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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之后的文化输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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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564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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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是一部文明的历史，更是一部文明间的历史。古往今来文化间彼此交流与融合从未中断，这种交往也绝非偶然的、孤立的、个体的行为，而是隐含着策略的、主动的、群体的要求。大凡国力强盛的民族，从不讳言学习他者与拿来主义，以汉唐之气度，有张骞出使西域前后中西植物、器物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唐代万国来朝，中国人在拿来的同时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玄奘在求取佛经的过程中也不忘向印度翻译传播中国的《道德经》等典籍，鉴真东渡后则义无反顾地将唐文化的精髓传至日本。文化的输出从来不会给文化原产国造成损害，文化财（狄尔泰语）永远散之不尽，只能越散越多，日益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文化输出是绵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现代西方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从天主教到新教，都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充分发挥了非官方的作用。 [1]至今日，西方自由、民主、法律、平等观念连同上帝、耶稣这样的精神信仰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从公元7世纪以来西方人持续不断文化传播的结果。 [2]中国的文化不仅要创新，更要将创新成果公之于众，让世界知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走过了艰难的论证过程：从宗白华先生的“开窗拿来开门出去”、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从我2003年提出“文化输出”，到近两年来“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世纪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甚至爆出了加拿大政府境地中国“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渗透的新闻，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们国家文化输出战略正在起到实质性作用。中国文化早已不再奢望拯救世界，我们的文化输出更不是文化殖民，只是向世界呈现出真正的中国形象，提出尊重差异性的吁求，以平等的心态代表长期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参与构建世界文明的圆桌会议，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文化输出未来的是值得期待的。
文化输出迫在眉睫
一、时代催生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复兴”，“送出主义”等思想。 [3]但是，近年来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对这些说法提出了批评，显示了其坚持全盘西化的立场。客观而言，季先生的看法体现出一种本土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因为我们不能总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
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多世纪，我们的文化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学会了“拿来主义”或“抄袭主义”，而似乎没有胆量提出原创性思想。所以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点，必然有其思想风险。我认为，“拿来”没有错，但是“拿来主义”在最浅层次上的是抄袭他人。我们把政治、科技、体制、制度全盘抄袭过来了，但是文化能抄袭吗？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能抄袭吗？我们的骨髓般的指纹和血脉能抄袭吗？抄袭不了！
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同质化中还有一颗中国心。正如李慎之先生说：“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下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一直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 [4]
于是，我提出不同于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中国在西方这面镜子当中照了自己一、二百年很长时间，那么，今天中国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一次呢？答案是：当然能！因此，我倡导“发现东方”的思想，我提出的“发现东方”的思想，是在与赛义德“东方学”思想的对话中产生的。我并不完全同意赛义德的观点，因此我将“发现东方”在学理上看作是对“东方主义”加以清理的“后东方主义话语”，强调“发现东方”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 [5]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新问题。
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吗？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它干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discovery）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她的存在历史和新历史中的意义得到了恰切的理解，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
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中，走向“文化互动”。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岂不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有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太贫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的微弱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
二、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紧迫性
提出“发现东方”，意味着发现东方的主体是我们自己，而不再是西方学者或西方汉学家。西方传教士、学者的发现中国，所发现的中国，除了一些正面形象以外，还有中国的恶习和妖魔化理论，而不是发现真正的中国，更不是发现今天崛起的中国，遑论未来的中国。 [6]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将由谁来发现？洋人、传教士、双语精英，还是所谓的中国汉学，还是我们一心想出国不愿再回来的朋友们？带着这个问题思考，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谁去发现？发现什么？怎样发现？发现有没有意义？这种发现合不合乎外国人甚至是执掌整个世界文化牛耳者——美国人的趣味？他们是否认可、同意？今天我们究竟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氛围之内？全球范围之内的中华文明究竟有没有希望？希望究竟是什么？是一种虚幻的希望，还是通过深思熟虑的通过理性判断的，通过未来展望的一种真正的地基？一句话，中国人有没有资格去发现？发现自己应该是什么？
发现东方还在于“东方”在西方中心主义眼里一直是被看和被征服的对象，“中东”成为西方的石油资源争夺场，“远东”的日本已经脱亚入欧，而中国则在诸多方面被日韩文化所遮蔽， [7]因此发现“东方”具有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说到底，“发现”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发现，对虚无主义的拒绝，对未来中国发展可能性的展望，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
提出“发现”，主要是因为过去的东西被遮蔽太久，要发现的是曾经存在而被忽略的东西，被抹杀了，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东西，需要重新将其寻找出来。“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精神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发现东方的对象不是中国传统中落后僵化的东西，而是历经数千年而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经过欧风美雨冲击而出现的新文化形态，以及中国现代化当中新的文化精神。
发现东方，要对中国文化做全面清点。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将终结，而东方文化应该得到重视。新世纪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当代生活中？哪些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创生出新文化形态而可以成为新世纪的文化生长点？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话语置疑？最后看当代中国人是否能创生带有中国新世纪文明特色的新东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做出自己怎样的解答。 [8]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研究经典而不是流行文化，必须对中国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人加以重新阐释还其本来面目。文化人的学问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和生命担当。
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美国没有吗？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对手不是西方，发现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主张宽博的世界主义——“人类之体”与“世界之用”。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当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也是一种东方经验和独特的补充。这里面有两个法则，第一，历史往往不是记住，而是遗忘，遗忘那些不重要的东西，记住并不是仅仅记住一些古代的东西就可以了，而在于自己的思维视野是不是和国家的文化命运相联系。第二，针对当代教育制度所出现的问题。曾有人说：香港是古汉语不行，台湾是外语不行，而大陆则是两样都不行。后来，我们大陆学生很争气，英语水平提升很快，据说已经超过了香港，但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到现在看先秦古文都还有不少困难。所以，这不仅是学生很少了解自己祖先文化的问题，还有老师对中国文化的隔膜问题。我常感慨，为什么很多重要的人物要很长的历史时间后才能出现？这也许就是社会运作的规律，但是，我还是相信必有一些民族的精英分子能够担当中国文化发现和重建的工作。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缺陷，如果不引进西方的话，是很难利于中国的。事实上，胡适提出要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其正误中国学界已有分梳。今天的一部分虚无主义者对本民族的精神遗产正面和负面价值没有认真清理，却盲目抄袭西方，反观许多西方哲人，已经注意到现代性问题甚至开始以“后现代”批判的“现代性”。
