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军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两个基本因素，即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国民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没有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只是表现为一种情感；没有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注意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感的基础，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一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认同”具有“归属感” 或“身份感”的含义。认同是一种辨识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在辨识过程中，个体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己与一些人有何共同之点，与他者（others）有何区别之处，从而达到对“我是谁”即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不断自我诘问过程。在这种不断追问的过程中，自我可以确认自己的特色，确定其所属的类别。而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于个人而言，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认同之于个体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它为个体的行为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同样，国家认同也是国民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同时，国家认同也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国家尽管外在表现为一定的疆域、人口等，但是国家的存在更多的倚赖于国民对它的认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明确指出，“国家主要存在于它的人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假如他们不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就没有逻辑练习会使它活起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无法使国民确立起对自己的牢固想象，并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就会为各种地方性势力和宗派势力的形成创造条件，最终沦至解体的可能。白鲁恂指出，向现代转型的国家里一共存在六种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政府权力渗透的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以及分配危机。第一位、并且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国家认同危机。“在大多数新的国家里，从部落到种姓、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认同危机也会涉及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习俗的冲突问题，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识与世界惯例之间的两难抉择。”由此可见，国家认同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二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价值观或价值体系的建构和引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价值观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核心价值体系，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引领着社会思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国家统一稳定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一个国家只有建构起稳定持久、代表历史发展趋势，为国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充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同时也才能赢得世界他国的尊重。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重大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休戚与共的感觉，最终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巨大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现代国家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相比起民族或族群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族群历史或文化来，国家是一种现代的产物。民族是前于政治的人群组织，它带有浓厚的血缘传统色彩。而国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法律意蕴的词语。它所指的主要是一种政治法律秩序，合法武力的垄断与行政机构的设置，对外代表不容侵犯的主权，对内拥有裁决一切争端的最高裁决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居于关键地位。国民对支撑该国的各项基本制度能否产生认同，是一个国家认同确立与否的关键。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寻求能为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所支持的合理的体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国家，较之文化认同，如何引导国民对社会政治制度形成认同往往被置于一种核心地位，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导、巩固和强化人们形成政治认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不仅仅是由狭义上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体系，它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辩护力量，引导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形成共识和认同的重要引导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蕴含着社会理想、社会信念、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基本取向，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它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运动，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作为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它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成为凝结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有助于引导人们对各项基本制度的内在理念形成共同的认知。在现实的制度运行中，它有助于使政治过程获得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使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更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最终有助于全体国民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使民族认同自觉服从于国家认同，增强民众中华民族一体感。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民族（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需要国家建构起能为各族人民理解、接纳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并采取各种方式使这些因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稳固化，以便形成稳固的国民心理。但是，这一转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这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紧密相关。人们能否接纳一种为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能否自觉认可共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人们仍然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民族作为情感的归属对象和行为的依托对象，不能建构起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就会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生活方式、语言、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见的差别，这些差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维系着人们对自身民族的身份认同。同时，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资源分配存在差异，这会使得各民族成员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容易出现分化，甚至还会在各种复杂势力的干扰下形成新的矛盾冲突，削弱对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必须构筑起一种超越各民族个别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切实有效的贯彻这一价值观念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进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休戚与共之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促进全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人民要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精神纽带和强大动力。不论哪个社会民族、哪个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够也应该认同与自身息息相关的这些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懈奋斗。这个共同理想，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是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一个民族、国家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通过文化的形式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为全体国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公共文化，才能使该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具有两层意义：其一可以有效的抵制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分离观念；其二可以有效的抵制外部不良文化的侵蚀瓦解。在这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明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大力弘扬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赴国难、共渡难关的优良传统，抵制各种分裂国家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直面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有增无减的严峻现实，深刻的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起抵御各种外来思想侵蚀、瓦解的坚强堡垒。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现代传播手段提升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推广我们的价值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增强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三

为真正起到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目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提升国民的福祉，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积极寻求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点。无疑，国家认同感的建构有赖于意识形态的大力宣传，依赖于国民心态的调动。但是，所有这些必须要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否则上层建筑的宣传会流于空洞的口号，最终的效果将是适得其反。现代社会个体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个体对权利诉求越来越强烈，国家在现代生活中要通过自身功能的积极有效发挥来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让国民切实感到国家带给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一个不能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不能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的国家，要想使民众始终对其保持高度的认同感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现代国家必须大力推进法治，充分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完善各项民主制度，不断满足国民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的诉求；创造公平正义的框架，保障个体的机会平等原则；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每个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现实的基础，进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只有在国家利益与个体权利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让每个个体感受到国家带给自己的福祉，才能够使个体自觉自愿的认同国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地位，它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个人的成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当代中国，要大力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规划和社会管理之中，将价值观念层面的要求转变为现实的东西，创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每个公民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意蕴，调动国民共属一体的想象。民族文化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个体的存在从来都是归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的，特定的文化传统塑造着民众的性格、心理，构成了其认识自身和他人的基本思维框架。离开了共同的语言、历史，国家认同将成为无源之水。国家认同的维系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化精神因素的支持，一个没有文化作为支撑的国家认同是难以维系长久的。也正因如此，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然特别关注将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民众共享某一文化传统的事实。对于历史短暂的国家，例如美国，也尽力追溯自己的历史，将“五月花号公约”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尽力开掘，以显示其民众共享“盎格鲁-撒可逊”价值理念的缘由。

积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将自己认同为炎黄子孙，将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庆作为自己民族的风俗，将“龙”、“长城”、“黄河”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共同的标的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人”特定的身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采取各种有效方式把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良品德和自身的特色呈现出来，通过彰显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自我”，来强化中国人的“我们感”；通过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以此来凸显中华民族对“自我”的信心；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取得话语权，以此来凸显中华民族这一“自我”的特殊魅力；紧密依托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大力发挥民族文学、传统节日、历史传说、名胜古迹等象征性符号的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将有益的符号资源呈现出来，并以特定的方式将符号背后的丰富意蕴挖掘出来，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激发其共属一体的想象。

最后，强调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必须采用适当的方式将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同融合到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之中，否则国家就会被各种民族认同的力量支解掉。因此，相比起特定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应该居于首位。

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而非对特定族群认同的统一，才能使国家认同获得稳固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注重中华民族共属一体想象的调动。我们所要建构的应该是一种立足于各个民族基础之上，同时又超越了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为此，我们应该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我们首先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实施‘文化包容’策略，决不能仅把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界定在汉族文化的有限范围内，要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要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因此，无论是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文艺作品的创作，亦或其他类型的宣传，都不应该过度突出某个特定族群的刚性特征，这种做法只能导致自我内部差异性的强化。相反，我们通过对中华民族共有特征的强化（当然不是进行汉族特征的强化），可以突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的独特性，强化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感”。只有将中国感与中华民族感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构筑稳固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