有一个民主 的、科学的、按照法治的精神来看待媒体的作用。同样对于广大网上的舆论领袖，他既是代表网民的一些看法，又有一定公信力，起着网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 用，所以他们也应该具有网络修养，既不能片面地煽动网民的情绪来和政府对立，同时又不能完全代表政府的利益来对网民进行说教。

　　网络的领袖有一个提高网络媒体素养的问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以及社会素养，又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的思维，和政治政策观念比较强，该讲什么， 不该讲什么，讲到什么分寸。在官民之间矛盾的时候，怎么既代表网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政策限度，有一个容忍度。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发挥网民领袖的作用。我发表文章支持网民领袖发挥作用的比较多，对党政领导应该对网络领袖宽容讲得比较多，但是今天在你们腾讯网上来发 表，我也有责任来劝告一些网络领袖要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素养，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停滞，新闻体制改革也是迟缓的

　　《大师》：您被称之为政论家，您怎么来理解政论家这个头衔的内涵？

　　周瑞金：我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政论家，我自己也表示怀疑。一般来讲政论家是掌握一定的媒体，他有一个自己的媒体，在上面发表很多政论、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是观察家的文章，对世界局势的评论，这个才能称之为政论家，你讲的储安平、张季鸾都有掌握一个媒体。

　　我今天没有媒体在手，无非是根据我自己观察国内外形势感到应该讲一些话，写一些文章，完全是出自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当前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所以说我是政论家我感到很惭愧，不敢当。

　　但是我们现在真正掌握有媒体的政论家并不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媒体都是国家的媒体、党的媒体，因此代表党讲话要根据党的政策、党的文件来讲， 要真正形成社会有影响的政论家，距离这个要求还太远了一点，这有待于我们新闻体制改革深入以后，将来才会出现一批真正的政论家。他有他的媒体来传播他的声 音、他的意见、他的个人思考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媒体条件，才能够出得了政论家。

　　《大师》：您怎么来看几十年的新闻改革，包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走向是怎么样的？

　　周瑞金：新闻改革我们也喊了几十年了，应该说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当中，它还是起着推进改革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新闻改革发展到今天也跟着我们的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步伐一样在前进着。由于新闻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和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停滞、迟缓有联系，新闻 体制的改革也是迟缓的，表现在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手段的变革比较多。内容也增加了，影响力也扩大了，不单是在宣传的领域，也在经营管理的领域，在壮 大报业集团、新闻集团上面的很多措施，确实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包括文化体制相配合的在前进着，如果就新闻体制改革本身来讲，今天还是滞后的。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闻的体制，我们只有单一的公有制，本来按照毛主席讲的新闻体制是跟着经济体制走的，经济基础变了，你新闻体制也应该变。我们今天 的经济基础从原来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为主体了，等于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和外资进来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经济体制。和这个相适应，新闻体制 也应该体现出多元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的媒体就是单一所有制，不管是都市媒体也好，主流媒体也好，甚至是网络媒体。所以我希望新闻体制改革能 够进一步的话，应该允许民间办报，能够有这样一批媒体和我们今天的经济所有制相配合，在新闻体制上体现出有综合性的，有国家的媒体，也有民间的媒体，也有 各个民主党派的媒体，大家相互学习，相互竞争。这样一个媒体体制的形成就是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个新闻体制改革推进一定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有新闻法的制订。这样有利于我们营造一个依法治国的系统，我们这几年订了那么多的法律，唯独新闻法、出 版法没有制订出来。现在越南有了自己的新闻法，这个可以借鉴一下，来推进我们新闻法规的产生，使我们新闻能够依法来进行，这样也就避免今天出现的不断地要 来处理造谣媒体，在国家法治制度上来解决了。所以我认为新闻体制的改革要前进，这两个是目前很重要的方面。

　　宣传部部长当报纸总编辑，这种管制道路应该改变

　　《大师》：您觉得当下还做得比较不错的媒体有哪些？

　　周瑞金：做得不错的媒体，我首先从《人民日报》讲起。我觉得这两年来《人民日报》评论大有改进，特别是评论部的一些评论确实能够反映民众的声音，使得 我们党报这种传统媒体的言论出现新鲜的、可喜的变化，这两年以来有几个有口皆碑的，引起大家关注的，也很快出来表态了，所以这一点来讲大有进步。

　　我是主流媒体出身的，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一个是在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在北京《人民日报》，两个都是党的机关报，一个是中央机关报，一个是地方党 委的机关报，所以我首先希望这两个机关报的主流媒体要起变化，要更多地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更多地反映群众的声音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个是其它 媒体所起不了作用的。

　　另外我觉得现在地方党报的作用是削弱的，地方党报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声音，也没有一个地方党报有一篇有影响的，包括《解放日报》，我的母报，以前我还可 以在《解放日报》写“皇甫平”的文章，今天这种文章也出不来了。这里面牵扯到我们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当年在《解放日报》工作的时候，相对宽松 的环境，我的言论我自己把握负责，报社社长有权决定发表他认为可以发表的评论和报道，这个当时做到了，当时80年代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这一点就更难一点，这个涉及到新闻管理，这也是新闻改革的一个方面。现在就是宣传部部长当报纸总编辑，报纸的总编辑当总编室主任了，按照各级宣传 部门的要求来安排版面，用什么稿子，做什么标题，是走向这样一个管制的道路上去。我认为，思想宣传部门不能完全以行政手段、办法来管理意识形态，具体到包 办代替总编辑工作的程度；而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形势、分析思潮动向，然后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政策，以指导各媒体的宣传。现在是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适当改 变舆论管理，少一点“不准”、“禁止”，多一点怎么报道好、宣传好的指导。当然，难度是比较大的。其他新闻媒体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都市媒体和网络媒体，我 认为几大网站应该说发表的评论作用很大，你们腾讯也在内。

　　胡锦涛总书记前两年到《人民日报》去，特别把都市媒体也当做一个主要媒体提出来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党和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以外，现在很多都市媒体和网 络媒体他提到同等的高度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现在都市媒体起作用比较大的，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日报》、北京的《新京报》，还有《南方周 末》等等。我觉得南方报系的报纸办得都比较好，还有一个《经济观察报》，这个报纸很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报道和言论，也是比较好的，我也比较关注。这些报纸都 不错。当然，我接触的纸媒比较少，提到的报纸仅是我所读到的，还有许多报纸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