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将这一体系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上升到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的高度，这在我们党还是第一次。正是因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

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必然触及核心价值观的命题。

第一，核心价值体系要灌注于群众，必须寻找更有效的突破口。我认为，《决定》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和文明积淀，囊括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价值观，要将如此丰富的内容灌输到群众中去，并不容易，所以将这一体系进一步聚焦和明晰化，是深入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须。这就涉及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另一个层面，由不同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的体系。

那么，有哪些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进入体系中来呢？我们认为，三大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不可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民族核心价值观是基础，党的核心价值观是骨干，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是重要支持。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作用体现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伟大的文明因子，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支撑所在。党的核心价值观的骨干作用体现于，党原本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构造者和推动者，同时这个集团又是因信仰信念和核心价值取向所促成。军队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持作用体现于，作为战斗集团，其天生就承载着牺牲，这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诸多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便成就完善而又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是易于为集团内成员所掌握，同时可以渗透于更广泛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意义和价值。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它从深层次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无形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但当其一经被行为主体所接受，就会形成内在的支撑和左右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的强大影响力。

确立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惟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拥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为巍峨的大厦，而非化为文明的碎片。另一方面，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可感。就单个人来说，所持的观点可以不断改变，但处事的原则不能变，一个人拥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则，清晰的形象便产生出来。再一方面，社会实现和谐，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多元价值观的宽容，还需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倘若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与国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决定》出现核心价值体系而非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的基本原因。既然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和明晰化，才能更好地进入集团乃至广大群众之中，为什么党的六中全会决定只勾画了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明确提出我们应秉承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核心价值观是影响民族或政治集团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与行为走向的重大命题，因而不可能由个别人或小群体关起门来完成，它必须集全民族、全党的智慧，并且经过相当时间的反刍而成就起来，惟此，确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集团中永恒地坚持下去。

核心价值观——一个时代催生的命题

为什么说今天谈核心价值观更迫切，更有意义？

第一，世界每一大国崛起之时，由于打破了既有的国际格局和运行秩序，导致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因而必然产生多方面的不适，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这也是历史上每一大国崛起之时，往往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要避免“中国威胁论”成为阻抑中国前进的力量，实现和平崛起，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与世界接轨，找到本有的交集点。

第二，拥有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但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开始主导社会的情况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构建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民族核心价值观。

第三，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决定了支撑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力量已经由体制内的力量转变为体制与非体制相结合，这无疑会把确立核心价值观，以聚焦大众的视点，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的作用突出出来。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信息交流方式的变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走向的力量，已经不是或不仅是纸媒时代若干主流媒体和体制内力量。比如，近年来若干学院派精英因为轻率对待虚拟网络的强大力量而声名狼藉，这具有标本意义和启示意义。如果再加上党内民主程度的扩大，由此延伸于社会，加上有独立人格、独立思维与价值判断的“个性官员”群的形成，仅仅靠体制内的力量已经难以达成最佳效果。那么，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何才能不因民主程度的扩大，不因官员理念的相异或相左而紊乱社会，一个重要的希望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政治集团而言，表现为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共有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第四，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如今天这样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没有生长的土壤便不会结出硕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国争霸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实现，只能是苏秦这样的纵横家、孙武这样的军事谋略家受到重视和欢迎一样，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前者却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民有、民享、民治”，“五四”运动产生了“民主和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真正进入民族的思想深处。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这为创立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五，历数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世界发展史上的所有的大帝国，其兴起与没落无不与思想文化有关。道理很简单，失去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精神追求的虚无，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要反映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为什么丘吉尔扬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那是因为，在英国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当然，同等重要的还应包括牛顿的力学定律拉开了其工业革命的序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确立了其经济新秩序，等等。为什么那个安葬了72位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内的法国先贤祠，正门上镌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那是因为，在法国人心目中这里是思想与精神的圣地，是那些伟大的人物成就了法国精神和文化。可以断言，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精神，十分重要。

第六，只有拥有了科学和永恒的核心价值观，民族发展才拥有了体制创新的内在力量，才会不断超越自我，有所突破。相当一段时间来，世界在讨论中国能不能崛起的问题，焦点往往集中于人文精神。有人所以置疑，主要依据是中国虽然有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尚未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能不值得深思的命题。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切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正是这些观点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近年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世界都在探寻中国发展的奥秘，比如游客在参观世博会时，每每都希望通过一睹中国馆的风采而感知这种崛起，当他们看到的总是古人的“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往往产生一种茫然感。因为这些虽能告诉人们一个古老的中国，但却无法告诉一个发展的现在；可以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造，但却无法告诉人们当代的贡献。