我不同意全盘西化论者，因为这样不断西化几代下去以后，是否中国若真被殖民一百年后，就会全盘西化了呢？在这种民族甚至种族虚无主义中，提出“发现东方”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我想说的是：“东方”是生命、阳光和希望，在这个“西化”了很长时期以后的世界，新世纪世界性学术的重要视野在于：“重新发现”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 [9]
“发现东方”不是发现东方文化愚昧丑陋保守的东西，而是发现哪些东西死了就让其彻底死亡，发现哪些是文化断片就将它重新整合起来，发现哪些东西中国人可以创新的就强调其新世纪的原创性。为什么要对西方亦步亦趋？我们这二百年的拿来抄袭得还不够吗？提出“文化输出”，不是说不再文化拿来，而是说在拿来的同时要让中西“文化赤字”逐渐缩小。如果中国对西方了如指掌，而西方对中国知之甚少，文化对话还能进行吗？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对话平等，难道还是平等的人权吗？我的看法是，文化是最不可能灭亡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清理和深入，向更多的欧美青年们接受东方文化精神。有了这样的天下眼光再来看世界，那么不管它是西学的还是中学的，它都被点亮了。
三、文化在未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不是利益的，而是价值的。因此，必须尊重文化的差异和价值，这是世界的潮流。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的文化之谜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 [10]
百余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魔化之路。今天中国应重向世界展示自己新的文化形象。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 [11]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相比，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仍步履蹒跚，与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中国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文化上，制定一个高瞻远瞩的整体的文化发展战略了。
发现东方，用东方现代性经验为当今世界最棘手的问题提供另一种解决的方案。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的时代，敏锐的思想家发现世界精神文化出了根本性问题。福柯研究疯史，注意到现代性出现后人开始变疯狂了。人为什么在物质上丰富了，而在精神上却赤贫了？在硬件上富足了，在软件上却缺钙了？当代人精神生态出现的巨大空洞表明，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价值观出了重大问题，人因缺乏精神支撑而难以活下去。 [12]当代世界面临着种种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战争尤其是核大战没有赢家，大家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只能谈文化——以东方的优秀思想来达成世界和平。
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大面积交流的时代，我们应该沉下心做一些文化互动有效性的事情。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藉此对西方误读加以反拨，对祖先文化的传承担负责任，对全球化即西化的文化格局提供另一种多元的可能性。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张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互补呢？为什么不可以说出弱势文化有说话的权力，让强势了这么多年的西方学会尊重一下微小的声音呢？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要重建文化自信就要重新检阅自己，即“发现东方”——发现汉字文化圈的文化重量。在发现东方的基础上，要进行中国文化的可持续输出，即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开始走向新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应成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战略。
文化输出的历史路标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这种说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我认为，在福柯和德里达之后，任何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都应该接受我们的质疑，西方真的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么？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被全球认同的么？我认为不是这样，任何既定的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达到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的文化输出，这其实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文化输出早已经存在。
“文化输出”观点不是我的原创。早在192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文明输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 [13]当然，此时的语境是整理国学、国故，而新的文明输出还要强调新国学——20世纪中国的新文明文明。 [14]我提出“文化输出”思想还受到了宗白华先生“开窗拿来和开门走去”的思想和季羡林先生文化“送出主义”思想的启发。宗白华先生在上个世纪已经提出：五四时期应该是“开窗”将西方思想拿过来，到了世纪末他说我们应该“开门”把中国思想送出去。季羡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要“送出去”，我问他为什么要用“送”字呢？他说送人的东西是不讲代价的，不需要付款的。我说如果人家不喜欢呢？他说不喜欢我也送，我就硬送。那么，我提出了“输出主义”的“输”是源源不断的意思，是可持续发展的意思。季羡林先生的“送出主义”更侧重于“他者不来拿而我主动送出”的意思，“文化输出”则侧重于“全球化中文化可持续的发展”意义——源源不断地“输出东方文化”的层面。在我看来，每一次思想的递进都是很小的、些微的；这个“输”还有一个整体输出的意思。我想做一个在别人看来渺小的，但在我自己看来却是庞大的、终生完不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基于我对两个事实的厘定。
提到文化输出的经验，我反而想到：其实文化输出的精神在古代自古就有。在文化输出上，中西历史上代不乏人。
鉴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杰出代表。为了传播文化，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前五次均告失败。年届66岁高龄且又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仍然坚持东渡日本。可谓备受艰辛，屡遭磨难，终于达到东渡日本、输出文化、弘扬佛法的目的，成为向日本文化输出并影响了日本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人物。
唐代景教的事例也是“文化输出”。景教也称聂斯脱里教，产生于公元五世纪，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该派传教士终于到达唐朝京城长安。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景教有什么文化资本可以向大唐输出呢？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输出了。事实证明，尽管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遭遇了强大的抵抗，但他们并不气馁。公元845年（会昌五年八月），景教遭到灭顶之灾。 [15]景教输出和传播遭到禁绝，在中原绝迹两百余年，但是仍然没有灭绝，而是退回到中国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继续影响传播。 [16]此后很多教派前仆后继来到中国，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他们不怕旅途的艰险，也没有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没有气馁，前仆后继来到中国进行着艰难的文化输出。
还有一个是西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历程。从1542年到1552年，沙勿略步行在十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锡兰、满剌加、新加坡、摩鹿加群岛中的干那底和安波那等地。在日本一年多，发现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他决心来中国。由于中国禁海他难以进入中国，在澳门外徘徊而不得进，最后在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 [17]后来，利玛窦等更多的传教士进入澳门，继承并发展了沙勿略的宗教输出和文化交流思想的策略， [18]通过不断完善传教方式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同情与理解, [19]并且逐步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 [20]
沙勿略历尽艰难来到澳门外，想进却未能如愿。是什么支撑他？他为什么要如此遭受磨难？他是在做文化宗教输出大业！他的逻辑是，如果让中国皇帝以及全体中国国民接受了西方宗教，那么整个汉字文化圈不就全接受了吗？其后的很多传教士学中文，着中国服饰，学中国礼仪，甚至将《圣经》按儒家的词汇进行翻译，目的就是让中国接受他们的思想。不妨问一下，当代中国还有哪个知识分子、哪个博士硕士有这种站在一个国家国门之外想要把中国文化传播输出的愿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我每次读到那些传教士前赴后继地到中国，为了传教甚至不耽到最穷困危险的地方去，不禁掩卷长叹！也许，今天中国文化人大抵已少有这种自信自强和文化宗教传输的世界性眼光了。
我常常想，明朝虽然比不上汉唐的辉煌气象，但仍是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但是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传教士们不怕旅途的艰险，并未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 [21]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发现西方人将自己看成是“经济动物”，加之日本本身的国际形象欠佳，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全面输出日本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以求获得他国的文化认同。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正宗代表。 [22]而今天中国是否还有知识分子意识到在经济强国中输出文化的重要性呢？无疑这是需要前瞻性意识和精神历险性的！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化输出的先驱，让我倍感文化输出的责任与意义。
