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这些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经中国共产党的表彰和宣传，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事迹虽然没有战地英雄那样轰轰烈烈，却同样感人至深，令人从中得到无穷的精神力量。

一 “学习雷锋好榜样”

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英雄辈出，树立了无数的学习榜样，但影响最为广泛持久、深入人心的，当属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雷锋之歌，唱彻祖国南北，神州大地。

“雷锋”这一名字是与“做好人好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短暂的一生，助人无数，事迹平凡而又伟大；一部《雷锋日记》，朴素中见真情，读者无不为之感动。雷锋牺牲后，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3月5日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雷锋虽逝，但“雷锋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全国各地，从部队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投入学习雷锋的热潮中。”雷锋去世后，全国立即掀起了学习雷锋高潮，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争相以雷锋为榜样，争做活雷锋。不仅雷锋所在的班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雷锋班”，每年3月被命名为学习“雷锋活动月”，而且在各行各业涌现出无数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

王杰生前是济南军区驻江苏徐州某部工兵一连五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在一次训练中为掩护12名民兵和干部而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评价说：“王杰同志是又一个雷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涌现出来的最突出的英雄人物之一。”《解放军报》社论也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我军涌现了千千万万的好人好事。王杰同志是继雷锋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去世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十万多字的日记。日记印证了雷锋等英雄人物对王杰所产生的感召力。王杰在1963月2月20日写道：“以前我总认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前途，做不出什么名堂来，雷锋的英雄事迹启发了我，给了我力量。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组成了伟大的事业，正是这无数做‘平凡’工作的人，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只要象雷锋一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同样会做出伟大的事业。今后我一定向雷锋学习，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当好普通一兵，做一个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在人民队伍里，雷锋精神始终闪耀着光辉。朱伯儒、安珂都是雷锋式战士。朱伯儒于1955年入伍，当过空中通信员、管理员、施工队长、股长、油库副主任，干一行爱一行。他入伍28年，做了无数好事，被誉为“活雷锋”。1983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朱伯儒同志“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荣誉称号。安珂1978年入伍，驻守广西边防前线。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由于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他先后6次受到嘉奖。在部队当兵4年，他连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优秀义务兵”。 1983年3月8日，安珂在和歹徒的搏斗中牺牲。

“南京路上好八连”则被称为“集体的雷锋”。共和国建立初期，上海的社会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该连于1949 年6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及生活方式的侵蚀，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团结群众，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被萧华将军誉为“集体的雷锋，四好连队的典型”。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至今，“好八连”仍然一如既往地弘扬着雷锋精神，保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

“学雷锋，树新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雷锋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80年代，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1982年7月，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生张华勇敢地跳入化粪池，为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张华舍身救人的事迹广为传播，张华本人也被授予烈士称号，并成为全国大学生学习的榜样。《人民日报》称：“雷锋精神在他身上闪耀。”1988年3月13日，“英雄少年”赖宁为扑灭突发山火，保护国家财产，不幸遇难，年仅14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评价说：“赖宁精神是雷锋精神的延续和发扬。赖宁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为全国少年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党和国家希望全国少年儿童进一步向赖宁学习，像赖宁那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从小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长大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赵春娥、李素丽、徐虎，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践着雷锋精神。看守媒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份工作，赵春娥在这样的岗位上学习雷锋，成为世人的模范。《人民日报》报道：赵春娥工作认真负责，惜煤如金，几十年如一日在车站看守煤堆，注意点滴节约，每天猫着腰用手将漏在石缝里的煤抠出来，十个手指经常磨得鲜血淋淋，硬是拣回150吨煤。她长期坚持干脏活累活，积劳成疾。她带病坚持工作，并表示：“我宁肯倒在煤堆上，决不躺在病床上！我喜欢煤场，也离不开煤场，死后将我的骨灰撒在煤场上，让我看煤。”她助人为乐，是出了名的“活雷锋”、“党的好女儿”，在患癌症期间，仍坚持为五保户、军烈属老人送煤送粮打扫卫生操劳家务。1983年被国务院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十几年如一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座右铭，发扬“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的行业精神，真诚热情地为乘客服务，大家称赞她是“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病人的护士，群众的贴心人”。上海市劳动模范徐虎，在水电修理工的平凡岗位上，长期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排忧解难，用“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的“活雷锋”。

