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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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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国盛 日期：2012-12-30 阅读：67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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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之后，社会史纲领没有出现多少杰出的编史成果。7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史平台上活跃人物日益增多，成果日益丰硕。特别是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其冒进的理论主张，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且不论他们的哲学主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被科学史家接受，他们所主张的微观研究、原始文本研究、田野人类学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的方法，确实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史的编史实践者。SSK在科学史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夏平（Steven Shapin,1943-）2004年加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在我看来至少对中国科学史界来说具有象征意义，表明SSK在科学史界早已摆脱异端或另类的形象。从最近陆续出版的多卷本《剑桥科学史》来看，注重微观研究、回避宏大叙事的SSK风格随处可见。夏平写过一本《科学革命》，但完全是想解构“科学革命”这个历史叙事模式，这本书非常有影响。SSK的方法就是不断用高倍的放大镜去观看历史，通过不断的深入历史的细节，让宏大叙事消失，就像在放大镜底下，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颜色色块和画布纤维。
女性主义纲领是另一个亚纲领。它强调女性隐喻作为历史叙事的主线，强调科学革命时期的神秘主义文献和有机自然观的重要性。代表作有麦茜特（C. Merchant，约1936-）的《自然之死》。中国人对女性主义不太理解、不太重视，但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非常有影响，几乎表现在人文学术研究的一切方面。在科学史里，除了近代早期之外，其它方面也都有影响。
国内的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西方科学史的“学习”一直都有较好的传统，特别在高校，特别在自然辩证法界，都比较自觉，但是“研究”传统比较缺乏。也许可以说，我国的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史研究文章长期达不到专业水平。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专业队伍，二是对西方的科学史研究工作翻译介绍不够。
由于以科学史所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史界主要力量都在中国古代，西方科技史方向长时期没有自己的专业队伍。80年代开始研究西方近现代，但主要力量也投在了20世纪，近代早期几乎没有专业人员。大多数西方科技史的著述由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人士或科普写作界人士完成，他们在传播方面或许是有贡献的，但研究水平应该属业余。
本来，业余人员也可以做出专业水平，但由于对于西方科技史界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不够，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无法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西方科学史的教学主要依靠丹皮尔的《科学史》（英文1948年版）和梅森的《自然科学史》（英文1970年版）两部通史，以及若干五六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专科史，如斯特洛伊克的《数学简史》（英文1948年版），卡约里的《物理学史》（英文1928年版），劳厄的《物理学史》（德文1950年版），柏廷顿的《化学简史》（英文1957年版），伏古勒尔的《天文学简史》（法文1951年版）等。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西学蜂涌而至，科学哲学著作翻译引进很多，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著作都有译介。然而，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的优秀成果翻译介绍得很少（也许哈佛的两位当时在世的科学史教授柯恩和霍尔顿是例外）。直到90年代，国内对柯瓦雷还没有任何译介文字。在国际科学史界声名显赫的思想史纲领在国内似乎闻所未闻，以致于中国的科学史著作只能靠自己的想像来理解思想史的含义。
具体到近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编史纲领本应有相当市场。贝尔纳的著作《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先后于1959年和1982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但赫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虽然在1936年有过一个译本，但很难找到，而且没有像其它重要的著作那样有新译本或重印本，《十字路口的科学》也没有译本。
90年代之后，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以及科技哲学专业有科学史情结的研究生毕业后，或者进入出版界，或者在出版界开始有影响力，为西方科学史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零星的单本出版不提，择几套影响较大的丛书提一下：
80－90年代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中有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萨顿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
1994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思想文库”中有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译文集《科学思想史指南》（吴国盛编）。
9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中有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丹皮尔的《科学史》（李珩译）、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沃尔夫的《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
1999－2002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中有鲍勒的《进化思想史》（田名译）、科恩的《牛顿革命》（颜锋等译）、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杨静一译）、夏平的《真理的社会史》（赵万里等译）、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张传有等译）、柯依列的《伽利略研究》（李艳平等译）。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剑桥科学史丛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整体引进，全部11种，包括格兰特的《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郝刘祥译）、狄博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雁翎译）、韦斯特福尔的《近代科学的建构》（彭万华译）、汉金斯的《科学与启蒙运动》（任定成等译）、科尔曼的《19世纪的生物学与人学》（严晴燕译）、哈曼的《19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龚少明译）、拜纳姆的《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艾伦的《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田名译）、巴萨拉的《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格雷厄姆的《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等译）、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苏贤贵译）。
2000年河北科技出版社的“鸟瞰科学丛书”中有普赖斯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狄博斯的《科学与历史》（任定成等译）。
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中有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等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张卜天译）、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克拉夫的《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
2004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中有夏平的《科学革命》（徐国强等译）、劳埃德的《早期希腊科学》（孙小淳译）、舒特的《寻求哲人石》（李文潮等译）。
在研究论文方面，任定成、袁江洋以及他们的研究生较多的译介了化学论学派的工作，刘兵及其学生较多的译介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工作，孙永平和我本人以及我们的学生较多的译介了柯瓦雷学派的工作。但总的来看，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对西方科学史界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翻译介绍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我的思路和计划
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只能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目前国家没有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进行规划和资助，只能是让那些认为此类研究有价值的人自己先干起来。我是从研究西方宇宙论思想史进入科学思想史的领域。过去20年，除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之外，对一些自然科学（哲学）基本概念的历史有兴趣，比如宇宙概念、自然概念、时间概念、空间概念。这些兴趣既属于自然哲学，也属于科学思想史。我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1994）和《时间的观念》（1996）两本书可以算是初步的成果。1999年回到北大之后，我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招收研究生的两大方向之一。目前这个方向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有《钱伯斯与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研究》（杨海燕）、《海森堡事件及其背景研究》（邬波涛）、《亨利?摩尔的自然哲学》（田径）。近几年，我们的主攻方向逐渐向西方近代早期以及中世纪和古典希腊收缩。计划的第一步是翻译柯瓦雷和库恩等科学思想史名家的著作，在翻译中学习。译本已经陆续收入“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我们目前还在做另一件比较大的翻译工作，那就是负责正在陆续出版的8卷本《剑桥科学史》（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前三卷（古代卷、中世纪卷、近代早期卷）的翻译。这三卷正好是我们计划中的主攻方向。通过这三卷的翻译，我们可以摸清“战场”情况，熟悉地形，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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