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道德一向强调“诚信为本”。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讲的是守信在立身处世中的重要性；所谓“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讲的是治国理政中建立政治公信力的重要性。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凝聚成两句箴言，叫做“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这样的传统伦理观念，清代仍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郑端所撰的《政学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期会必如其约，无因冗暂违；告谕必如其言，无因事暂改。行之始必要之终，责诸人必先责己。”“毋面诺而背违，毋阳非而阴是。处同僚亦然。有言必践，久久自然孚洽。苟一时欺诳，则终身见疑矣。”（卷三）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也说：“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可见，不论是对于百姓还是同僚，都必须“有言必践”，说到做到。约定的事情不要随意违反，讲过的话不要随意改变。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诺而背违”，“阳非而阴是”。只要对百姓承诺守信，民众就会信任你，就能做到政通人和。相反，如果你任意欺骗，失信于人，别人也就永远对你心存疑虑，怀揣戒备。 　　可惜，在封建时代，官场风气浑浊污秽，真正能够将信作为“立政之本”的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或者可以说，人们对于官员诚信的呼唤与企盼，恰恰根源于官场诚信的缺失。 　　在封建时代，政治生活中无信、失信、寡信的现象，有哪些主要表现呢？ 　　一是决策轻率，朝令夕改。一些官员自以为大权在握，一令百从，因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凭个人意志定进止。行一政，举一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一旦遇到阻力，碰见困难，或者发现有扞格难行之处，就立即改变主意，另搞一套。如此朝令夕改，下面自然就无所适从，人们也就对之失去了信任。所以陈弘谋在《从政遗规》中说：“立法之初，贵乎参酌事情，必轻重得宜，可行而无弊者，则播告之。既立之后，谨守勿失，信如四时，坚如金石，则民之所畏，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参酌事情，轻重不伦，遽施于下，既而见其有不可行者，复遂废格，则后有良法，人将视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卷上）文中所谓守信是为了让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自然是封建统治立场的本质流露，但其中讲到为政守信应该从慎于立法、谨于守法做起的道理，却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是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封建时代，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处世准则，不是如何朝乾夕惕，勤于公务，而是怎样固宠保位，飞黄腾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皇权的奴颜婢膝，对上司的曲意逢迎，就成为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各级官吏是“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官。”（《清世祖实录》，卷118）也就是说官员的主要精力不在于办理政事，而在于伺奉上司。要讨得上官的欢心，就得善于揣摩，工于迎合，所谓“望风希旨”，一切看上司的脸色行事。不但平日里对上司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即使集会议事，很多官员也是窥测观望，俯仰随人。康熙皇帝曾经说，大臣们“凡遇会议”，“乃一二人倡率持议于前，众遂附和于后，又其甚者，虽在会议之班，茫无知识，随众画题，更有于集议时缄默自容，及至偾事，巧行推卸。”（《大清十朝圣训》，康熙朝）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其主张和议论都是按政治风向的变动而随风摇摆，要么随声附和，要么缄默不语，一旦情况有变，立即翻云覆雨，把自己洗涮和推卸得一干二净。在这种人身上，当然找不到任何“信”的影子。 　　三是巧言令色，名实相悖。也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文告上冠冕堂皇，天花乱坠；言谈中关心民瘼，多方许诺，实际的作为却判若天壤。其实，我们的先哲早就说过，“轻诺必寡信。”（《老子》，第63章）给人们随便作出种种承诺，到时候无法兑现，就必然失信于人。所以，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强调：“言必求其可践，事必求其可行。”“毫不失信，则令不亵而法自行。”（卷下）可实际情况是，有的人言行之间，完全是南辕而北辙，不但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更常常用漂亮的言辞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叶燮在《已畦琐语》中记录了当时官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每见当事悬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共鉴。且曰：苟有贪污，岂无报应。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遗余力，无剩智矣。呜呼，纸上之言，吾谁欺，欺天乎？”（卷6）用尽所有的智慧，不遗余力地攫取不义之财，但照样可以信誓旦旦，对天发誓，此类清代官场司空见惯的“贪官倡廉”的滑稽剧，上天可欺，民心难容，老百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四是目无定见，耳有偏听。林则徐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座右铭。器识窄小，心存偏私，追名逐利，物欲缠身的人，就必定观察事物时没有主见，听取意见时偏听偏信，不可能刚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镜在《州县事宜》中这样说：“倘利欲有以薰心，苞苴不无染指，目无定见，耳有偏听。器量不公，或喜怒而任性；面皮不冷，或瞻顾而狥情。则是在己一身，全无栓束，众人匿笑，奚有遵循。”（《关防》条）你处事既然没有定准，别人当然也就无所“遵循”。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要求“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同上，《听断》条）这样才能昭信于世，同时也得到世人的信任。 　　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信”总是与“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以立万事之本，有诚则必有信。“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莫不应矣。”（《从政遗规》卷下）诚信的要义是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一诚有余，百伪不足。”一味弄虚作假，不但偾事害政，对个人也往往弄巧成拙，贻患无穷。《从政遗规》强调：“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塗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卷上）这里虽然揭露了“奸伪”、“变诈”的种种弊害，但其落脚点还是离不开作伪有违于“事君不欺之道”，这种“忠君”观念，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图民录》则超出这个思想藩篱，着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说：“若有一毫粉饰，则老百姓断不可欺。”“官之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居是职者，呜可不诚。”（卷一）应该说，这个认识，较之《从政遗规》来，又显胜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