文化输出中的中国话语
一、文化输出自我反思与问题域
当然，文化输出也要进行自我反思。“文化输出”的长期、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学者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有自觉的向世界整体推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正如东方处于弱势一样，当代中国学者只能在边缘处发出自己的单薄声音，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履行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
中国已经输出作品了，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了，但是否他们可以取代我们的眼光？是否我们的眼光就不能比他们高明？是否我们的眼光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就不具有合法性？我认为对此应该重新思考。
此前有些海外汉学家已经开始了部分的工作，但是我相信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国学术文化的任务还是会最终落到当代中国学者的肩上。本土学者可以比汉学家更到位地理解真实的中国文化，结合中西学者阐释中国的长处，整体性地推介中国文化。
我们不能让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对我们指手划脚，是很可悲的。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工作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中国学者，要在“发现”“输出”中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并在东西方之间形成互为主体性——“主体间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主体性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主体性的一种互动互参的知识话语。这种话语不是建立在价值论的“优劣”上，而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差异”上。尊重差异不仅是我们对西方的“政治正确”的要求（消解中心主义），也是对有的人见到洋人就缺钙的“精神补钙”要求。我们需要注意，正确阐释中的主体是谁？谁在误读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遗产中哪些是好的？怎样扬弃？如果我们都分不清，让西方人怎么分得清？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正确地阐释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阐释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力？这都值得深入思考。
我认为，文化输出应该从时间序列的以先后论优劣，进入空间境界的人类超迈意识。文化输出应该强调价值理性，而不是谈时间先后的工具理性。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需要大多停留在物质文化方面，如他们需要了解的是汉字汉语。现在西方学习汉语的人很多。东亚的崛起，成了全球的一个热点。现在美洲和欧洲基本上是属于缓慢的发展阶段，是微利时代，而亚洲发展很快，是暴利时代。这样东方对西方就有了一种吸引力，许多西方人开始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但他们在跟中国人谈判的时候，尽管中国人满脸是笑容，结果中方还是不签字，西方人无法理解所遇到的情况。这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他们需要了解，需要搞明白中国人的面子背后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其语言背后的所指。文化输出之前其实还是应该先教育提升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精神，但是现在的教化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伟大的时代大多是转折的时代和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僵化保守思想让位于生气勃勃思想，狭隘的单边主义思想让位于多元主义思想的时代。正是在对东方文化精神之火的“拿来”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近代中国也用西方文化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鲁迅）。在西方文化借全球化之风而想形成世界性文化一元主导时，中国文化当然应该在检讨西方观和中国观的同时，废除扭曲的文化交流观，坚持“西学东渐” [23]中的“中学西传”。 [24]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原则是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重视原创性的思想创新和高层次的学术输出，保持文化生态而重建中国形象，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
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精神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而是可以认真思考重新“发现中国”意义的时代。我们永远需要在“发现”中认识我们的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不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所谓“拿来”和“发现”就失去了本真的意义。
人类文化史在不断造魅又不断祛魅中前进。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成为永远正确的思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体系可以永恒成为他人拿来抄袭的模式，没有任何话语权力的消长可以逃脱历史的意味深长的一笑。只有飘逝的才是永恒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重新发现重新阐释重新确立，一切都在互相交流中使可能性成为现实性。 [25]
二、跨国文化互通中减少误读与增进交流
文化输出对于中国当代的底线意义，那就是减少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误读。在历史上这样的有意误读太多了，例如用Jéhovah（耶和华）解释《老子》第14章中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用中国汉字“十”来论证中国古代信仰耶稣，把“船”解释为诺亚方舟内的八口人进而得出中国人是诺亚后人，这样的文化误读比比皆是。面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一个世纪的欧风美雨，使得中国人在“西学东来”中失去了自我的信心，虚无主义成为一些全盘西化者的思维和价值底线。“发现”或“探索”，不是中国要去拯救西方文明，“发现”只是为了减少误读，纠正我们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妖魔化形象”。或许，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遗忘，尤其是当灿烂的阳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最后的守夜人，是否会意识到文化窒息的危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文化输出”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一无是处。中国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
文化输出也绝对不是为了对抗，而恰恰是为了交流。文化输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国外传送中国文化，而是一个重要的新世纪文化战略问题，包括有四个层面：其一，选取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和价值层面的文化，共同创建全球精神生态文明；其二，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不是“单面”的，中国文化在其中有重要的意义；其三，寻求差异性对话的契机和话语层面；其四，最低限度地减少误读以获得善意的理解。这需要我们做诸多知识考古学和现象学还原工作——清理中国文化历史断层，促进中国文化身份自我认同，减少激进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弊端，学会平等对话的方式，并不再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向西方霸权主义提出可怜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谓边缘、弱势群体缺乏清晰的了解。中国学者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越南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不知不觉间中国也在模式化越南、柬埔寨，忽视了他们的差异性。文化输出同样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
提倡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有过中国文化的热潮，明天也许会再次出现，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将占整个人类的一半，加上腾飞的经济，很多专家语言未来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后殖民批评家萨义德生前最喜爱的一句诗，其实也暗含了这层含义：“在胜利的聚会中/每个种族都有一席之地。”（塞萨尔） [26]
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但我从来不主张在抵制了“东方主义”之后，又滋生出一种“西方主义”，在我看来“拿来和赶超模式”的求大求洋无疑是一大误区，“后殖民仰视模式”的以迎合西方为能事，为了西方人的喝彩而丧失中国立场也是一种隐蔽的民族自卑主义，西方人为什么爱看《红高粱》却不爱看《英雄》，因为男性化的、强大的中国是很难被这些习惯了摄影机俯拍下的紫禁城的西方人接受的。然而，我同时也反对过分的民族主义，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审视西方，这是另一种极端，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十年来中西体用之间的争议很多，我则认为不妨采取“中西互体互用”，不必过分拘泥于谁是体、谁是用，倡导一种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追求平和、生态、多元。
文化输出三个目的：一，价值与生态重建，就西方的单维时间观而强调我们的价值论和境界观；二，减少文化误读，寻求东西方文化对话中的差异性；三，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仅仅按照西方的现代性的恶性发展下去，而无视东方文化的精神生态魅力；三，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人类之体，世界之用”，不管是“发现东方”也好，“文化输出”也好，不是冷战模式的，也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矫情，而是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一切美好的东西皆为人类所共享。我不希望中国古代曾经美好的东西消失掉，也不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肢体国家”，而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创造，获得新世纪的文化思想原创性。