今日之中华民族，要实现崛起，最大挑战就是民族创新能力能否实现跃升。在上个百年，媒体公布的世界科技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完成4项，前苏联完成3项，德国人完成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我们参加，也仅占了1%的工作量。美国几个学会曾经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重大发明20项，竟然没有一项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所发明。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1人，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至少有文化传统的原因。数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顺民和盲从。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而汉武帝在嵩山、芝罘山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后，更导致了整个民族跪下来，跪着的人是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创造。再加上长期推行的“八股文”，屡屡出现的“文字狱”，一个原本聪明智慧的民族，其创新能力终于被窒息掉，到这时，知识分子能做和愿做的仅仅是解读和诠释。这一点以现代社会科学原创于我国的极为罕见，独树一帜的考据学曾经盛极一时即可佐证。客观地说，不仅在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者少之又少，在世界其他公共组织中担任领导者也不多，不久前香港的陈冯富珍被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公共组织中任职的最高级官员。为什么我们在非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成员者同样稀少？恐与拥有独立人格，敢于独立负责，善于独立思考者太少有关。凡事顾左右而言他，惟命是从，没有独立判断，没有为社会负责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力量，则不足以为他人所接受、所尊重，因而不足以担任领导者。或者可以这样说，有强烈的喜剧心态，而绝少悲剧洗礼的历代文人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把道德境界提升起来，再加上缺少永恒而又崇高的信仰、信念作支撑，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结果只能走向功利主义和媚俗化。

核心价值观——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

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充分认识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同样必要。

第一，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事物，意味着尚未走向科学和理性，同时意味着代表人类文明走向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曾经存在着僵化的以二元价值观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问题。举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远征军与日军在云南腾冲进行过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的反攻战役之一。作战中，远征军一个连坚守于高黎贡山路口，日军久攻不下。后来日军找了一村民带路，绕道山后，把这个连的官兵全部打死。解放后，有人举报那个村民，村民辩解说，自己没有错，因为自己是带着坏人打坏人。审问者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生产队长。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永恒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存在，剩下的仅仅是功利主义和扭曲的政治图解。

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于更广泛的领域和层面。比如，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几个阶段的特点表现明晰。一个是以二元价值观看世界的阶段，即秉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第二个是藏拙阶段，在需要表达我们观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了弃权。第三个阶段，即目前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的理念处理国际事务。毫无疑问，现实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备受好评。

前两个阶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今天的条件下评价昨天，但是关注因此而来的外部评价，却能引发思考。香港《风凰周刊》2005年第28期曾刊出一篇题为“中国需要增进负责任大国的意识”的文章。文章说，“过去，中国曾经长期以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对抗性面目出现，后来外交指导方针从注重意识形态变成注重国家现实利益，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国际矛盾冲突的介入，但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的程度加深，中国利益的国际化程度同样也在加深。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一方面需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另一方面又需要以灵活主动的外交活动改善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认知，改善国际政治生存环境，以减少中国发展的摩擦和阻力。尤其是对中国崛起心怀警惕疑惧的美国来说，中国是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参与者，具有和平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在既有国际秩序下的搭便车者，更不是一个破坏者，是非常必要的。”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委员会发言时，曾以《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其中讲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者’。”虽然佐立克是站在他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和立场上说话，但至少反映出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的价值判断和要求。

我们继续来看，2006年10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重新寻找国际角色的时代”为题分析了中国的大国定位问题，文章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强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迁。”“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年来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论上也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其面孔依然不够清晰。”“某些时候保持角色的相对模糊，在战略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朋友、信任和威信。”“中国外交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还需要更有智慧、更大胆地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达到近悦远来的境界。”由此判定，我们惟有按照不变的核心价值观为处事准则，清晰的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才会塑造出来。

第二，情感左右理性，印证着尚未做到以永恒的核心价值观支撑行为。我认为，随着我们党的成熟，整个民族也在走向成熟，但同时毋庸讳言，由于贯性思维，许多人仍然没有跳出情绪左右理性的误区。美国“9.11事件”发生时，我们一个记者代表团在美国，看到世贸大楼被炸，集体鼓掌，由此而被视作不受欢迎的人，永远不许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对此也不认同。人类世界最宝贵的是生命，看到几千无辜的生命从此烟消云散，不给予同情，却拍手称快，虽然想表达的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愤慨，但仍然证明心中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

