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求新又要能坐冷板凳

　　卞孝萱（1924―2009）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古文学史专家。1924年，卞先生出生于江苏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不识字的母亲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卞孝萱。这一故事曾经感动了很多人。日军侵华，扬州沦陷后，物价飞涨，18岁的卞孝萱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在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几十年来，卞先生出版各类著作30余种，发表论文200多篇。在他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求新。

　　在他看来：“科研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除了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到新结论，而不囿于成说。”可以说，卞先生将求新当作自己科研工作的毕生追求。卞先生做学问似乎是从收集碑传资料开始的，他感到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后来卞先生与时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唐文权合作编成《辛亥碑传集》与《民国碑传集》，由团结出版社分别于1991年、1995年先后出版。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在序言中说：这两部书“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对于编辑者的劳绩与出版者的识见，我们都应该给以肯定与感谢。”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学者汤志钧研究员也在序言中说：“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

　　后来卞先生将唐诗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如何入手呢？卞先生考虑到唐代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便选择了刘禹锡、元稹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此外，卞先生还写了《刘禹锡丛考》、《刘禹锡评传》（与卞敏合著）等。卞先生还出版了《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前者为论文集，后者为专著，两书为唐人小说研究作出了新贡献。新在何处？作者在《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导言》中作了介绍：“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还在《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引用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中的一段话：“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我想这也许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除注意研究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外，卞先生也注意运用新方法。文史结合、文史互证是卞先生治学的主要方法。不过文史结合的方法为学者们普遍采用，还不能算作卞先生的新贡献。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多的探索。譬如清人钱谦益注杜诗，陈寅恪笺证元稹、白居易的诗就是这么做的，并且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卞先生在《唐传奇新探?引言》中说：“唐传奇可以证史，与唐诗可以证史相同。”他对治学方法的新贡献当是以史证唐人小说，反过来又以唐人小说来证史。作者在《自学答问》中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中晚唐政治斗争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我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的观点，已为章士钊《柳文指要》、韩国磐教授《隋唐五代史纲》等书采用。”

　　卞先生在发现与运用新材料方面成绩突出，也为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从总集、别集、正史、野史、类书、方志、档案、佛经、道藏、碑传、敦煌卷子等各类文献中发现不少新材料来研究唐人小说，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卞先生收集资料可谓不遗余力，甚至在人们不大注意的领域找到所需资料。正因为资料详实，所以卞先生的论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卞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硕果累累的另一个原因是甘坐冷板凳。他1996年曾向大学生介绍过范文澜的治学经验，指出：“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他还用范老的话号召大家下决心坐冷板凳。而在坐冷板凳方面，卞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经常能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文科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南大中文系资料室、古典文献研究所资料室、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阅览室见到卞先生的满头白发。也许是出于对卞先生的尊敬，他还获得特许，可以自由地用南大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钥匙自己打开书橱取书。西北师范大学的雷恩海还描述了卞先生在家里工作的情况：“1994年夏，我受命追随卞先生处理《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文学部三》的稿件，在先生家中展开工作。卞先生告知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七点半开始，至中午十一时半，下午二时至六时，晚七时半至十时。起初，我以为这样严格的工作时间，是卞先生为我而制定的，等到开始工作才发现，先生在早晨七时半就为我泡好一杯香茗，然后我们对面而坐，共用一张书桌，从早到晚，认真仔细地处理稿件。”我们算了一下，先生每天工作达10个半小时，而当时先生已是古稀老人。

　　卞先生不断求新与甘坐冷板凳的读书治学精神，对我们这些后学具有巨大的启发与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