三、在文化拿来中坚持文化输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西方的“拿来”在严格意义上是对西方的“抄袭”，这种全盘西化式的文化抄袭，在20世纪初有其合法性，但在21世纪是否仍然合法，值得大打问号。有学者认为：“西风东渐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抄袭是创造的第一步，就像学写作文，当然只会抄袭的人是不会进步的。抄是为了超，这才是目的。” [27]当然，有些人想永远抄袭下去，甚至开始对那些不想抄袭的人心怀不满而加以攻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这种人恐怕忘了，我们曾经全盘“西化”，也曾全盘“苏化”，皆是邯郸学步。当代已经不是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全盘西化时代，起码不能要求别人也跟着目光短浅地哈美哈欧哈日哈韩。
这意味着，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28]不可怕，怕的是某些人自己丧失了自己的中国立场。这个时代太过喧嚣，真正的声音是“大音希声”，需要寂静之中才能凝听；真正的看不是雾里看花，而是在尘埃落定中看“事情本身”；真正的思想不是仅仅挪用就可以了的，而是在体会他者意义的同时，在他者生命缺失之处生长出自己的生命。说到底，多元时代不是求同（那是现代性时代的神话），而是求异，尊重差异性。
在全盘西化“抄袭”的终点，是我们重新“发现”东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已不再是饥不择食的拿来者，而是在有选择地继续拿来的同时，主动在理论旅行和文化互动中进行“文化输出”。我想说的是，20世纪初我们要“全盘西化”地“拿”，21世纪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输”出去。人们会有疑问：我们有什么是好东西？难道中国有足够的优势输出文化吗？我近年来提出的“文化输出”理念，不是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的好，而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妖魔化”，不然中国人就只会不断地听“他者”的，只能听第一世界的权力话语而没有发言权，在文化上成为永远“沉默的一群”。
自现代性以来，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文化和中国古文明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是在坚船利炮之后的西方制度进入和文化改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势位使得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在落后挨打的“刺激－反应”模式下，中国文化开始西化式的现代化，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今天我们有可能重新反省这一百多年的文化拿来史，并且对中国文化正在不断西化的态势加以反思，使中西文化不再是侵略与反侵略、冲击与反冲击、拿来与对抗的二元对立，而是逐渐形成从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从文化抄袭到文化独创，从文化误读到文化理解，并且通过自己文化精神场域的廓大和提升，使西方逐渐学会认识并接受他者的文化。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有着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 [29]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我们仍然要继续大量“拿来”，但必须弄清拿来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我们坚持“拿来”，但是不再满足于拿来。我主张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因为“拿来”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急功近利的，这在科技层和制度层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和宗教层却冲突迭起。我坚持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 [30]
文化输出的创生性与自觉意识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输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其实，中国自先秦以来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人，同时还有二十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文化创生性。
有人说，文化输出太急了，再等100年后中国成为后现代国家再说，换言之，需等落后的“前现代”的中国追上先进的“后现代”的西方才行。事实上，仅仅用时间的线性发展方式将社会形态以分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价值理性，而对工具理性加以警惕。重要的是要有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的态度，要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精神。事实上，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来划分社会形态存在很多误区。这种分法遭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可惜国内还有不少人抱着这种错误的社会形态划分法不放。我坚持到有两种价值形成的“十字轴”判断，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的矢量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但人类精神的超迈性还使其有另一纵轴——精神文化之轴。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空间之轴上（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文化的境界不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所以，“文化输出”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 [31]
有人说，等经济强盛了以后再谈文化输出。文化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奏。如果中国的经济衰微，什么样的文化输出都只会是纸上谈兵，仅仅变成知识份子曾经精神挣扎过的记录而已。如果经济发达了，而人们又成为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而追逐西方流行文化的群体，那么这事实上是人在无穷欲望扩张中，使“自我”虚无化和生存意义虚无化。自我的虚无使得人成为“非我”，对个体而言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而走向自杀，对民族而言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休克，这在本质上的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但如果中国经济全面崛起，而我们的文化却还没有丝毫准备，那是我们的另一种悲哀。我认为任何对于前途的展望都是一次搏击，都具有一种新的“可能性”。 [32]
有人说，中国文化输出是官方的事情，个体作用微乎其微。中国文化输出确乎有一个瓶颈，即“官方和民间”的问题——文化输出究竟是官方的做法，还是民间的做法？应该说，文化输出与国力增强紧密相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民间的做法。作为个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只有个体觉醒了，群体的觉醒才有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既然有了国际汉学，就不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输出了。我强调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以及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其目的是让世界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 [33]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直在“输出”，现在应该不断“拿来”。历史表明，文化隔膜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消除文化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文化输出。有必要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毕竟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的，“学西”是应该的，彻底“西化”是不可能的，“化西”更是天方夜谭。应该回到问题的地基上来——学西或西化之后还怎么做？我认为应该是平等对话，既不应是现代化初期的“东化”，也不应是现代化后期的“西化”，而应该是东化西化并行，我称之为多元互动。
有人说，文化输出，西方人不感兴趣怎么办？景教的先例表明，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 [34]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既不能说又不能听的中国，一个只是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大国形象。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 [35]这依赖于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崛起和国人自信心的增长。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源源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文化吐纳”。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放弃对立心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文化拿来中，开始对其质疑、提问、反省、对话，使西方意识到当代中国开始耳聪目明，并且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只能是平视。达到这种文化状态才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平台和全球文化正态分布，发现东方的立场才是文化生态的和世界主义的。
有人说，文化输出容易被西方看成与“自我扩张”的意识相关联。正如我屡次表明的，文化输出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抵抗性的内在中心以抚平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豪感所遭受的创伤，从而间接地助长自我优先性和对“他者”的歧视；也不是要在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中确立内部—外部视点，在“普遍性—特殊性”的共谋怪圈中强调以特殊性为认识论基础，从而兜售一种控制他者的权力意志。文化输出是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意义。
