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农村发展的三个“黄金时代”和粮食安全问题
作者陆学艺              日期:2013-03-15               阅读:4990 次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问题。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课题研究,主要著作有:《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三农论》等,发表专业论文百余篇,曾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多次。目前仍主持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等。


  1982年夏天,我请吴象同志为关于包产到户调研的文集作序,他在序言中说:“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最近在一次会上指出:从1979年到198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8%,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增长66%,这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书的时候,编者把这本书就定名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农村发展的三个“黄金时代”

  近几年,我到各地农村去调研,听老农民、老村干部忆古论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农民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法,他们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发展有两个时段是最好的。一是1949年到1955年,二是1978年到1984年,近几年也很好。

  查阅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老农民们说的是真实的,他们讲到的两个6年,确实是好的。

  1949—1954年,粮食从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3679亿斤,增加1415亿斤,平均每年增加283亿斤,每年递增10.2%;棉花从890万担增加到3038万担,平均每年增加430万担,每年递增28%;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575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0亿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9.9%(因为没有1948年的数据,只能用1949年的做基数)。

  1978—1984年,粮食从1977年的5655亿斤增加到8146亿斤,增加了2491亿斤,平均每年增加356亿斤,每年递增5.4%;棉花从4098万担增加到12516万担,增加8418万担,平均每年增加1203万担,每年递增17.3%;农业总产值从1339亿元增加到3755亿元,按可比价计,平均每年递增9.6%;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17元增加到355元,平均每年增加34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15.1%。

  这两个6年,粮食及主要农产品连续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逐年大幅度递增。具体分析原因,第一个6年是全国解放,农民翻身做主人,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通人和,带来了连年的增产增收。第二个6年,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实惠,重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社会安定和谐,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个6年,都可以称为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此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其余近30年里连续增产增收都没有超过3年的。老农们说的“近几年也很好”,是指2004年以来,党中央重新恢复每年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做法。就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宣布减免农业税,给种粮农民直补,对购买良种和农机等实行补贴,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几年,每年都有新的强农、惠农政策出台,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方针。从2004年开始,农业上粮食和主要农产品连续增产,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2004—2009年,粮食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09年的10665亿斤,增产2051亿斤,平均每年增加342亿斤,每年递增3.6%;棉花从9720万担增加到15240万担,增加5520万担,平均每年增加920万担,每年递增6.6%;农业总产值从29692亿元增加到54471亿元,按可比价计,平均每年递增6.7%。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2009年的5046元,6年增加了2424元,平均每年增加404元,按可比价计,每年递增7.5%(2009年数据根据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发布的预测数据推算)。

  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已经连续6个年头大增产,农民收入也连续6年大增收,中国农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个“黄金时代”。与前面两个“黄金时代”相比较,这6年的粮食、棉花、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诸项的增幅都小于上两个6年。这主要是因为,增长起点的2003年基数已经比较高了,所以增幅就比较小,但每年增长的绝对数很大。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年共计增加2424元,平均每年递增404元,比1978—1984年6年增加的总和还多。两个“黄金时代”的间断,都因为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大好形势下,有关方面改变了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到第六年就结束了,重新陷入农业徘徊不前的局面。这次不同,今年遇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大批农民工下岗失业回乡,加上气候失常、干旱严重,又有畜疫侵袭,形势不容乐观。党和政府沉着应对,坚持强农惠农政策不动摇,并且出台了诸如“国家新农保”等重大政策,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量增加支农资金、提高小麦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保障了今年农业继续丰产,农民继续增收。现在全国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部署正在持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速发展,农村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个解决,农村社会稳定,农业农村的形势很好。从发展趋势看,这次实现的第三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创造的成绩会更加辉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意义将更加宏大。

  中国的粮食安全:成绩斐然 仍须努力

  就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也重视粮食的加工和运销。现在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粮食生产、加工、储存、调拨、运销的体系,满足了人民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1949年,我国粮食总量只有2264亿斤,人均418斤,1977年达到5655亿斤,人均598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登上了6000亿斤、7000亿斤到10000亿斤几个大台阶。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0570亿斤,人均796斤,国家粮库有4500亿斤储粮(据有关部门测算,现在人均年消费粮食在760斤左右)。

