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逆淘汰制度溯源

　　核心提示：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既受久远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也受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的影响，同时也受政治思想的作用，是风俗、习惯，与思想、决策者互动的结果。风俗、习惯带来了任人唯亲，君主绝对权力的要求决定官员臣仆用事，而儒家思想则在官员的选拔中赋予了道德极大的权重，由此形成了治国才能的官员在升迁过程中的三大障碍。

　　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同时，制度所建立的规则、规范等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即人们必须要与制度相适应，才能适者生存。最后，制度本身所确立的惯例、规范、规则等等带有某种独立性，即使制度本身消失了，但制度所孕育的文化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譬如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消失，但政治制度运用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文化却依然在起作用。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中，最可能受到重用的是亲信、臣仆，然后是道德之士，治国的才能在诸多因素的影响被挤到了边缘的地位。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逆淘汰现象进行分析，离不开制度的视角。

　　政治制度中的宗法色彩导致任人唯亲

　　逆淘汰的现象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原始社会，由于是氏族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低是按照与权力拥有者血缘关系亲疏的标准确定。中国的氏族社会与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是集约式的农业，人们多取族而居，共同开垦土地，灌溉农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摆脱原始的血缘关系。

　　中国早期国家中，官吏的选择基本上任人唯亲。在商和西周时代，官员的选拔并不是按照“贤贤”的标准，而是“亲亲”的标准。大小贵族自然是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无异是宗族的扩大。具体来说，就是用“亲亲”的原则决定人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也就是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高低。

　　譬如，商代以“亲亲”决定官员地位高低的原则，到西周进一步制度化。西周初年，周公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分封，大封同姓诸侯，所封诸侯有七十多，其中姬姓有五十多。其中，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几乎全部是周王宗族的人。

　　春秋末期以后，随着“贤贤”原则代替“亲亲”的用人原则，官僚体制开始代替“世卿”制，君臣间的血缘和姻亲关系也逐渐脱离，“贤贤”成为衡量和选拔官员的标准，但是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却往往大打折扣，宗法制对官员的选拔依然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官员选拔中任人唯亲的现象依然存在。自汉代以来，历代的皇亲国戚皆能够加官进爵，他们不用苦读儒家经典，照样可以登堂入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甚至把这种特权待遇扩展到整个民族，譬如元朝和清朝。由于一些制度的推行，甚至出现了跨越几个朝代，兴盛几百年的名门望族。东汉由于察举制而形成了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结果导致门阀大族的形成。凡是出身士家族的，年纪轻轻即可官至高位。出身庶族的官员，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有机会升至高位，也会被士族出身的人歧视。隋唐以降，兴科举使任人唯亲的现象有所缓解，但是时有存在。南宋时代，在身为宰相的秦桧指使下，自己的孙子秦埙省试、殿试都是第一名，姪子、姻亲也都高中进士，招致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后来皇帝亲自评阅，最终将秦埙降为第三。（《宋史.秦桧传》）

　　其二，由对血缘的重视延伸为对乡情、友情、师生之情，甚至是上下级之情的重视。在《三纪六纪与社会整合》一书，我曾经提出了拟宗法化的概念，所谓拟宗法化是指社会中非血缘的各种社会关系宗法化。各种等级关系被渲染成父子相生关系，使森严的等级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各种平级关系被渲染成兄弟关系。如君民关系被饰成父子关系，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朋友饰以兄弟关系。由此，社会上非血缘的各种关系被宗法化了。这对官员选拔的影响就是，掌握选拔之责的官员往往重视被选拔者与自己的乡情、友情、师生之情，乃至于自己的老部下。

　　君主制下官员的角色是臣仆用事

　　自商以来，形成了以君主为首的政治制度，王位的获取采用父子相袭的世袭制，自战国以来更是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直到清朝结束，这种制度的性质并没有多大改变。王位世袭的制度要求官员的角色是臣仆用事。

　　所谓臣仆用事，不但要求官员自身绝对忠诚，同时要求官员的实力和名望要与君主拉开距离，绝对不能对君主构成威胁，否则即使大臣自身并无反叛之心，但其功高如果震主，不但得不到升迁，甚至会召来杀身之祸。但是即使如此，君主仍然对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不放心，因此臣仆用事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君主重用自己身边的奴仆，权力的重心逐渐由宰相向君主的奴仆转移，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