有人说，文化输出会不会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在我看来，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具有世界主义的文化互动立场，民族主义具有的是偏激的排外主义立场，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立场使我更为尊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每当我在国外看到母语汉字或书法艺术，都会产生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激动，难以平抑。这是古老华夏文明给我的精神空气和知识水源，丧失了这一切作为个体就是无根之人，作为民族就只短暂的呼吸而走向精神枯萎。说到底，我坚持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平等对话，任何中国威胁论或者东方威胁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和文化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世界各国的本国文化输出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西方国家自不待言，就连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在积极争夺对于东亚文化圈的领先权，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已经使得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 [36]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文化输出与中国发展价值
面对当前出现的神话西方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中国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使自己优美的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这也是需要几代中国学者艰苦努力的艰巨任务。其实，文化输出的背后是一个人类思想文化交流问题，自觉的文明形态必然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的问题。
一、文化输出的文化分层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是思想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
第一个文化层即最底层的日常生活文化，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大多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17世纪18世纪，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明清以后）：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显示出中国文明气象的日渐收缩——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朴拙自然，商周青铜器的雄浑大度，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致……我们输出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类。中国的丝绸之路输出的是瓷器、陶器、丝绸，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炫耀身份和财富的奢侈品。中国的武术，西方认为是功夫；我们的中医，背后是经脉、气、阴阳的问题，是哲学问题，但到西方后不能被接受，认为没有严密的科学可以证明，如“刮痧”就被认为是虐待，他们不能领悟这背后深入的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化观念，所以“刮痧”仍然是物质形态的输出。今天人们重视鼻烟壶、景泰蓝，有人说景泰蓝技术被外国人偷了、宣纸的技术失窃了，安徽的徽墨生产秘密被人录像了，这些都是物质形态的。停留在实用文化，宣扬民俗和风情，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
第二层是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大抵是文学作品、书画艺术、戏曲等；最上层是思想文化。在中国向海外文化输出最缺乏的就是中层的艺术文化输出和高层的思想文化输出。
我主张“文化输出”绝不能停留在实用文化、民俗民情的一般层次，只有思想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文明的内部神经。因此，我的“文化输出”构想中下里巴人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当然，不是说器物层面就是下里巴人，也不能说器物层面就不重要。但文化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力量合成的平行四边形力矩，按照合力的方向发展。我希望输出中国文化中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内蕴和厚度，而且重要的不是形式，我们尽可以借助人类共通性形式输出中国式的内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发现东方”一样，“文化输出”也涵盖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我们发现的东方是经过现代性整合的东方，也是经历了后现代性全面反思的东方，而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学术将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性输出，生态性输出，这里并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如何输出文化？文化输出表明中国将在三个层面进行文化重释和主动传播：知识型（古典经典），对话型（20世纪思想），生态型（21世纪东西互动的当代文化与精神生态）。这种阐释和输出具有文化互动性和自我选择性：即“东西文化互动，精神合而不同，重建中国形象，保持文化生态”。这需要几代人的精神自信和不懈践行。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极为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湖北的编钟、内蒙的成吉思汗陵等，皆为上品。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就是看看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经变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两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死掉以后，她的精神仍存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因为不懂得自己历史、自己文化本源，就不会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就像尼采所说的，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
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并熔铸在具体的文化翻译和思想阐释工作中。就文化输出而言，有人问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不远万里到中国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倒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吗？难道就人类不可以有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中国是与人为善的，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是富于智慧和温文尔雅的。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多元对话的平和的文化。正如李济所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见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37]席泽宗也说：“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38]中国文化有益于世界和人类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39]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发现东方”的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反对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不断坚持“中西互动观”。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话语倾销地，相反，在新世纪西方有可能从东方思想中获得新的整合性话语，中国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边缘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文化输出的翻译性与文化性
我清醒地体认到，思想文化的翻译对输出的重要性。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发现要靠我们，至于“输出”首当其冲的是输出方式和途径问题。汉语言全球化在目前不具有可能性，因此，文化输出只有运用汉语－英语交互式方式阐释传播中国经典和当代文本，即用第一世界的形式（语言传播）传送第三世界的内容（思想文化）。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
翻译书籍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新时期80、90年代的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使得中国学术有了新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增长点。“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0]这种“中译外”的气魄应该说与国运紧密相关。从时间上看，20世纪初期和末期是翻译的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翻译西学达到了高峰。但是，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翻译成西文的情况不可乐观。因为条件所限，若干统计调查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一百倍。 [41]从中不难看到西方对现代中国思想关注的程度。
应该说，现代性以来，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视，因为学者们意识到，翻译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精神和国力问题，这一问题在“五四”前后就有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解：
梁启超认为：近世学术史，总体上留学东洋的学者的贡献大于留学西洋的学者。“通语言文字而不读其书，则不过一鹦鹉耳。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此非特有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犹未足者耶？” [42]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后半叶以降，数千人学英文，却很少有人能推介西方能够学术思想，反而要依靠学日语的人通过翻译日文书来介绍西学，原因在于那些学英文的人缺乏对中国学术的体认，又对西学为下苦功研习。加上，学西学很早出国，对中国学术一无所知，而学东学的则大多在成年后具有学术判断力。这也许是当时的实情。