在这方面，更值得一说的大概是中日两国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近段时间来，两国关系转暖，这是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期盼的，但比起八十年代，两国政府与民间的相互评价仍然不高，尤其在转暖前的较长时间，对立情绪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思维作祟。但如果反思我们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未必没有值得修正之处。比如，有一段时间，不管政府官员还是学者，少有敢正面评价日本人，因为这很可能被戴上“汉奸”的帽子，骂个狗血噴头。基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民的伤口尚未愈合，可以理解，但表达思想和情感一定要把军国主义和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民分开。因为，日本人中有为南京大屠杀而与政府打官司几十年的教授；我国东北出现毒气事件后，日本律师援华团立即提出帮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许多日本剧团顶着压力到各地演出，宣传当年日本侵华的暴行；很多日本人关心中国留学生或作和平队员到中国来援手。如果像我们一些网友不分青红皂白，凡日本人就该挨骂，凡日本个别人的行为就要记到整个日本国民头上，并无限上纲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这只能是大国小民之举。没有理性之光的下的行为，决非真正的爱国，不过是廉价情绪的渲泻。

我不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但却强调在批判过程中保持理性与成熟。看过《特洛伊》电影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镜头，特洛伊国王找英雄阿克流斯要回儿子的尸体，阿克流斯为国王的行为所折服，不仅答应归还尸体，并且给予礼遇，但最后还是说：“有什么用呢？明天我们继续攻城，你仍然是我的敌人。”国王回答：“你现在就是我的敌人，但对敌人也要给予应有的尊重。”由此联想开来，宋美玲去世时，大陆媒体对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作了正面评价，对此外电报道说：“中共学会了尊重对手”。

日本民族身上反映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值得我们思考和给我们启示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举例来看，抗日战争时期，最令日本关东军头痛的人是杨靖宇，其牺牲后，日本人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全是棉絮和杂草，在场的所有人向其肃立鞠躬致敬，日本讨伐队长命令雕刻杨靖宇的头颅和遗体一起下葬，并在墓前刻碑，称其为“中国的战神”。当时一位十五岁的日本小姑娘视其为精神的恋人，60年后来到靖宇墓前，长跪不起，诉说半个多世纪来的思念之苦，在场的中国人都为之感动。狼牙山五壮士，当英雄从棋盘砣跳崖，道长李海忠亲眼看到攻上山顶的日军排成几列，随着指挥官的口令鞠躬。尤其是，我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因而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无可比拟的力量，为此而应当有比日本人更宽广的胸怀，更大的包容度，更辩证的思维，更稳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再比如，二战结束前发生的日军与美军的塞班岛战役，四万多日军最后打到仅剩下几千人，也就是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几千日军仍然向美军发起了自杀性冲锋，同时岛上日军家属抱着孩子一家一家投向悬崖下的大海，为了制止惨烈的自杀行为，美军官兵一再呼喊“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毫无效果。到这时，“毋忘珍珠港”的格言已经被抛之脑后，许多美国士兵泣不成声。作为中国人，我不会为给中国人留下深深伤痛的武士道精神喝彩，但作为军人，我会做到并希望所有的军人精神世界中激荡着英雄气，到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献身时，敢于视死如归，含笑沙场。

一个成熟的伟大的民族，不仅要有批评别人的能力，同时更应当理性和善于学习他人，包括从对手那里学习。未必不可以说，在纪律与秩序方面，日本民族很值得我们学习。几年前，一个访问学者归国后讲了个故事。一次他到伊豆半岛旅游，在回东京的路上出现了少有的大塞车，然而有几个现象令其震惊，一个是上行道塞车几百公里，下行道没有几辆车，但没有车跑到下行道上去；几百公里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维持秩序；没有人按喇叭催前面的人。写到这里后，作者感叹：“如此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第三，当自信建立于对不同社会运行规则茫然之上时，同样反映着缺少理性思维，缺少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中华民族有几百年的闭关锁国史，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国门也处于关闭状态，再加上东西方的冷战，导致了我们对世界游戏规则的不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大一批人走了出去，但就整个社会来讲，对世界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体制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面对区别，能不能理性对待显示着一个民族的成熟程度。

比如，我们一些人看到西方媒体上出现学者或议员对中国不友好的文章后，往往认定为政府态度，这属于对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了解，在我们国家媒体控制在党和政府手里，宣传什么和不宣传什么有足够的控制力，虽然西方的媒体本质上是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服务，但却并不是简单地听命于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媒体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政府，政府想改善自己的形象还需要花钱买广告。所以说，个别人的个别言论并不代表政府，也不可能代表政府。

