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到国家治理

　　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概念，总是会不断扩散，与各国既有知识体系相结合，在特定环境和具体实践之下被赋予新的含义，乃至发展成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治理”及其相关理论就是这样，它们自引介进入中国，经过多年的争辩和探索，反映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变革进程。“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此后不断延伸和拓展，2000年以后“政府治理及其评估”逐渐升温，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国家治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新时代中国的核心关注点。

　　西方“治理”(governance)的研究是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回应，从“3E标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企业家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代表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方式的不断演变：“统治—管理—治理”。在英语语系中，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掌舵”(steering)一词，起初主要是指控制的行动或方式、引导或掌舵行为，与government的含义部分重叠。1989年世界银行在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以“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概述非洲发展问题的根源，governance一词首次出现。此后“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汉语语境中固有的“治理”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治国安民”的表述。“治国安民”，即治理国家、安定人民。如《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据《说文段注》，“治”与“理”同义，如治国、自治、治水，“治”本身有“管理、处理、整理”之义。无论是治国安民、治国理民、富国强民，还是小国寡民，均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关于治国的理念。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概念首次出现在执政党的重要文件中。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正是考虑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必须对此进行系统总结，提出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研究由此逐步扩展到“国家治理”，并延展到“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涉及治理体系及其结构层次、方式方法、组织人员等诸多方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共83次提到“治理”一词，主要有：国家治理、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国家治理效能、城乡社区治理、政府治理体系、经济治理、科技伦理治理、社会治理、治理制度、治理新格局、边疆治理、治理机制等，这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13个“坚持和完善”。

　　从治理到国家治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意在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科学认识和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一个“全息图景”和“认知坐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一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