王国维认为：“中国语之不能译为外国语者，何可胜道。如《中庸》之第一句，无论使人不能精密译之。外国语中之无我国“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中之无“God”之相当字，无以异吾国之所谓“天”非苍苍之物质具“天帝”之谓，实介二者之间，而以苍苍之物质具“天帝”之精神者也。……要之，皆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之病也。至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其病反是前病，失之于灭古书之意义，而后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吾人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灭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 [43]尽管王国维所谈论的主要是翻译中的“不可对译”问题，然而其对中国文化在翻译中精神流失的忧伤，至今犹在目前。
鲁迅认为：翻译是“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这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44]因而，鲁迅对翻译抱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为中国文学和思想界“从别国窃得火”，今天看来“身躯”倒也尚未枉费。
郭沫若则认为：“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制” [45]看来，郭沫若尽管翻译了不少作品，但是对翻译还是有相当的保留意见。
只要有需要有欲望有市场，翻译西书就会日益兴隆。然而，当代世界学术翻译中仍然出现了新的动向：“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使译论家们认识到，当代译论不可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必须有一个多学科综合、跨学科相互渗透、不同思潮互补的基础。翻译已从单一的翻译科学论走向了翻译文化论。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甚至认为翻译单位也已开始‘从词到文本，从文本到文化迁移’。二十一世纪的议论必然会如斯内尔霍恩比所说‘向文化回归’（cultural return）”。 [46]这种看法，已经不再停留在是否应该翻译和文词的翻译细节问题上，而是进入了文化翻译底蕴的问题层面，甚至在跨学科中强调翻译文化回归意义，这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复兴要素，不可不察。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中国人的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常上来。
三、向海外推出300种中国思想文化著作
译书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向海外译书这一想法是受玄奘的启发。公元645年玄奘回到唐帝国，带回梵文经典650余部。他坚谢作官，决心献身于译经事业。20年间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75部，计1335卷。“据说他还曾将我国的《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47]可以说，玄奘“出国留学”——到西天取经，历经了16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这种对（印度）文化输出的精神尤为可嘉。这里不同的是，我们是翻译书并加以输出出去，使中国优秀的文化对世界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内容选择上，向世界整体性推出中国古代和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现当代学者和当代文化。在实践操作上，文化输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资金问题，现在大抵只能通过民间方式积累和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民间资源也不可小估，这一工作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也许只能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文化输出肯定会像玄奘西天取经一样遇到很多麻烦，但玄奘不是无怨无悔地践行了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做呢？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必然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需要我们的才智和勇气，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只有“发现东方”成为整个东亚的问题，人们才能真正感到发现和输出的重量。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型输出。从先秦到19世纪的100部经典翻译成英文。这方面湖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做了一部分，虽然使用的主要是一些传教士的版本，但已经翻出了几十本。 [48]从《左传》、《论语》、《老子》，一直到《红楼梦》、《西游记》，都翻译出来了。但是没有写导言，所以西方人可能不会很关注。可以重新翻译并加上长篇序言。从先秦古籍一直到清代的重要作品中挑出优秀的有魅力的著作译成英文，集中力量加以翻译。
第二个层次是对话型输出，主要收入经过欧风美雨现代性冲击以后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一直到今天的张岱年、季羡林的100本。这项工作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了60卷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49]。这些学者在西方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文化，通过这些书籍的结集和翻译，向世界展示东西方思想火花的碰撞。他们的著作是现代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这套书已经发行了数万册。计划再扩充至100卷，全面反映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
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100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的专著，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先锋艺术生态、后殖民文化心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20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力图以民间的立场，学者的眼光，客观的视角、天下的胸怀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才有可能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
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记住的只是人——希腊：人们就想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记不住城邦怎么样，庙宇怎么样；文艺复兴，人们想起达•芬奇、莎士比亚等；启蒙运动，我们就想起伏尔泰、歌德等。我们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等等，人们有印象，但对诸如公安派等可能就没多少印象了，所以人格魅力很重要。中国自古是最强调仁者爱人的，但今天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避免说人，中国的孔子也被打倒了， [50]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误解。我坚持认为，灿若群星的必须是人。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中国人有一种死后盖棺定论的习惯，只是在患了绝症后才敢宣传劳模等英雄人物，相反西方则在努力塑造当代英雄形象，将其视为他们的民族形象。今天，我们应该推出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思想家和卓然成家的思想学说。如果当代中国不以一个整体的“中国形象”出现，我敢说，我们今天的失语就会导致我们明天的失语。
这300本著作需要集天下双语精英、研究者从事翻译和导读、专著的撰写，并由此建立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一整套出版研究机制，其费用将是天文数字。但有很多热心的人在支持。我想有这么好的支持和关心，如果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有识之人”、“聪慧之人”、“为天地立命之人”，那这套数百部的翻译丛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送到世界各地大学的图书馆。300本书放在西方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之时，相信他们会对所谓“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文化误读或许会少一些。
四、向海外发行100集《发现中国》高清电视文化片
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应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印度拍摄大片向海外输出，中国应该有目的地引导拍摄大片高定位，那么电视文化片制作则是步步为营的团队作战，将中华文化思想艺术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形象全面地展示出来，让西方人和外国人能够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当代精神。
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卫视手段，拍出百集以上高清晰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Discovery》（《发现》）——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减少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的层层有意误读，全面推出中国高精尖的文化形象。 [51]推出中国文化代表的伟大人格魅力，拍出不同于大片的中国文化片，这样西方很少读书的中下层老百姓有可能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我认为，首先一定要用东方元素，而不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去让西方人有一种惊诧和惊异的眼光。其二，制作出尽可能具有国际性和视觉冲击力的精美作品，来直观地展示中国形象。我看过西方人拍的三盘《发现》（discovery）中国文化的片子，一盘是中国水墨、一个是中国建筑、一个是中国瓷器。拍的镜头不错，但解说词不行，历史脉络的交代太过随意，包括了国画和书法，长达5000年的书法和3000的国画只是在40分钟的节目里简单地提了提，问题很多。对此，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现在已经同中央电视台合作先拍百集《千年古县》。过去，我们总是大而化之地讲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或者是以区域文化如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燕赵文化等大文化圈分类，但今天我们要发现中国文化的细胞，做“千年古县”、“三星堆”、“湖北编钟”等文化片。这些文化片由国家出品，用高清技术进行逼真形象的拍摄，配以合乎汉语规范的中英解说词，整体性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形象。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电视片和文化片制作，要有海外意识和市场意识。没有全球化视野，没有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基本欲望和诉求，我们只能被人家所无所谓地关注，中国十几亿人的思想也就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这一根本性的失误是很危险的。今天，一定要通过中国文化输出的自觉，让西方意识到，他们不是世界的全部，还有世界的另一部分，忽视了这一部分，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文化，让他尊重差异性的另一种文化。
