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由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取得了年均约10%的高速持续增长，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中国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包括思想观念嬗变、法律制度变革、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系统全方位的过渡、转型（transformation）。关于中国整个改革发展的道路和经验的描述经常使用的有“中国模式”、“中国转型”、“中国道路”、“中国逻辑”、“中国案例”、“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北京共识”等概念，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有“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发展（增长）模式”、“中国经济道路”、“中国特色经济”等不同概括，甚至被形象地称为“龙经济模式”。

比较而言，“中国模式”（China model）、“中国经济模式”这一虽不准确但广泛使用的概念，已经成为既被国内外各界人员长期关注、反复争论，又至今存在诸多疑问、远未取得共同认识的论题。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中国应对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以及最近[美]奈斯比特夫妇、赵启正《对话：中国模式》（上海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美]谢德华《中国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1年）等专著的出版，从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到2011年3月中国两会的热烈讨论和温家宝总理关于“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的回答等方面看，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探讨还将进行下去。本文首先辨析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与“模式”概念差异，进而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出发，具体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特色，最后提出中国经济持续转型的困难和前景。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与“道路”之争

（一）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

如果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学术上的探讨，辨析中国转型中的“模式”与“道路”差异，首先需要运用学术研究规范，将该问题转化为学术命题（论题，假说），明确地描述命题内涵，进而具体运用诸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逻辑实证和经验检验。

“模式”（model）一词又译为“模型”、“模范”、“模特”等，如数学模型、航模、服装模特，它是人们对所观察、研究事物的一种概括和抽象，由反映事物的本质、刻画事物的内部关系和运行方式的因素或变量构成。如果承认真实世界中的经济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律或原则，那么经济模式作为对的某一地区或领域的经济运行经验的总结，在内涵上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含于经济模式中的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原则或法则；二是这些原理或原则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在一个10亿多人口（1978年中国人口9.6亿人，2005年超过13亿人）、面积与欧洲相当的大型国家，其GDP在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约10%且相对稳定的增长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世界事件。显然，中国巨大的经济成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刻画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是采用“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模式”的概念，还是“中国转型”、“中国道路”、“中国逻辑”、“中国案例”、“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概念？换言之，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适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学界关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是不是一个真的陈述或命题？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伪命题不仅是指违背语法、句法逻辑的命题，还指虽在逻辑上真实但不是关于事实（经验）的命题。因此，如果确立“中国经济模式”这一命题，就要求它不仅在形式逻辑上成立，还应当具有三个特征：（1）可分析、可操作性。中国经济模式不是抽象、空洞的理念，不是玄虚的哲学性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性的教条，而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总结，是基于一定的概念、规则而提出的、可进行形式上的归纳或演绎分析的命题，且是可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的命题。（2）可检验、可重复性，可反复运用不同的经验数据对命题进行检验，根据命题还可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运行发展。（3）模式还意味着存在成型的、样板性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适应性。中国经济模式如果存在，它不仅可以成为指导、规范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准模型，而且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研究、借鉴、学习的对象和榜样，甚至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普遍之路。

显然，在中国转型经验的“模式”与“道路”概念或词语之争的背后，暗含着政策、理论和文化上的不同诉求。

（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经验

关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发展方式或道路，过去曾经归纳出了英美模式、法德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巴西模式等不同模式。

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19世纪曾经有过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20世纪30年代前后又有过国家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之争。其中，苏联斯大林模式曾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经典概括，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全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中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国有化、工业化、计划化的莫斯科共识。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国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次次挫败，苏联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在整体和长期上失败、难以改良的发展战略，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曾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试验。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之路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经济大危机的严重冲击后，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也曾经盛行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以巴西为榜样、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也遇到了严重问题，例外的似乎只是经济连年增长的亚洲四小龙。

在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纷纷衰败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了源自亚当·斯密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代表性意见是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美国约翰·威廉姆逊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会议纪要。华盛顿共识包含以下基本原则：贸易经济自由化和价格市场化；消除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在此基础上的最小化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变革大潮中，各国都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