  2009年,农业虽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侵袭,粮食仍略有增产。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可以满足粮食平稳增长的需求,可以保障除大豆以外主要粮食品种的基本供给,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来看,因为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现在又面临水资源短缺、恶劣气候频发等自然条件的约束,粮食价格、购销和储运体制还未理顺,所以要使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满足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根据我国现在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要增产粮食,至少有30%—40%还要靠扩大播种面积来实现。不能保证一定的粮食播种面积,也就不能保证一定的产量。国土资源部提出的耕地要占补平衡的政策,是一种补救措施,有一定的作用。现在不仅城市扩大在占耕地,村镇建设和农民的住宅建设也在占耕地(数量也很大)。现在有些人在鼓吹可以突破这条红线,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是在为商人的钱袋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所以下一步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向城市改革学习,要从明晰耕地的产权做起,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物权,农民有了保护耕地承包权的权利,才能阻止自世纪之交以来滥占、乱占耕地的邪风,18亿亩耕地的红线才能保得住。

  第二,要理顺粮食生产流通体系中的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

  从历史经验看,要使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安排、协调好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地方、中央这几方面的利益关系。前述三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粮食之所以能持续增产,都是由于这五方面的利益关系比较平衡、协调;前两个6年之所以没能增产下去,都是因为平衡协调的管道出现问题,没有及时调整,致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失,粮食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就减产了。前面说过,目前的粮食形势还是好的,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还相对平衡。但是不平衡、不协调的迹象已经出现,应该作必要的调整。

  生产者农民一方。近几年粮价基本稳定,但农业生产资料中的种子、农药、柴油价格上涨很多,加上其他物资费用,种田成本上升,使种粮农民利益受损,亩均效益只有200—300元,虽有国家种粮直补,但不足以维持家用,要靠打工等收入来弥补。现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多数是当做口粮田在种,有办法的都在转种经济作物或其他。如何提高粮价,并使提价能真正惠及粮农,是当今要研究解决好的问题。

  消费者主要是城镇居民一方。中国是世界上粮价最便宜的国家,与东亚各国相比,粮价要低很多,粮价低,城镇居民当然满意,但对粮食生产却大不利。1984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11.28%,占城镇居民收入的9.6%;2007年,城镇居民的粮食支出只占生活消费支出的7.2%,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2%。中国现在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偏低,也是造成目前城乡差距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述数据可以判断,逐步适度提高粮价,大多数城镇居民都有承受能力(对少数低收入居民,可以进行补贴),事先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不致引起不良反应。这样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也有利于居民珍惜粮食和食品,减少浪费。现在是到了适度提高粮食价格的时候了,不要等到粮食大减产后再提价,那损失就大了。
 地区政府一方。粮价偏低,不仅使种粮农民收益比较低,而且产粮大县、产粮大省的经济效益也很差,这些地方无例外的都是产粮大省(县)、经济小省(县)、财政穷省(县)。种粮产粮越多,工作越多,风险越大,财政负担越重。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粮食大丰收了,粮食压在库里,卖不出、调不出,既要担降价的经济损失,还要担风险,还要求主销区来买粮、调粮。这样的体制谁还积极抓粮食生产?原来在1990年代时,我国有13个省区是粮食主产区,也是粮食净调出地区,现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6个省区还是粮食净调出区。应该制定政策,改革这种不合理体制。要制定主销区对主产区经济补偿的政策,例如:每调出1亿斤粮食,调入省要给主产区一定的补贴;中央政府要对调出区给予补贴和奖励,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有位地方干部对目前的粮食体系有个评价:“种粮人吃亏,用粮人沾光,买卖人发财;中央大着急,主产区小着急,主销区不着急。”现在的粮食体制虽然保证了粮食供给,但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全国用2/3的耕地、40%的劳动力、数十万国家干部在维持,还很吃力,需要进一步研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

  第三,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构建更加完善的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系,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从目前粮食生产和流通两大系统看,粮食生产系统的生产关系还比较适合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只要粮价合适,粮农就有利可图,粮食生产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增产还有潜力。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粮食流通体系还不完善,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好。前些年,粮价忽高忽低。高了,粮农得不到实惠,被粮食的买卖人得了;低了,直接损害粮农利益,打击粮食生产。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意在保护粮农、稳定粮食市场,但大多数粮农还是得不到最低收购价的利益,被中间人吞了。1980年代,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把农业和粮食生产搞上去了。现在要完善粮食流通体制,也要执行“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靠政策,协调安排好流通体系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靠科学,构建好粮食流通体系,包括建设好现代基础设施的粮食储备体系和物流体系,提高粮食流通效率,节约粮食流通成本,让利、还利于农民,使粮农得到实惠,从而也就促进了粮食生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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