第二个是准备做部分电子光盘，同国家文化部合作制作，主要接受对象是各国大使馆，每个大使馆送300-500套，那就要出5万套。这些驻华大使馆就会分发到其国家，大使馆和这些国家的人们，播映这些光盘就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形象。
这些影像制作也同美术界、音乐界等有很大关系。他们也有很多人在文化艺术输出，也有一些大的举措，比如中央芭蕾舞剧团和辽宁芭蕾舞剧团推出了芭蕾舞剧《二泉映月》、《梅兰芳》、《末代皇帝》、《兰花花》等，在海外获得成功。张艺谋导演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找到了国际审美共识，而输出了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中国式芭蕾。西方人并没有因为这种东方色彩的“芭蕾”，而拒之门外。这种文化差异性和互动性问题值得思考。在这个舞台上，如果总跳《天鹅湖》肯定不行。所以，“输出”的对象是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五、建立“新西方”中国文化学校
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
最近几年以来，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20世纪末美国教育部门基本上不要求学生选择外语，而随着世界的逐渐多元化，美国人也开始重视外语。于是，在第一年，选择日语的达37％。我相信中国语言和文化一定会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重要话语。而且我还知道，一个人学一门语言就会或多或少喜爱这门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我们学英语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吗？难道我们不能反过来思考，让西方人也来通过汉语了解汉语文化圈的意义，进而感受和体悟作为东方文化大国的中华文化？
建立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地基。在全球化时期，通过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确有成效。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
但最近政府对孔子学院很失望。孔子学院当年不过是国外的中文学校，现在随着国家富强，收费像新东方一样越来越高。政府花了好多钱，但收效甚微。德国人很认真去学习，发现教材都是“三无”，国内随便买本书或者下载一段新闻联播就可以当材料。一些普通话本来就不过关的中国人在那里教书，引起外国人的指责和争议，被认为是在骗外国人钱，起到了反面作用。
与此同时，日韩在东方文化中的形象对中国是一种挑战。现在日本计划在全球成立五百个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兴办学院，都直接针对中国孔子学院。他们的教材完全是国家的唯一版本，是有步骤的国家计划，是以《大长今》那样的仁爱来感动西方人，针对今天的灵魂缺钙、精神缺钙补充一种感召力量。韩国的文化策略很强，政府公开资助出版许多现当代的韩国文学。中国没有这样，只是语言教学，却忽视了文化的力量。《三字经》读完以后自己都索然寡味，怎么让人家相信？这是自毁长城。以往西方人只学汉语不学文化，但到了高级阶段肯定要学习文化。所以我主张办一所“新西方”文化学校，不仅仅是教西方人学习汉语，通过汉语考试，我们的教学不仅局限在汉语文字，而是把中国传统各种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性地传授给他们。现在国家汉语办也提出要重新物色新的汉语教学方法，这是对的。学校的教材、老师配备，应该是全国统一资格考试、认证、输出。
办“新西方”文化学校，目的是教外国人学汉语，体悟中国文化，这样一所学校的确有点乌托邦色彩，但是没关系，因为当大家都去做某件事情时反而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快要成为历史，而大家还没有想到做的新事情，才意味着有更多的未来。
六、多维度、多渠道的输出策略
1，教授团巡回讲演
文化输出不能只是物的输出，仅仅文化产品还是不够的，因此，我建议组成一个5到10人的教授团，他们都是顶尖大学的教授学者，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学问扎实，而且英语很好，能够就当代世界性前沿话题与西方人直接对话或讲演。为了显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最好每人还能展示其民族艺术风采，作为其人格精神风貌的直接体现。教授团在欧美等地进行讲演，将更为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中国的文化魅力。在当代中国找到这样的教授应该不难。歌唱家、演奏家、艺术家可以走出去，那么学者教授也可以走出去。这种走出去就是思想的走出去，更具有文化的冲击力和思想的冲击力。
2，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
近来，在海外的社会调查中，书法已经取代京剧成为外国人认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书法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书法的指纹，是书法的深度的保证。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因此，书法具有无尽的前景，应该把中国书法输出而使之逐渐世界化，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特性。可以说，书法是西方和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好的一个窗口。但是，这样一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竟然没有专门的电视台。应该创立书法电视台，专门从事书法文化的输出、传播和介绍。
3，加大海外留学生录取
留学生不单纯是语言学习，更多的是文化学习。但是，由于众多原因，中国文化处在边缘的地位，全球六大留学生进口国占世界留学生份额依次为，美国为23%，英国为12%，德国为11%，法国占9%，澳大利亚占7%，日本占5%，但日本接受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不是留学生进口国，却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这一方面是西方的确有先进的科技、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在于西方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留学生，而留学生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留学生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如果不是大量的留学生和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取得当今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已经有许多移民进入了美国政坛。来华的留学生既可以传播中国文化，又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喜欢中国，那么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可能将所学到的中国文化应用到自己的事业中，所以，加大海外留学生的招生、录取和培养是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文化考试。
4，建立“思想中国”国际网站
网络的出现加大了信息传播的力度，一个新闻瞬间可以传遍全球，因此网络的平台应该重视。思想中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风貌、遗产、精神，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二是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和问题。“思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西方与中国的结合，是人文与科技力量的结合。通过发布大量的最新的文化信息和思想火花而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由于网络语言大部分是英语，基于这个事实，“思想中国”采用中英双语。目前的国学网、中国国学网等皆为汉语，对世界影响有限。这种双语方式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向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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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美国政府为例，美国充分发挥了传教士等民间非政府力量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新教传教士就一批批来到中国，1889年就达到了513人，使得全国各地都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包括丁韪良、林乐知等传教士采取了办报纸、兴教育等方式对外传播美国文化，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在华利益。20世纪初，美国还决定退回庚子赔款，用于中美教育交流，甚至同欧洲、日本竞争中国留学生，其目的就在于培养一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
[2] 历史上基督教曾经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公元7世纪唐太宗时期“景教”（聂斯托利教）的传入，200年后经历武宗灭佛和黄巢起义而消亡；第二次是13世纪元朝“也里可温教”的传入，元明更迭后再次中断；第三次是16世纪末，明代万历年间，以沙勿略为先驱，以利玛窦为中心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到18世纪初“礼仪之争”后康熙下令禁教，雍正乾隆两朝彻底排挤天主教，活动了200年；第四次就是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来华，以1807年马礼逊来华为标志，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开启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可以看出，基督教的传播期间几经反复、中断却从未放弃。参见曾钜生“论早期教会学校”，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3] 参季羡林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4] 李普主编《怀念李慎之》，下卷，自印本，2003年版，第31页。
