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4月21日开始，《人民日报》推出“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引发海内外舆论和社会广泛关注。6月2日，《人民日报》在观点版以“本报评论 部”名义再次推出“人民观点·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文章，首篇题为《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文章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一经发表即引起关注。基于 此，记者特约记者连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之一周瑞金，对此进行解读。

　　政府当怀谦卑之心

　　记者：这篇文章指出，“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你对此怎样看？

　　周瑞金：这两句话很有针对性。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为政者漠视群众批评和维权人士的呼声，总认为老百姓是不对的，而只有他一贯以正确自居，总是听不进老 百姓的批评和不满。由此引发上访事件，引起官民对立，社会敏感事件增多，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如最近以来连连发生的自焚甚至爆炸事件、从个体上访到群体抗 议。由此导致为维稳而采取的一些做法，实际又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

　　记者：政府和民众之间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处于强势的公权力一方该有何作为？

　　周瑞金：不同地方应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做法有区别。有些地方应对得比较好，能够尊重民意，所以社会热点事件化解得比较好，像广州番禺垃圾场事件就是其中 一例。这说明具有现代民主观念的当政者，在处理和民众的矛盾中，能理性地从工作出发，多做检查，找到不足，进而和社会公众互动，哪些问题存在什么困难，有 什么不足，即使当前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也可以坦然相告。

　　如果双方地位平等，且政府对民众怀有谦卑之心，不总以正确、高人一等的心态来对待民众，这样是可以进行沟通互动的。沟通互动的主动权还是在公权力这 边。因为整个社会资源、权力掌握在执政者手里，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你处在强势地位，弱势群体即使有过分要求、过激声音甚至过激行为，你也应该理解，且 要换位思考——如果你处在弱势地位，面对同样情况又会作何反应？

　　政改最终走向

　　记者：对公权力的另一面——社会公众，你怎么评价？

　　周瑞金：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很好的，真正要捣乱的很少。挑起事端的大多是走投无路者。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极端行为，多是社会公众忍无可忍才铤而走险。有的人历经多年上诉、上访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使得矛盾越来越激化。对很多极端事件加以分析，都有这个背景。

　　记者：文章开头提出“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在我国，为什么政府“知错即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周瑞金：由于政府是按照自己意志在办事，比如强制拆迁，多认为“市政建设整体上对社会有利，个别人捣乱是不对的”。再加上有的干部由上级直接任命，缺少群众投票授权的过程，所以对待民众总有高人一等的心态。

　　记者：革命年代，共产党还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但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民众和官员的距离是否被拉开？

　　周瑞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初中共处于非执政者地位，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就是在民众这一边，所以他们能够非常谦卑地对待民众，尽量和民众搞好关 系。在执政以后，官员容易高高在上，而且“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败”，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真理。所以，从革命党转变为 执政党后，如果不能自觉地对待这一真理，共产党也会走上这条路。

　　记者：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有哪些制度性措施来保障这种良性关系？

　　周瑞金：应该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上来加以保证。党的执政理念是明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政治体制目前还存在缺陷，因此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制度上的不合理因素。

　　我相信，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走向，是宪政民主。要让权力真正来自社会公众，实现“权为民所赋”。如果权力的来源有制度保障，“权为民所用”就会体现为尊重社会公众，把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特别是生命权和财产权）当做政治伦理的底线。

　　政治伦理的底线

　　记者：《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针对当下哪些具体现实呢？

　　周瑞金：现在有些党政官员已经不讲底线了。这也难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也不讲底线。包括搞爆炸，都已经突破了底线。

　　应当说，下层民众突破底线，和上层领导突破底线是有关的，为政者突破政治伦理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共产党一定要为社会公众维护利益”，立党是为公的、执政是为民的。

　　但你如果把社会公众的生命视作草芥，逼得他们因拆迁自焚，而当政者连同情心都没有，还指责民众违反法律，那就是突破底线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当政者一定要守住政治伦理底线。

　　过去的老一代革命家，在这方面就很讲究。我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一个农民跑到天安门广场，大白天点天灯，向中央诉说农民已经饿死的事情。当时的北京 市委书记彭真不是将这个农民抓起来，而是将他保护起来，怕他回到四川受迫害，还把他安排到湖北一个地方居住。像他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都有这样的胸怀。

　　所以今天有的地方政府对待社会公众，稍有一点异常马上出动公安镇压、抓人，态度太差了。

　　向民间寻求新动力

　　记者：这几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先后举办过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讨班、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加以研究。这释放出什么信号？

　　周瑞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基于目前中国出现的若干问题。现在看起来，在一些地方还存在贯彻不到位的情况，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重新强调、研究了这个问题。

　　政治局会议提出“三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呼唤社会管理创新。其中“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就是要社会参与、公民参与，社会协同，体现出中央最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

　　记者：这是否能体现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变革模式动力的匮乏，转而向民间寻求新动力的可能？

　　周瑞金：这是世界领域中社会管理、公共治理的先进经验，欧美国家早就开始实行了。因为我们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国家而无社会，政府全能主义盛 行，统包社会的一切，这样使得社会毫无活力，社会也就等着政府来关心，而不是民众自己起来关心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来为自己争取利益，所以缺少社会这个动 力。

　　记者：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目前的社会基础是否具备？

　　周瑞金：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体的结构已经比较明确。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不可能把社会主体当做社会组织来管理，还是要从四个方面相互协 调：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重点在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这样才有创新。如果重新回到“党的领导、政府负责”主导一切，回到“政府全能主 义”，就无所谓创新了。

　　土地问题遗患多

　　记者：对《人民日报》近期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你怎么看？

　　周瑞金：最近《人民日报》一系列评论文章所体现的理念，其实是党中央精神的一种贯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目前出现的社会事件、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产生的。

　　我们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这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面临公共治理、社会管理的课题，也是常态的——因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产生种种矛盾的问题，是有一定社会发展规律性在里面的。

　　当然也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比如不搞土地私有化，而搞国有化。所谓土地国有化，实际就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说地价要高就高、要低就低，随便可以侵犯百姓的利益。而农民缺少土地的权利，集体所有往往就是乡镇政府所有。

　　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事件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最后还是要追踪到土地制度的改革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