科学家蒋筑英也是一位“活雷锋”，长春光激所里的同事称他是“永动机”，他则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对所内所外的事情，只要有益于社会，无论份内份外，都尽力去做。所里计算机房的冷冻机坏了，他主动带人去修理；图书馆借书登记处的钢笔没有了笔尖，他找来笔尖安上；同事生病，他冒着大雨到家中探望；他住的房子，十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厕所堵塞了，他去做“义务清扫员”。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80年代初，他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房间里，所里分给他三间一套的房子，他却要求转给住房困难的人。这些虽说都是小事，但这些日常小事恰体现了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境界。

简单说来，雷锋精神已化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和道德境界，融入每个中国人心中，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 “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按照党章要求，党员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焦裕禄、孔繁森等领导干部舍己为公，执政为民，为广大干部群众立下了光荣榜样。

焦裕禄于1962年12月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当时正值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兰考县遭受了涝灾、风灾、盐碱三害，全县的粮食水平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群众的生活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许多村庄几近没有人烟。他提出，要继承与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不能单单依靠国家的救济。为改变兰考穷困落后的面貌，他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带领工作队跋涉千里，给全县的大小84个风口、1600多个沙丘逐个进行编号、绘图，为防灾抗灾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1963年秋，兰考连续下了13天雨，全县11万亩秋粮歉收，22万亩受灾。他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全力抢灾救灾，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把救济粮款直接给受灾群众送上门。次年春天，他的病情恶化，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强调工作忙离不开，不去住院。医生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继续坚持下乡工作；肝痛发作，无法骑自行车，就推着走。当他躺在病床上时，想的仍然是如何改变兰考的面貌。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惦记的仍然是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逝世，终年42岁。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和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誉之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孔繁森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扬者，他不顾家庭困难，两次进藏，为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全部力量。

孔繁森出生于山东聊城，1969年复员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并立下壮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到西藏后，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他在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间，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和当地群众一起干农活、修水利。1988年，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大幅提高儿童入学率。当时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西藏偏远地区医疗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上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他选择了继续留在西藏，担任阿里地委书记。阿里是西藏最为偏僻、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寻找群众致富道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区106个乡中的98个。在孔繁森的领导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11月29日，他在赴外考察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孔繁森用生命实践了自己诺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他牺牲后，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山东聊城建立了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孔繁森纪念馆。

以焦裕禄、孔繁森为榜样，优秀干部不断涌现。郑国民、苏宁、李国安就是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的代表。郑培民被中央主流媒体誉为“感动公众，感动中国”的好干部，他在湘西工作的两年间，不畏劳苦，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几十年中，郑培民的工作一直在变动，但始终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苏宁是一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年代献身国防现代化的英雄。“像雷锋那样做人，像焦裕禄那样做官”是他长期信守的准则。1991年，苏宁现场指挥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时为保护战友牺牲。李国安则用自己“上不愧党，下不愧民”的模范行动，忠实地履行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模范团长”。

与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形成鲜明对照，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两袖清风、心系群众、舍己为公，使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楷模。长期以来，学习焦裕禄精神，学习孔繁森精神，成为保持党员干部先进性的重要手段。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运用这种手段成功地培养和教育了一代代执政为民的领导干部。

三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1964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全国展开。大庆、大寨，由工农业学习的模范，升华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象征。