十分吊诡的，深受华盛顿共识指导、推行全面激进改革的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的10多年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下降困境，而中国改革发展不仅具有许多新的特点，最初并不为多数国家和学界看好，但又取得了至今为止最为突出的经济成绩，这就引起了国外学界对中国经验的重新思考和各种概括。1998年，斯蒂格里茨等人提出了修正了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又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验是在传统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即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沉寂多年后提出，中国走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东欧转型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2004年5月，《时代》周刊前编辑、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铂·雷默（J.C.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提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内容包括：（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如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手段；（2）积极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和国家利益，如坚持统一台湾，保障国家安全，避免霸权大国的控制；（3）强调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充足的外汇储备，非对称性的国防自主性；（4）既务实，又理想。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集中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有关私有化、自由贸易等思想要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来达成。雷默还提出了中国经验的普世价值：（1）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一种允许实验和失败的契约；（2）根据当地情况，走新的全球化道路；（3）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4）国家平等原则。

中国转型尽管也强调产权改革、市场取向的重要性，尽管既有华盛顿共识又有北京共识的影子（Two Shadows），如姚洋提出，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因素：（1）社会革命与社会平等，尽管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还很严重；（2）贤能体制（meritocracy），也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指选贤任能的体制和较高的决策效率；（3）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追求有效的、而不是最优的制度是完成制度转型的最优方案，如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中间状态的制度；（4）中性政府，由于社会平等和执政党的自主性和包容性，致使政府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但是，国内许多学者如吴敬琏、林毅夫、钱颖一、樊纲、黄平、李君如等人并不完全赞同两个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提法，陈平、程恩富等人甚至颇为质疑。

（三）如何刻画中国的经济转型

不论把中国发展经验贸然提升为“模式”，还是谨慎地还原为道路、案例或战略，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全面、准确地描述、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过程和绩效，揭示中国转型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特色。为了不引起无谓的争议，本文根据不同的语境，主要使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的概念或“中国经济转型”这一中性的概念。

那么，成绩巨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暗含着哪些基本原则？如何具体刻画和评价中国转型经验？显然，中国经济故事既独树一帜，又蕴涵着一般性的逻辑或原则；中国转型经验应当既是一种演绎分析的命题，又是关于真实世界的总结。由此，刻画中国经济转型，应当从其基本原则和实践特色两个层次进行：

内含于中国转型过程、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或原则。如果承认人类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经济学是力图揭示人类经济活动规律性的社会科学，那么人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经济活动都应当遵循这些基本的原理或原则。人们可以认为不受任何原理或学理的影响，可以忽视或违背这些原则，但他们实际上都是某些原理或学理的俘虏，并最终一定会承担因骄傲或盲目而产生的后果。

这些基本原理或原则在中国特定的约束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不是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新的经济原理，而一定是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些经济原理，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了长期高速增长。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新范式的中国经济学，但可以建立具体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则

那么，中国后30年的经济转型遵循了那些基本原则？对于基本原则，一些教科书从所有制结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多种分配方式、先富后富等角度的归纳解释其实相当肤浅，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基准取向一直是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率原则。改革和革命都是为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幸福，都是为了按照效率原则来运用各种手段、配置社会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当年，马克思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工业化与私有制、市场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命题，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消费上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生产上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严重限制了资源配置社会效率，所以需要以公有制（最好是社会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计划化（最好是中央计划体制）替代私有制、市场化。

