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生活》周刊创刊，邹韬奋曾任主编。

一如许多著名人物故去那样，邹韬奋也被历史无情地定格。读着前辈们对他的判辞，深感如欲准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那是多么地不易。实际上，每个人对前人的评价总是离不开自己的立场、视角、眼光、经历和好恶等情绪因素。 　　■对邹韬奋一生，周恩来等人的评价相当地引人长思 　　一般而言，越是深入地透彻地了解被评价人物，就越是能够把握好评价的分寸感。譬如，毛泽东对邹韬奋的题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强调的是邹韬奋服务人民的真诚态度。吴玉章的题词是：“近代中国文化界，在新闻事业、出版事业上，最有成绩、最有创造能力的，要算邹韬奋同志。”吴老强调的是邹韬奋在新闻出版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毛泽东、吴玉章等人的切入不同，周恩来则从邹韬奋的成长经历给予定格。 　　周恩来在纪念邹韬奋时曾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跟周恩来持相似看法的，还有宋庆龄和史良。宋庆龄推崇邹韬奋，她说：“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史良赞道：“韬奋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的一员。他的战斗的一生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光明、找到真理的全部历程。”依我管窥，对邹韬奋一生，尽管后人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定格，但就启发意义而言，恐怕周恩来等人的评价倒是相当地引人长思，人们乐意探讨：韬奋是如何“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 　　■邹韬奋面临的时代困顿 　　邹韬奋生于1895年，他所处的时代特征：历史背景是惊心动魄、险厄迭现，社会氛围是动荡不安、混乱不堪。虽然家境较好，邹韬奋青少年时期既上过传统家塾，又受过西式教育，但国破家困的大环境，却是过早地培养了他的忧患意识。他早年崇拜黄远生和梁启超，一方面说明他立志以新闻记者为终生职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决心充当民众喉舌的迫切愿望。 　　1926年10月，是邹韬奋人生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他正式接编刚刚创办一年的《生活》周刊，这意味着邹韬奋波澜壮阔的新闻生涯从此展开了伟大的行程。对于韬奋办刊而言，我相信他从不缺乏行文风采，也不缺乏新闻敏感，虽然发行初期有些苦恼，但他最为痛苦的事情却是心灵的折磨，即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面临的同样困顿：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邹韬奋碰上过“五四”运动，但他没有参加，而是埋头读书，想做一名“优行生”。在20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邹韬奋竟仿佛置身于世外，在《生活》周刊上倡导“趣味化”。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跟当时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仍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是哪些因素促进了邹韬奋思想立场的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的政治思想自此急剧变化，开始了从进步走向革命、从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醒目转变。首先，它改变办刊宗旨，在《生活》周刊大量刊登抗日新闻报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其次，适时刊办《大众生活》周刊，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作为办刊宗旨，该刊积极反映民众心声，大力推动爱国救亡运动，故深受读者欢迎，创造了当时每期销售20万份以上的中国期刊史上最高发行纪录。 　　邹韬奋的思想立场转变还得益于一些有利的客观的积极因素。一是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些先进人物。邹韬奋通过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而与鲁迅相识，鲁迅的思想及其成长道路必然给予韬奋深刻影响。二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第一次海外流亡，在英国伦敦期间，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不仅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还读了不少记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生平思想的传记。这些书籍，为邹韬奋的思想立场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对两种不同制度进行了有深度的比较研究。在这次为时两年的流亡中，邹韬奋不仅游览了苏联，而且还游览了美、英、法、德、意等国，实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仔细比较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 　　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运动，国外紧张繁忙的考察活动，共同促使邹韬奋的思想立场由量变产生了质变。国民党当局对他及其所办刊物的迫害、打击和制裁，甚至杀头威逼，都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愈战愈勇，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更加积极和主动，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1944年7月，邹韬奋因病逝于上海。在临终遗嘱中，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庄重要求。很快，延安中共中央追认他入党。这实际上也为邹韬奋长期以来一直曲折而艰辛地探索思想立场转变，划上了一个圆满而肯定的句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