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我们的中国身份与立场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038 次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因为这种“西方镜像”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新世纪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西学研究在中国占据独特地位，随着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GDP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另类性言说。 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西方有人认为，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对边缘化东方的贬损和忽视东方文化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个西方早期现代化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1]，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我在本书中提出“发现东方”，就是说在近两个世纪，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但是全盘西化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一听说弘扬传统文化就认为是张扬那些已经僵死的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其实，弘扬不等于优劣不分地照单全收，批评是弘扬的前奏。经过五四批判运动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弘扬”裹小脚、缠胸、“一个茶壶四个杯子”纳妾理论（辜鸿铭），更没有人去弘扬那些抽鸦片的劣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生生不已，没有随历史的延续而博物馆化，那是因其仍然秉有存在大道之故。 事实上，现代化不是美国化，而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程。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因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2]。中国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方面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所以，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就是这样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交融、互补互动的。但是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一统天下，更何况一霸天下了。 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同时也不能虚无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对手不是西方，发现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主张宽博的世界主义——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文化的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整以外，还需要文化氛围的良性调整。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到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张本之地，而是可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文化趋势，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东西方平衡的，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的新境界[3]。 近代以来，中国形象在不断变换。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100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1500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30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西方迅速崛起，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即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被拉开与西方的距离，欧洲的人均GDP和中国相比，在1820年是2.1，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达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被拉开了距离。 经济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对中国人总是高看一眼，伏尔泰对中国极尽赞美。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西方人所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艺术，在他们心中突然就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们不能够进入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中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往往只听传教士的说法。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理解到仇视，到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加剧，一直持续到1972年。其后到1989年，同样又出现了诸多反复，包括“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都意在在“遏制中国”。 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有关材料表明，在第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大约是1：8，在第54届书展的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1.37%。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西方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么？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地被全球认同的么？我认为不是这样，西方一直在全球进行文化输出，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既定的话语结构和权力中心都是权力和话语合作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地文化输出获得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联系紧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已经开始了。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要重建文化自信就要重新检阅自己，即“发现东方”——发现汉字文化圈的文化重量。在发现东方的基础上，要进行中国文化的可持续输出，即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开始走向新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应成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的文化之谜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 如何发现东方？首先要对中国文化做全面清点。考察中国文化当中哪些已经僵死了？哪些成为博物馆文化的文化历史片断？哪些可以将历史的碎片整合成文明的资源？哪些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创生出新文化形态而可以成为新世纪的文化生长点？最后看当代中国人是否能创生带有中国新世纪文明特色的新东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做出怎样的解答。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研究经典而不是流行文化，必须对中国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人加以重新阐释还其本来面目。文化人的学问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和生命担当。 应该输出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文化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思想文化，第二层面是艺术文化，第三层面是物质文化或者说实用文化。已往输出的文化多是第三层次的物质文化即器物类（如丝绸、瓷器、园林、武术、烹调等）。今天的文化输出主要应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层面。思想文化又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是知识型，第二是对话型，第三是生态型。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文化输出工作的深远效果，是主动寻求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重新阐释和中西文化生态的新世纪整合。17—18世纪欧洲上曾出现“中国热”，今天在法国再次出现，这是很重要的文化契机。我们应主动地同西方对话。 发现东方，用东方现代性经验为当今世界最棘手的问题提供另一种解决的方案。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的时代，敏锐的思想家发现世界精神文化出了根本性问题。福柯研究疯史，注意到现代性出现后人开始变得疯狂了。根据联合国材料，当今世界精神病患者占人口的1％；艾滋病在10年以后将占全球人口的1％；社会的自杀率占人口总数的1％。[4]我们需要追问，现代世界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人为什么在物质上丰富了，而在精神上却赤贫了？在硬件上富足了，在软件上却缺钙了？当代人精神生态出现的巨大空洞表明，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价值观出了重大问题，人因缺乏精神支撑而难以活下去。[5] 当代世界面临着种种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战争尤其是核大战没有赢家，因此，大家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只能谈文化——以东方的优秀思想来达成世界和平。百余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妖魔化之路。今天中国应重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面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6]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相比，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仍步履蹒跚，与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国家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文化上，制定一个高瞻远瞩的整体的文化发展战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重要的，不可抹杀的，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可参门多萨撰《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吸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参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美)萨顿：《悄悄的自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美)柏忠言编著：《西方社会病》，北京∶三联书店，1983；(法)杜尔凯姆：《自杀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美)波伊曼编选：《解构死亡》，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5] 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4。 [6]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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