共和国成立初期，石油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1957年，全国的原油产量仅145.7吨，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摆脱这种落后局面，从1960年开始，中国的石油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再加上我国油田地质情况复杂，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外国专家预言，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建设大油田。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几万名会战职工，用自己的行动驳斥了外国人的谬说。中国石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等不靠，没有起重设备，就组织大家肩扛背驮；没有供水管道，就带领全体职工，到几里路外的湖中取水。就这样，艰苦地打下了第一口井。当王进喜领导的井队打第二口井时，工地上出现了井喷的前兆。如果发生井喷，就有可能把几十米高的井架统统吞进地层。王进喜当时正拖着一条伤腿、拄着双拐指挥生产，当他看到这危险的迹象，一边命令工人增加泥浆浓度，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井喷，一边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泥浆池，用手脚拼命搅拌，调匀泥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搏斗，井喷事故避免了，而王进喜和另外两个跳进泥浆池的人，皮肤却被强碱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在王进喜“铁人精神”带动下，全队大干苦干，大庆油田大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为中国经济走出困难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大庆会战的六条经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精辟阐述了大庆的基本经验。从此，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中国工业建设的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大庆精神伴随着大庆油田的建设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1981年，中央发出47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大庆精神及六条大庆基本经验，明确了大庆精神、大庆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1990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视察大庆，把大庆精神高度概括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至此，大庆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基本内涵被最终确定下来。大庆精神在新时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50年来，大庆精神成为大庆油田建设取之不竭的动力。如今，在大庆油田活跃着873个各级青年文明号，329支青年突击队，1322个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271个青年科技攻关小组。铁人曾经工作战斗过的1205钻井队坚持开展“人人学队史、人人讲队史、人人写队史”活动，使“学铁人、做铁人、为05队添光彩”成为青年人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2004年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十年成就奖”。“铁人式的好工人”更是不断涌现，丰富和发展着铁人精神。王为民自进大庆油田工作后，一直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勇挑重担，多次跳到油池中抢险救险。他还刻苦钻研，攻取科学难关，十多年来，先后取得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5项获得国家专利。他研制成功的抽油杆防脱器，每年为国家节约上百万元资金。1997年，年仅48岁的王为民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石油开发事业。

大寨是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大寨村只有200户人家，500多口人，总面积1.88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恶劣，人称“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是太行山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小山村。就是这么一个小山村，成为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样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53年，大寨实行农业集体化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利用河沟造粮田，开垦荒坡造梯田，抗旱防涝，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亩产237斤，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灾情十分严重，冲垮100条大石坝，180亩耕地颗粒无收，冲塌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寨人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从山下担土到山上，打造旱涝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每个劳动力搬运土石方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10万斤。五年后，大寨人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稳产的“海绵田”，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成为当时人与恶劣自然条件抗争的典范。大寨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未忘国家，10年间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这在当时困难重重、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条件下，他们的奉献精神的确令人感动。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激发了全国人民发奋图强的斗志。仅六七十年代，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就达千万人。

红旗渠也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开凿出来的。河南省林县地处太行山区，历史上常年干旱缺水，“荒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工农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群众生活十分困难。1960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林县人民决定从山西省平顺县引漳河水进入林县，从根本上改变林县的落后面貌。在当时，要在太行山中盘山开渠，实现引漳入林的目标，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劈开1250座山头，开凿221个隧洞，架设157座渡槽，动用土石方约2500多万方。为了发挥水利效益，沿渠还要修建中小型水库338座，提灌站250多处，水电站52座。在今天看来，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匮乏，资金短缺，工具简陋，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但林县人民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国家不投入，全县人民自筹资金；没有现代化的设备，自己动手制造最简单的工具；没有粮食，就以野菜和树根充饥。当时林县一共70万人口，上红旗渠工地劳动的接近三分之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建成闻名国内外的红旗渠。林县人民所焕发出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同大自然搏斗的精神，与大寨精神相映生辉，鼓舞了数亿中国人的心。

桂林大队学习大寨精神见行动，为改造耕地一天见两次星。厦门桂林大队地处丘陵带，风大，水缺，土地瘠薄。因为水缺地瘦，薯苗不长藤蔓，地瓜长不大。为了改良沙质地，桂林大队每年从沿海拉来一千多吨海土。如此浩大的工作量，除了仅有的几辆拖拉机外，社员们主要靠独轮车，到四十几里远的海边运回海土。所以，他们往往天没亮就得出门，回到家时星星又出来了。1964－1972年，他们共改造农田1300亩，连一些原来只能种旱地作物的沙地也都能种上水稻。政治宣传，被认为是桂林大队学大寨运动的号角。大队自己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并为每个生产队装上了高音喇叭。这些广播喇叭每天播送《愚公移山》，播报大寨人的英雄事迹，宣传一些公而忘私、以身作则的好干部和出工早、收工晚、为集体多作贡献的好社员的生动事例。可以说，大寨精神为困难时期中国农民为解决温饱、战胜自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