再比如，西方国家的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并且行政和司法分立。媒体曾经披露，布什到加州，施瓦辛格拒绝接见，这在我们国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各级政府首脑主要向选民负责，而非向总统负责。我们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同的体制制度有其民族性和必然性，因而不值得讨论。关键在于，面对不同制度模式，一些人总想以自己的思维要求世界，这就促使思维走偏。相对而言，我国政府基本上是包办一切的政府，有着相对无限的权力。而西方国家政府在三权分离的规范下，权力则小得多。我们可以借助行政权限制集会，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则没有这种权力。既然如此，当看到外国一些针对我们的抗议活动后，就认为是政府授意或放纵的结果，要求予以取缔，无疑于要求其修改宪法，进而变成我们这样的权力相对无限的政府。以日本为例，其政府就无权制止右翼势力在大阪进行集会，甚至其政府无权干涉大阪市的内部事务。大阪市市长是由大阪市民选举产生，日本首相无权任命或撤换大阪市长的职务。至于有人给日本天皇写公开信，说明的是不理解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天皇无权过问政事。再比如日本法院判处东史郎败诉，一些中国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这也属于不了解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无权干涉司法。在日本，只有议会才有权禁止右派进行民间集会，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权判决东史郎案件。这一点有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为证。1892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期间，被一名警察砍了一刀。此事震惊朝野，日本天皇亲自出面赔礼道歉，其政府也答应严惩凶手。日本政府原本想尽快极刑处决该警察来息事宁人，以免俄国借此事为由对日本进行武装报复。然而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最高大法官却说∶“该警察犯的只是杀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后该警察只判了有期徒刑。

不同的体制制度，皆建立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之上，没有必要强求一致。这里的要害在于如何避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他人行止的问题。当今时代，美国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输出美国式民主，而不看他民族是否存在排异反应。随着中国的强劲发展，需要调整的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需要解决的矛盾越来越多，既然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决定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关起门来过日子，那么就有一个处理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当政府在处理关系过程中，拥有成熟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并且形成良性互动，那么决策与执行都很容易；如果没有或失去核心价值观，一切行为都建立于短期化和情绪化之上，那么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得到良好执行的，与世界的交往必然进入一个磨擦与碰撞频出的过程之中。正是由于对此的正确判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领导干部：“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 

核心价值观——奠基于坚实的思想支撑之上

毫无疑问，按照简洁、清晰、易记、深刻和思想容量大的原则，将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最深厚的精神内核抽象出来，构成核心价值观，并非易事，其困难主要不是缘于以往有没有清晰的提法，或有没有思想的积淀，关键在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奠基于什么理念或思想基础之上。只有弄清了这一点，原本积淀下来的思想或精神实质才易于把握并抽象出来。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我主要就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有关问题作出阐述。

概括起来，民族核心价值观奠基于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时代性。

第一，关于普世性原则。既然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那么它就应当奠基于对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之上，要将整个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最本质的价值准则结合进去，惟此才敢言吸引和召唤更广泛的人们去遵循和坚守，才敢言以此支撑和谐社会的构建，支撑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因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今天，如果长期对他民族、他文化，特别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视而不见，既不是科学的态度，更非理性的行为。只有坚持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原则，民族间的交集点和相通性才会形成，共存共荣才能实现。

第二，关于民族性原则。由封闭到开放，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社会，需要构建新的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必须建立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而不是奠基于外来文化。这一点对世界各国都具有规律性。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为例，其成就于几百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精神因子甚至追溯至古希腊文明，追溯于基督教教义。当然，对于历史文化必须持以科学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不行，民粹主义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结合现代文明，予以发掘、归纳和整理，力求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第三，关于政治性原则。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要形成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没有执政党的倡导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便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当一个民族选择了某一政党，即意味着这个党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可以满足民族的要求，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核心价值观有着相通性。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所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即建立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这基本上满足了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需求，或者说支撑了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与推行。所以说，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一定不能脱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假如新构建的核心价值观与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相左，不仅难以确立起来，甚至导致思想领域的紊乱。