然而，后来多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反复表明，国有制和中央计划是一种主要在紧急状态、公共物品领域才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转型正是汲取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教训和经验，遵循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正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命题中具体导出：（1）产权清晰、自由竞争是基础性原则或第一原则（仿照罗尔斯的第一原则、第二原则的命名办法）。（2）通过改革而形成好的法律、政策是促成自由竞争、产权清晰的制度条件，对外开放政策是强化改革、促进竞争的制度补充，改革、开放可称为保障性原则或第二原则。（3）由以上第一、第二原则所引致，知识、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和扩散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一）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原则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原则。产权清晰不仅指资产权利的明确归属、有力保护，而且指它是一种能够引致资源有效配置的权利安排。按照占有资产的权利主体的性质，产权制度可以分为个体所有（私有）和公共所有（公有）两大类型。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主体、目的，还是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工具？如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资本论》所说的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以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么社会主义应当是人本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官本的、资本的国家主义，个人或个体才是社会的主体和目的，资本、科学技术、企业、公有制或私有制、法律和政府等生产技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具体而言，人是现代社会的能动性、有目的、自觉自为的行动主体，个体是其利益进而也是人类利益的最终、最佳判断者，构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基础是个体的人，社会活动是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行为基础的，人类面对的问题都可归结为微观个体所面对的种种取舍，以及个人在这些取舍之间所做出的选择，社会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并可以通过后者来得到解释，个人的利益之和就是国家和人类利益。相对地，集体行动是众多个体自发性或有组织的公同行动，社会、国家、组织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习俗、法律等是个体强制性或自愿性达成的行为制度或规范。在经济活动上，个体应当是占有、配置资源的基本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个体的分工和创新，以及个体之间基于平等权利、自由竞争的交易和合作是现代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途径，国家、组织等集体、公共行动只是对个体、市场失灵的补救，这也是经济学方法论、价值观上的个体主义。

（二）改革、开放原则

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以个人为主体而非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运行体系，是为了形成、保障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综观30多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最初的废止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而代之以村镇政权体系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1982、1988、1993、1999、2004年宪法修订，逐步废止中央计划、统购统销体制而代之以自由交易、市场竞争体制，废止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废止国营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工效挂钩承包制、公司制，以及财政、金融、资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改革，其总体和最终的取向都是为了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元社会主体，建立产权清晰、权利平等、自由竞争的发展机制。中国的制度改革不仅全面释放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被隐藏的经济红利，而且充分调动发挥了个人、企业的经济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更多的经济红利。

综观30多年的一系列开放措施，诸如最初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以及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大力引进港澳台和国外资本，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从出口导向到开放经济的发展战略，其整体和最终的取向不仅是为了利用境外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更是为了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国置身于全人类、全球化的分工、竞争和合作，以开放来促进、强化、优化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并获得因国际分工和交易而带来的红利。

如何认识和遵循改革、开放、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原则，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个人、政府的性质和功能，如何处理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后人在马克思墓碑上雕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结束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实，人类社会的许多个体和群体至今还没有全面、准确地解释自己和世界。我国1982年宪法将曾被颠倒了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回“国家机构”之前，以及宪法确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精神自由、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等方面的18项基本权利，颁布的立法法、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都在科学界定和建立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普遍、平等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中性、有效的政府，而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严重偏向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

一个好的制度应当是尽可能让每一个经济主体的投入与产出相一致、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是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化、持久性的激励约束。经过几千年、几百年的探索，人类已经懂得自由、平等、竞争、开放是值得追求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30多年的转型虽然史无前例，个人、群体、组织的偏好、目标并不相同，对于改革开放也一直充满了不同意见而不是共识，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党和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经典理论和既定政策，而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从民生本位、效率基准出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标准。

（三）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个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是创新，是知识的生产和运用的能力，创新带来了现代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新概念由熊彼特在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明确提出，但本文的创新概念不只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不只是引入产品、生产方法、市场、材料或供应来源等方面的创新，而是包含了观念、知识、技术、产品、市场、组织、法律等方面的各种创新，现代经济是建立在知识、技术、制度的创造、应用、转移、扩散基础上的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知识、技术进步导致了企业生产函数中知识资本比重的不断增加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后来，阿罗、罗默、卢卡斯等人进一步解释了知识、研究开发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研究开发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个人、企业是研究开发和创新的主要实施者，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个人主体、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发展机制，有赖于全面贯彻改革、开放原则，这仍是来自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结论。当然，我国的创新机制还不健全，创新力量还很薄弱，创新偏重于经济创新而不是文化、制度创新，创新偏重于政府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创新而不是个人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创新，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转向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高、成果惠及民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条件和特色

理想模式是在一系列标准条件下所构造的模型，是一种纯的模型。然而，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人类经济活动不是在标准条件下的实验室或理想国中的经济活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的条件或环境各不相同，甚至差异悬殊。因此，真实世界中没有所谓的一般模式或最优模式，好的经济模式或战略都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提供长期普遍的有效激励，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模式或战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经济道路一定是各具特色的道路。

