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进行着再平衡的过程，而从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看，中国也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的转型条件是否已经具备？怎样才能做到转型成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的相继越过和库茨涅兹拐点的即将到来为扩大内需实现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目前在当前通胀水平高企之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在规模上需要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方向上也要实现转变，最终建立一个内需拉动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刺激政策所一度缓冲和掩盖的结构性问题需重新关注

　　记者：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主要存在哪些经济结构问题？

　　巴曙松：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危机之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带动的政策刺激促使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两年之后，政策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回归常态化的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挑战。在危机之前曾经困扰中国经济发展，但却被刺激政策所一度缓冲和掩盖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重新受到关注。

　　中国在工业化初期曾采取了倾向重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在特定的人口结构下，这导致国民储蓄迅速提高。加之人口抚养比在1980年以后持续下降，总生产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日趋下降。而高储蓄带来的低资金价格使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

　　同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益于区域产业转移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出口对GDP的拉动和贡献率日益明显，叠加九十年代欧美新经济带来的旺盛需求，对外依存度日渐提高，对外需的依赖也日渐明显。

　　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低企的利率政策导致了财富分配向资本的倾斜，同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也压低了劳动力报酬，这最终导致了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表现为资本收益占比过高，劳动报酬占比过低，这一分配格局极大地弱化了消费需求。

　　由于资源配置向可贸易部门的不断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第三产业对于吸纳劳动力，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过分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对第三产业的扩大内需产生了抑制作用。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和中国自身要素情况的变化，这种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记者：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中，目前国内的条件是否具备？

　　巴曙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了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成功。但诸多证据表明，中国在2004年前后已经历了失业率的大幅下降，职位空缺率与求职人数比例首次突破100%，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日趋下降，而在2004年以后，每年城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不足5%，大幅低于2000年以前，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则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年均增速高达15%到20%。这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越过，将为促进转型带来机会：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所能带来的消费增长将快于城镇居民，农村消费兴起仍有广阔空间；二是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必将导致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日渐丧失，这将倒逼中国出口部门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

　　而且，根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以及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高自然增长率、高人口存量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老龄化速度加快与后续劳动力不足并存。劳动力总量供给的稀缺叠加刘易斯拐点带来的低端劳动力结构性不足，这将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出口产业受到冲击，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提升消费需求，内需替代将是必由之路。

　　此外，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人均GDP在3255美元到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历史证据表明，正是在这一收入水平上，不同经济体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拉美国家在较早摆脱贫困陷阱后就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茨拐点的左侧，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是2004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放缓。一旦中国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国民收入将获得进一步提升，中等收入陷阱下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将得到有效缓解。

　　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在规模上需要增加更要在方向上实现转变

　　记者：目前的外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有什么影响？

　　巴曙松：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相继推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受此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相继实现了经济复苏。但目前伴随着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渐弱化，欧美经济亟须通过内生性力量获得增长。然而危机过后，欧美经济尚未形成新的增长点，因此中短期来看需求恢复尚需时日；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欧美各国在危机过后开始逐渐反思之前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金融输出、忽视传统制造业、高杠杆的超前消费等情况在未来可能改变，这将使中国出口长期面临持续的压力。

　　记者：在调结构上的政策偏重点应该在哪里，怎样才能有效地既做到扩大内需又实现了经济顺利转型？

　　巴曙松：一般来说，货币政策重在总量调节，而财政政策则重在结构调整，更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灵活性。目前在当前通胀水平高企之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在规模上需要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方向上也要实现转变，最终建立一个内需拉动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经济的财政政策应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提供完善的基础条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生产性投资占主要地位，随着生产性投资投入的不断增加，其负面作用不断显现，经济过热、通胀水平高企、消费挤占低迷等。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方向亟待转变，应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因为消费性投资兼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在经济转型期间，既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可为下一步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和环境。

　　其次，应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扩大消费的能力。缺乏消费能力是近些年中国经济消费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收入高者消费饱和，收入低者无消费能力，“哑铃式”的社会群体结构难以形成消费驱动性经济动力。而且，社会保障能力的明显不足使得居民消费能力雪上加霜。因此应多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居民收入，通过补贴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得收入；通过增加培训投入的方式提高居民的专业技能，增强提高收入的能力；通过扶持中小企业的形式提高就业机会，增加收入；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式提高居民未来收入的预期等。

　　再次，还应大力支持、鼓励和培育民营经济，通过鼓励创新和减税的方式壮大民营经济，这样既能有效拉动内需，还能够实质性的提供就业岗位，增加人们收入。民营经济目前已占GDP的60%以上。但当前我国投资过分集中在不能吸收就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而金融、教育、铁路、医院等又都设了很多门槛，民营经济既享受不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投入福利，也难以进入那些易营利的生产性服务业。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扶持力度，打开投资渠道，消除垄断，驱除投资政策屏障，鼓励创新，加强投资引导。

　　最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应注重分配公平。中国虽然连续若干年9%的经济增长率，但居民收入增长率慢于经济增长率，并派生出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而居民收入低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越来越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比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低30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5～20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收入慢于经济增长，我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增长率9%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只占7%左右。三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07年达到0.48。要想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增加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合理才能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