第四，关于崇高性原则。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综合反映，是一个民族净化灵魂走向卓越的重要途径。当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充斥着媚俗的精神因子，满足的是短期利益需要，反映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核心价值观便不会起到应有的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而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走向辉煌。实践证明，任何民族的主流精神如果走向庸俗，大众热衷于感官刺激，这个民族便不可避免走向衰败。所以，要使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只能建立于崇高之上。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走向世界，并寄希望于被世界所接受的民族，惟有以崇高的精神诉求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第五，关于时代性原则。提出时代性要求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一个是历史由一个个时代构成，没有一个个时代便不存在历史，因此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便不能回避时代，或者必须借助当今时代；另一个是强烈的时代呼唤必然建立于社会需求或重大缺失之上，尤其是能够成为大众的共同要求，必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纯粹利益的分配和获取会涉及某个集团和阶层，尤其是利益分配往往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改变群体的参与，只有信仰信念和公共道德范畴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只有精神世界的追求，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才会使人产生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烈意识。

以上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虽互为促进，缺一不可，但把普世性突出出来，反映的是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一方面，普世的价值观是人类共有的准则，只有共同遵循，相通相容，世界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美国“9·11”事件使全世界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只有真正解决公正，合理地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才能消除各种潜在的矛盾冲突，才能保证人类走出“文明冲突”的怪圈。为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在各种政治、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之中寻求一个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认知的基础。比如人类天性中或宗教与文化中无一例外地主张爱与互助，这是一种超越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精神诉求，因而必然地要进入到核心价值观中来，惟此才能避免出现因利己主义、民族主义而导致无尽的冲突。另一方面，政治具有阶级性，同时是功利的，最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泛民族性、全人类性，至少存在这种精神内核。作为执政集团，只有把普世的价值观结合到自己的执政理念中来，才能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和政党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世界和谐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相反。即使从政党利益考虑问题，政党主动地把自己的价值观超越直接利益，最终获得的恰恰是最大利益，因为这使人更能感知执政党的伟大，那种只讲执政党现实利益和短期利益的价值理念，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效益，但由于不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因而号召力有限，这一点在信息传播方式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了的今天，尤其重要。

有人或许认为，强调了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原则，民族特性会随之而丧失，就像世界上有些国家因为担心经济全球化而失掉自己，进而持反对态度一样。其实，核心价值观强调普世性，不是一种价值观向另一种价值观妥协，而是寻找原本的自己，是塑造和成就自己，虽然一些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在我们民族历史上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西方文化中很早就存在着这样的精神品质，但只要我们将这些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很好地对接起来，深入挖掘已有的因子，就不会失去根基，丧失自我。

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符合全民族需要并可作为共同追求，具有广泛号召力的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应确定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其中民主和平等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众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关系方式，而公正和互助则是一种要求，一种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承担义务的期待。

关于民主

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不独享于某个国家、民族和政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人们的权利需要制度予以维护时，民主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对权力的约束方式而成为手段；但当一个社会已经进入法制健全、和谐有序时，民主便成了目的，尤其是对于有着民主传统或拥有此方面强烈追求的国家和民族，更是如此。民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一种运动的过程和状态，不是不可更易的范式。民主制度完善于西方，但民主的传统，尤其民主的因子并不都发端于西方。所以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独有价值，也是东方的价值，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具有普世性。

强调将民主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从一开始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帜。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从我国的体制特点来看，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力量十分强大，而从下而上的反馈能力较弱。在这种刚性机构下，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民众维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社会裂痕会不断扩大，旧伤尚未恢复，新伤又会产生，积累太多便会危及政权的稳固。不仅如此，如香港有媒体所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领导者不再是权力的拥有者，而是权力的执行者，是13亿人口的“职业经理人”，既然没有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袖拥有的解放者、“大救星”的权威，就只能通过平衡、沟通、协调来进行。这就是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某种区别所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执政方式的变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权利的再分配，我们讲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是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通过政府的力量进行二次分配不可缺少，而要解决好二次分配，显然需要对既得利益者的无度利益攫取施以强力限制，而既得利益者形成于旧体制之上，而旧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无限地大，而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非常弱小，你不解决部分权力让度给弱势群体，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和谐社会必需的公正和公平问题。正是历史的发展，也是由于我们党在顺应时代的潮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执政任务、执政理念，其中首要的一点便是民主法治。

强调将民主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动因。从世界来看，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公民的维权意识、参政意识和和热情将呈几何级增长。许多年前，有人对群众在富裕起来后产生不满情绪表示不理解，批评说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后骂娘。”其实，这原本不难理解，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有了饭吃以后会生出许多事来。生出来的事便包括民主、平等、公正、权益等诉求。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少饭吃，所以大众更关心的是吃饱饭，当走向富裕后，相当一部分人便有时间和精力来谈论民主、平等的问题，这甚至已经成为满足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随着国家进一步开放，民众看到了多元的世界，开始对民主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政治不再是小部分人进行的“圈子里”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顺应时代潮流，鲜明地打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来，才会更有力地将民族推向高峰。