那么，催生中国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是什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特色是什么？中国30多年的经济转型是在继承了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发挥了人口、地域大国的优势，利用和平、民主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条件约束下，实现了在经济自由、社会流动、政治稳定之间的目标动态平衡，实行了将党和政府有效主导、渐进性竞争性选择性的改革战略、市场化战略、开放经济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相互配合的综合发展战略。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

传统、革命和建设的遗产。（1）传统遗产指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观念等方面的遗产，诸如传统道德、贤能政治、民生思想等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转型。（2）革命指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各种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从传统的乡村自然经济、封闭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从等级、身份社会向社会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型，个人正在成为具有充分、平等权利的社会主体，这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3）建设主要指新中国前30年的各种建设，城乡居民初步摆脱了文盲、病弱状态，国家建立了统一集中的政治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工商业体系。不过，中国经济水平仍然相当落后，中国GDP占世界比例从1950年到1978年一直停留在5%的水平，1980年人均GDP仅305美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385美元。尽管如此，A·森说，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革命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大国优势。现代化经济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大工业、市场化经济，而分工、交易的展开与加速又需要一定的条件，斯密在《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章揭示、钱纳里等人在《发展的型式》、《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实证的“分工又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原理中揭橥的市场范围就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显然，现代社会即使技术进步加速了，分工发达了，交易普遍了，但分工、竞争、交易和合作并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有着一定的概率和风险。只有当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数量多，交易数量和频率大，资本流动、企业竞争、经济增长才能够持续普遍进行。而且，不仅分工又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经济发展中的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企业的竞争、并购与一体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之间的聚集经济，产业的形成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等经济活动也都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欧洲近现代经济增长与打破各种关税壁垒、扩大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以及与苏联东欧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西欧建立经济共同体等现象相伴发生的原因。

市场范围或经济规模主要由人口、国土、经济发展水平等三个因素构成，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国土的总量大国。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长到13亿人，数以亿计的低收入、普遍接受多年教育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转型中焕发了巨大而持久的经济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几乎与欧洲相当，资源总量大、品种多，加上数量庞大的人口，中国可以形成完整的经济组织体系和工农业体系。由此，新中国即使在前30年的封闭条件下，中央计划体制也可以克服小国封闭的局限，发挥大国经济的潜在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开发、配置各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企业最佳经济规模和产业最佳经济规模，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后30多年来一系列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措施，更不断扩大着分工、交易、竞争、合作的市场范围，调整、优化了企业、市场、产业和政府的结构，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

和平、民主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性战争未再发生，中美两国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乒乓外交后也转入了40年的和平共处，中国不仅获得了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通过中美建交、中日友好、中苏和解而充分利用了这一发展机遇。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从两极对抗变为基本稳定的一超多强，中国又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3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印和谈而强化了与各国的开放、交流与合作，全力推行了大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战略，国内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统一体系。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特色

如果把中国30多年的经济转型称为中国发展道路，这一转型的实践特色正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采取适宜的而非理想的发展战略，迅速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的过程，而苏联东欧激进转型的受挫也正因为没有准确考虑各自的约束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试图构建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而北京共识试图提供中国转型的特定解释。

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1）党和政府的有效主导；（2）渐进性、竞争性、选择性的改革战略；（3）市场化战略；（4）开放经济战略；（5）比较优势战略。

党和政府通过有效领导，在经济自由、社会流动、政治稳定多目标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要素流动、平等竞争依赖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难免引发社会失衡和动荡，而经济发展又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组看似难以同时达到的多元发展目标组合。然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党和政府将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果断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型为一个执政的政党，并通过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稳更替、党员队伍的规模扩大、结构多元和素质提高、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实现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奇迹般地同时实现了这些目标组合。