[5] 需要说明的是，我关于“文化输出”思想的提出，受到了宗白华先生“开窗拿来和开门走去”的思想和季羡林先生文化“送出主义”思想的启发。“送出主义”更侧重于“他者不来拿而我主动送出”的意思，“文化输出”则侧重于“全球化中文化可持续的发展”意义——源源不断地“输出东方文化”的层面。
[6] 西方一些汉学家研究中国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这方面的问题，只要读读（美）赫伯特•菲斯著《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就清楚了。
[7] 在西方人看来，古代时期的中东是文化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来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中国和印度，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实，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同样是辉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另外保罗•G•巴恩在主编的《考古的故事：世纪100次考古大发现》中以若干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不仅是伟大的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而且在世界上使用有个时期——从远古旧石器时代到晚近历史时期——最为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考古记录的国度之一”。（英）保罗•G•巴恩主编《考古的故事：世纪100次考古大发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9页。
[8] 参徐圻、陶渝苏著《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抉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 参郭德宏、耿云志主编《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海彬著《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哲学思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
[10] 参周攀编著《和谐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
[11] 参（美）安乐哲著《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参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3] 蔡元培《北大1921年开学式演说词》，收入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卷三教育（下册），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78页。
[14] 参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新国学》，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 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牵连。“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52页。
[16] 可参朱谦之著《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翁绍军著《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17] （法）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另可参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9页。
[18]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页；另参（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6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年版。
[19] 参曹增友著《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20] 事实上，这种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统一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来华的传教士有自己的看法：“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1年，载《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21] 参（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6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005年版。
[22] 其实，中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发源地，尽管经历很多文化毁损事件，但是元气仍然存在，应该说还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这方面研究著作很多，此不赘述，可以参考：李甦平等著《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荣渠主编《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依田憙家著《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江晓原等著《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4] 参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美）威廉•麦克高希著《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第11章：第五个阶段的文明的告知”，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515页。
[26] （美）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27] 刘连喜主编《电视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4页。
[28] 参(英)汤林森（John Tomlison)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29] 参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民族和倒下的国家，有些重新崛起，实现伟大复兴，如欧洲文艺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崛起；有些一蹶不振，从此随遇而安，如古埃及、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古希腊和葡萄牙等，他们昔日的辉煌没有再现”。见何传启著《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31] 参（美）皮特•布鲁克史密斯著《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32] 参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33] 参（美）费正清著《观察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菲茨杰拉尔德著《为什么去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4]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 参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6] 有人将亚洲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
[37]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38] 转引自岳南著《千年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扉页题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9]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40] 罗进德《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载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41] 中西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人认为为西翻成中为中翻译西的十倍，其实远远不是这样。仅仅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近三十年的翻译而言，翻成西方的中国著作仅仅三十三本，而将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则达到近千本。
[42] 梁启超《东籍月旦叙论》，《新民晚报》，1902年。
[43]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载《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806－1807页。
[44]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载《萌芽月刊》，第一卷第3期。
[45] 郭沫若信。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
[46]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296页。
[47] 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页。
[48] 据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介绍，1988年至199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的17种《中国古典名著汉英对照丛书》。1995年，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正式立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组织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等，启动了这一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精选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再从白话译成英文。
[49] 王岳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9年版。
[50]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中国哲学”中就不知深浅地对孔子过分贬低，认为：“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德）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51] 参刘继南、何辉等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继南、何辉等著《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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