强调将民主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有我国社会现实的推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力较前有了大大强化，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注意互联网上的信息，一个有趣的现象会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问题，这就是对领袖感情的表达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人们喊的是“毛主席万岁！”虽然表达的是真诚的情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怀有仰视的心态；邓小平时代，人们喊出的是“小平您好！”表达的是亲切感，是一种近乎于平等的心态；到了今天，如果我们看一下互联网上出现的帖子，会发现许多人亲切地称谓：“胡哥，我们拥护你！”即人民群众把自己的领袖已经视作一家人了。三者结合起来认识，未必不反映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和走向。尤其是后者似与俄罗斯流行过的一首歌：“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相信胡锦涛主席看到这样的帖子一定倍感欣慰，他已经靠自己的执政理念和亲民作风真正地走到了中国民众的心里。

关于平等

平等是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世界各个民族不管是本质上还是口头上，都倡导人与人的平等。比如，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所强调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理念，等等。诚然，平等不是中国封建历史的主流，整个一部封建史就是由等级制度构建起来的金字塔结构，这种尊卑有序的社会形态，突出反映着人与人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已经进入大众文化和心理之中，进入了价值评判系统。但是，当时代发展到今天，平等已经成为证明一个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指标，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后，将其确定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部分，在所必须。平等的内涵很丰富，包括人与人的平等，国家与国家的平等，民族与民族的平等，文明与文明的平等。

强调将平等作为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央领导的率先垂范所印证的。讲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相信不会有人怀疑，因为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闹革命，解决的就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与人的不平等，没有了平等，中国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讲领导人行为的启示，或许大家都注意到，党十六大选出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后，他亮相时的第一个动作便具有很强的征服力和昭示意义，这就是采取鞠躬的方式答谢在场的代表。我认为不能小看这一动作，其中反映的既是胡锦涛主席的对权力的理解，同时也折射着他内心深处的平民心态。1783年12月23日，在美国安纳波利斯即大陆会议所在地，地位、权力与荣誉皆如日中天的华盛顿，依照杰斐逊以及其他开国元勋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及其对权力、责任和义务的深刻理解，向议员们鞠躬，议员们只是手触帽沿还礼。胡主席并不仅仅那一次表现，此后的所有行为都反映着同样的特点，据我所知，他外出视察工作时让专给他准备的大一点的椅子改成与大家一样，并把“首长”的标签改为胡锦涛的名字；他和英模见面时把将要发表的新闻稿中的“接见”改为“会面”；他将处理事故的新闻稿中某领导“亲自前往”，改为“赶赴现场”……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使人眼睛一亮，真正认识到一种不可更易的平等意识。再看温家宝总理，2004年10月份，温家宝总理到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慰问群众，当他来到特困户马才英家时，问老人：“我到你帐篷里看看，好不好？”一句简单的问话，反映了其宪政下的平等意识和平民心态。未必不可以说，他们内心世界的美好强化了亲和力。

强调将平等作为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消灭封建思想，提高执政效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与理念决定的。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由于儒家文化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工作分高低贵贱，从而没有形成大众的平等观念。许多人进入骨子里的就是“草民意识”。正因为此，导致了对生命的漠视。有一次我看电视，有记者采访一系列杀人案的案犯，记者问杀人时有什么感觉？回答：杀人和杀猪的感觉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他的人格和生命被践踏过，因而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能够说明问题的事例我们可以讲出很多，比如，2006年上半年，深圳出台了交通事故赔偿规定，依照此规定，农村人获赔十几万，而城市人获赔近百万。这是否意味生命存在着贵贱之分？2006年“五一”节期间，云南迪庆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有媒体报道“6名死者中有1名北大学生，其余为普通游客。”想一想，成为了北大学生就不普通，成为了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呢？所以说，我们要实现社会的平等，必须通过将平等纳入核心价值观的范畴，通过长期熏陶，使全民族的平等意识真正建立起来。 