渐进性、竞争性、选择性的改革战略。中国是以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而实现的经济奇迹，合理选择改革的对象、目标并稳定推进改革的策略和步骤就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具有以下特征：（1）渐进性改革。中国改革是“黑猫白猫”的目的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的有效结合，改革的渐进性体现在国有经济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市场化进程、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体现在价格、外贸等领域的双轨体制和增量改革，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改革试点，这些改革策略既保护了旧体制下的利益分配，又缓和了意识形态争论和体制改革震荡，虽然产生了设租寻租行为，但始终不渝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试验、纠错和改进，保证了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平稳实施。（2）竞争性改革。由于许多改革措施先在不同的地区、行业、企业中试点，这就形成了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改革竞赛或竞争，各种创新在改革竞争中得以产生、试验和推广，特别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竞争的准联邦主义现象成为解释中国转型的重要视度。（3）选择性改革。这体现在改革内容的取舍和改革顺序的选择上，中国选择的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竞争领域后公共领域、先经济领域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市场化战略。开放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是实现和保障经济繁荣的基础方式，中国经济改革几经调整，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一直未变，并在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战略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

开放经济战略。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无法长期孤立地发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和互动性交流才能保障一国社会经济的健康繁荣。鸦片战争等外部冲击曾是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诱因。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7月，中国就率先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广东、福建试办经济特区；从1992年起，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由点到面的新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发展战略不仅引进了境外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更通过出口导向和对外投资将中国经济嵌入人类发展的全球体系，中国贸易依存度从1990年的29.9%、1995年的40.9%提升到2005年65%的高点，2010年尽管回落到50.5%，但中国的开放发展已不可逆转。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基于以上的转型原则和战略，过去30多年形成了以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发展战略，在市场和政策的约束下，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产出了大规模、低价格的加工业产品，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迅猛增长，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红利以及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推动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四、中国经济转型的可持续性

至少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式经济转型仍是一种有效的发展道路。然而，这种转型是一种可持续、一般化的模式吗？正如黄亚生、陈志武等人所分析的，巴西等国在20世纪60到80年代、东南亚在1997年之前都曾实现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中巴西1968～1974年GDP年均增长11.4％，但巴西等国也产生了中国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使巴西等国一蹶不振。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来看，评价一种战略、一种文明的生命力不能以年、十年为尺度，而应当以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检验尺度。西欧、北欧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只是低速增长，但持续增长几百年后都取得了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经济绩效。过去30多年，建立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基础上的综合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人口、资源和制度的红利毕竟有限，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之时，也迎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本和劣势正不断推高，国内外这些新旧问题都构成了中国转型的约束条件，挑战和考验着中国转型的可持续性。

经济方面至少面临着两大挑战：（1）市场化改革仍待推进。如政府及国有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多、不当干预，政府产业领域投资过多而社会服务领域投资效率过低，通信、交通、能源、医疗、出版、教育、土地、金融等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国进民退势头又起，市场主体特别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还不能充分平等、自由地竞争。（2）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路径不稳。如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研究开发和创新不足，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并非自愿和有效的高储蓄、高投资而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全社会生产率提高缓慢，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经济伦理等问题突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严重，城乡、行业、地区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扩大化，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约0.2迅速提高危险的0.5左右。

中国转型还面临着经济之外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挑战。诸如因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到位而引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文化创新严重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某些利益集团不公正地影响政府政策，居民对政府收入、政府支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资本而不是劳动，偏向政府、企业而不是居民，政府总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因腐败等产生的违法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高，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滞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

未来国际环境的制约。世界经济增长既得益于中国的贡献，世界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又受到中国增长的挑战，中国与周边的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之间存在着又合作又斗争的矛盾关系。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采取韬光养晦，在汇率、技术等领域上跟随美国的对策，中国大规模、高比例持有美国国债，未来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智慧将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状况。

如果把中国转型比喻为过河，转型之初，我们可以看到河的对岸（即转型目标），但并不清楚河流的状况，也没有桥、船或其他过河的工具。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的发展目标，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社会和政治改革远未到岸。特别地，对于中国这个多重转型中的大国，13亿人口的诸多小问题都可能转换为国家的大问题，同时13亿人口的大问题又必须放在70亿人口的世界体系中加以考虑，经济问题往往又与社会发展、政治改革交织在一起，这使得中国转型的可持续性更加严峻。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不仅是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是历史悠久、勇于实践的大国。在认识和处理国内问题、国际事务上，我们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实践标准，秉承平等、开放、理性、诚恳、勇敢、负责任的态度，执政为民，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幸福置于首位和目标，把科学技术、所有制、民主、法治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的利益，追求普遍、公共的利益。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可持续性以至中国经济模式的涌现都将可以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