关于公正

公正即为公平和正义，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们党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所在。法国思想家皮佑认为：“正义是人民的最迫切的义务，同样也是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因为正义是大自然赋予人民的万世长存的遗产。”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当一个社会仅有效率，而缺乏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再富有，物质生活水平再高，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并且这种效率也不会持久。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多地倾向于强势阶层，而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政策制度上的救济，甚至不能得到起码的同情，这种社会形态就不能认定是理想的，一定程度上还会抑制社会发展。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高度的经济和政治上不平等，将导致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安排上系统地偏袒更有权势的群体的利益，这样的体制将破坏国家的经济增长，并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在世行报告中，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机会人人平等。报告起草人弗朗西斯科·费雷拉说：“不公平的体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会造成经济代价。”由此，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平均主义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资产上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竞争，才会产生效率，正因为此，民众并不反对影视明星的高收入，不反对创造知识经济的科技创新者的高收入，而是强调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即不是让部分人承担整个改革的成本，而让另一部分人搭乘权力寻租的顺风车；让一部分人在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中承受压力，而让一部分人借助国家权利创造垄断利益。

一个人也好，一个集团也好，没有公正，所有的社会存在都可能被扭曲，人的精神世界便没有了意义和价值。何为拥有了公正的理念和处事原则？我们讲一个国外的事例。1993年，美国得克萨斯州政府人权委员会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白人激进组织“KKK骑士团”交出其成员名单。原因是该组织在联邦法庭要求得州一小镇结束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后，仍然不断威胁和骚扰进住的黑人。面对该要求，“KKK骑士团”组织者劳艾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法律援助。后来任务落到美国黑人民权律师格列芬身上。由于格列芬的辩护，最后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裁定，“KKK骑士团”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成员名单。同样是由于为“KKK骑士团”辩护，格列芬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比如，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格列芬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很值得思考的价值观或理念。他说：“这个案子和种族分歧没有关系。这个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欢劳艾，或者劳艾是不是喜欢我，也没有关系。这个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原则。”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KKK是说过很多邪恶、凶狠、丑恶的话。但是，KKK有说出这些话的权利。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权利组织、集会、自由的言论？答案只能是，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如果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其间，格列芬还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给那些我们所喜欢的组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使我们感觉良好。对那些令我们愤怒的人，那些我们恨不得令其闭嘴的人，实行同样的原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为了针对某些人，保护另一些人，而是为了针对政府，保护我们大家。举例说，如果你开始剥夺KKK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接下来吃苦头的就是我们黑人了。那些强迫他们沉默的法律就会把我们团团围住，强迫我们沉默。”这一思想，对于追求公正的人和社会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关于互助

互助是一种最朴素的不经修饰的行为，同时它又必然折射出人类的美德。互助是天性使然，经社会改造，这种天性伴随于人类发展始终。当我们评价国家、民族和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的成败得失时，往往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进入当今时代，如果评价一个社会的人居环境，同样不能脱离该内容，因为只有互助才能使人感知人性的美好，感知社会的和谐与温馨。这也是互助一直被认定为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所在，是任何国家民族努力追求所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互助的意义更为突出，因为我们的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尽管这种目标具有终极性，而未必是全过程，但作为一种制度的本质特征，则不能不提出诸多要求，其必包括强者对弱者的帮助，先富对后富者的帮助。互助既是人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而必然地要进入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强调将互助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化社会的途径。应当承认，当前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大量不道德现象，我们社会一直探索各种教育的和制定行为规范来引导道德行为，比如一段时间里人们热炒所谓“道德银行”，甚至法国的《解放报》刊文予以介绍，其中介绍说长沙市某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女士的办公桌上堆了很多红皮存折。这是她领导的“道德银行”的道德存折。她每天在这些折子上登记街坊邻里的储蓄和支出，比如存入：打扫公共场所卫生，10小时；探望老人，8小时；照顾病人，3小时……这些善举都被记入道德存折入一栏，而受惠病人恢复健康后要想办法还上透支的道德账目。每天我对此持以异议。什么是道德，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是人与自然关系及其行为规范的总概括，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比较与价值判断，同时通过制度规范、思想教育和社会舆论来形成导向性力量。什么是银行，它是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不管是银行本身，还是储户，都在追逐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将道德与银行挂钩就不能不让人感动莫名其妙了。当然，可怕的还不是莫名其妙，而是这很可能会扭曲道德，当一个人做些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回报，是增值，这样的行为是何方道德，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其实这种方式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真正成熟的闪耀着人性之光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为，并不反映在助人者与受助者的直接对接之上，而是反映于行为无痕，作用有形。即我们不知道资助了谁，但却知道资助行为注定有价值，注定会作用到最需要的人那里，并予其以生活上的帮助和心灵上的抚慰。一个人的助困行为，只有到了不自觉之中亦有此冲动，不刻意中亦有此行为，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或置疑仍一如既往，这时才敢言道德实践真正源自理念和境界，才敢言自己已经走上一个有始无终的运动。举例来看，目前美国的6万多个基金会掌握着6700多亿美元的慈善捐款，每年来自捐款人的千亿善款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助者，而是通过基金会来实施援助。不直接资助，也就不存在受助者的回报，哪怕是一声“谢谢”。我们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不可胜数的受惠于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慈善基金的人，不会有多少写信或打电话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的感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该这样做。这一点早已通过其思想和行为做出证明。几年前，包括盖茨、巴菲特、索罗斯等人在内的120位美国最有钱的富翁，以广告形式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出一封致美国国会的公开信：“请对我们征税！”他们所以反对布什总统提出的普遍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取消联邦遗产税等一揽子减税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是个大错误，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公共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也会减少，弱势阶层得不到应有的关照。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念，还会在意受助者是否感激吗？！至于目前我们社会中广泛采用的一对一式的助学活动，其实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捐助形式，所以至此，一定意义上源自社会诚信不足，政府或民间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不足以支撑人们善意善行，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反对施助者对受助者的感恩要求或期待，在于这不仅会扭曲或异化道德行为，更有可能泯灭人们原本存有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为，因为你反复强化的你来我往、你施予我回报的道德价值观，无疑告诉人们，予我有恩者必须回报，从未予我帮助者，我亦无援手之责任。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对等法则，具有浓厚的商业交往特征，它不可能把爱和道德延伸开来，形成一种人性化的成熟理念，形成普遍的存在于大众中的取向。即使对于已经处于行动中的人们，其热情也往往因时因事因环境氛围而决定行止，即行为得到社会褒奖，受助者感激之时，则热情倍增，当心理期待得不到满足，失落感陡生，帮助他人的内在情感冲动则趋向弱化，一些人甚至由此而终止道德行为。此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建立于利害关系之上的善，必定难以持久和社会化、公共化。所以，强调受助者的回报，虽然初衷是张扬道德，实际结出的却是抑制道德行为的果实。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不发达，人均捐善款仅0.92元人民币，占人均GDP的0.012%（美国人均捐善款460美元，占人均GDP的2.17%），就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人均捐献仅1.7元（含企业捐献人均11.5元）注册企业1000万家，99%的企业不向社会捐献？为什么我国的自杀率长期高企，几达世界平均数的2.3倍，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从助人者的道德提升和心灵净化的角度看问题，过于看重受助者的感激之情，反映的是精神世界不够丰富，道德价值观尚不成熟，即不是人性之光的驱使，不是源自核心价值观的推动。正因为如此而难以让予者和受者在整个活动中产生心灵的感动，进而净化和崇高起来。有媒体称，一位得到200元救助的小姑娘被领导作为道具反复被拉到媒体上宣传，最后孩子难过地哭着说自己不愿意接受帮助了。此类事例即为此观点的注脚。什么行为才算道德上的成熟？笔者认为，在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好事，而天天在做好事时，就意味着道德的成熟。当把善行看得很重大，过程搞得很隆重之时，可视作一个人做好事的数量本身不能判定为道德境界的成熟，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就社会而言则难以做到普及化和平民化。

反对让受助者背上道德的十字架，并非反对社会互助行为在受助者身上产生塑造作用，进而使其将道德行为发扬光大，而是认为这种作用要依照其规律进行。社会慈善是一种展示人性之美的活动，你帮助了困难者，其便由此感知人性之美、社会之美，久而久之他便铸就出一颗美好的心灵，他会在后来的生活中努力去帮助周围的困难者，你或许也会遇到困难，这时你不应寄希望于受助者来帮助你，而应由周围的人帮助你。只有到了这种境界和社会状态，助人者、受助者、整个社会才算步入良性循环，才还道德行为以本来面目。

反对让受助学生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也非反对社会为了张扬道德，引导和强化道德行为而制定必要的规范。更确切地说，不仅不反对，并且认为社会在此方面尚属缺位，至少没有做出有效引导民众价值走向的道德引导力量。一般来说，道德先行者由于信仰信念的坚定，道德价值观的成熟，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行为一定受主流社会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认定的影响，当主流社会借助公共权力和资源给予道德行为以肯定时，其最初的道德价值观必被强化，其行为必将走向经常，反之则亦反。

（报告人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