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创立与中国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诞生70周年。20世纪上半叶，不到30年间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和惨痛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立，适应了时代进步的需要，体现了各国人民渴求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愿望。70年来，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三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在9月26日至28日召开世界峰会，讨论并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的大计。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寄托人类新愿景，开启合作新时代。这一创举前所未有。70年前，我们的先辈集各方智慧，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一成就影响深远。” 他强调指出：“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为维护国际和平和推动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回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炮火中诞生的联合国，以及中国参与筹建联合国和制定《联合国宪章》全过程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与筹建联合国的全过程，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原来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黎和会上的“国际联盟”，由于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一再采取“绥靖政策”而失去人心，早就名存实亡。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成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期待。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两人会谈并发表于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是反映这一思想最早的国际文件。

　　《大西洋宪章》不仅表明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英国站在一起，而且对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提出了积极的构想。这对鼓舞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和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军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中三国同时对日宣战。同年底，蒋介石向美英等国提出在华盛顿组织“联系军事、政治之永久机构”，这一机构在战时负责作战指挥，在战后还要发挥保卫世界和平的作用。得到了美英等国的赞同。

　　1942年1月1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中国是在该宣言上签字的国家之一，并且是这个反法西斯联盟的四个核心国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并为创建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初步基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国将遵照《联合国家宣言》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展开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宣布将在尽快可行的日期内，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该《宣言》第一次正式宣告四大国一致赞成战后成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为联合国的创建迈出了关键一步。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首脑会议，为加速击败日本法西斯、推动反法西斯战争早日结束，以及战后对日本的处置和建立东亚秩序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征得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同意后，于12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还就未来国际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政府就筹建联合国提出了四条建议：一、在联合国机构未设立前，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二、四国机构的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也可在伦敦、重庆、莫斯科开会；三、四国机构应承担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对于中国的建议，罗斯福给予肯定回答：“中国应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随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1945年5月，纳粹德国被彻底击败，中美英三国又在同年7月26日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并就履行《开罗宣言》等战后对日本的处理和东亚国际秩序作出了进一步安排。

　　从1944年8月21日开始，《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一所被称为敦巴顿橡树园的大厦里进行，至10月7日结束。参加起草的只有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美国代表说：为了世界其余部分流过鲜血的四个大国，有权奠定未来国际组织的基础。

　　代表们根据四国莫斯科《关于普遍安全宣言》的精神，草拟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草案》，也即后来的《联合国宪章》的草案。在草拟过程中，中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七条建议，其中三条建议被写进了宪章草案中。这三条建议是：一、处理国际争端应注重国际正义和国际公法原则；二、国际公法之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三、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这三条建议经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后被列入《联合国宪章》的相关条文。

　　在上述国际文书基础上，中美英苏四国发起于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由50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故而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旧金山制宪会议”。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发挥重要作用

　　“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任务是以1944年8月-10月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作为基础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代表团为出席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向会议提出了《我方基本态度与重要问题之立场》和《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等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代表团除了赞同其他国家为制定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合理性建议外，还独立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关于确定安理会职权问题，鉴于“国际联盟”的深刻教训，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三点修正案:一、授权安全理事会当发生紧张情势时在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办法；二、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办法以实现国际法院的判决；三、授权安全理事会或者组织提出请求非联合国会员国应当享有的权利。还提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匀分配”。这一建议有利于反对强权政治，保障联合国组织所应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此外，在国际托管目的问题上，中国方案“规定了托管领土朝着独立的道路发展”。这一提案一开始遭到了英美法代表的激烈反对，但是却得到了苏联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大力支持。以上建议均被旧金山制宪会议所接受，并纳人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尽力为弱小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全世界面前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得到与会各国的认可与接受，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会议在联合国的民主原则、五大国一致原则、区域性组织、联合国托管制度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达成一致，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等文件。

　　回顾历史，在1919年“国际联盟”建立时，中国虽然成为创始会员国，但毫无国际地位可言；而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则以世界大国重要一员的身份取得了相应的发言权。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与美英苏三国共同领导了旧金山制宪会议，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此次会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其他大国的承认与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事实上得到确认。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是与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正是这种国际责任感与使命感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都足以显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与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中国国民政府为创建国际组织作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当之无愧，美国起了推动作用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前后长达14年之久，歼灭侵华日军155万人，牵制日军240万人，并用3500万中国人民的鲜血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重大贡献。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和胜利之时，中国又为联合国的创建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当之无愧的，是用巨大的民族牺牲争取来的，而不是像国内外某些人所说的是其他几个大国或他们的领导人恩赐的结果。

　　美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部因素。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回忆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说：“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国际组织做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由此可见，美国支持中国，一是为了能使中国战场牵制大量日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二是为了扶持一个亲美的政权，从而达到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维持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该地区秩序的稳定之目的。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2年1月1日，26国代表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由于美国的坚持，中国得以排在美英苏之后，位置第四，进入四强之列。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也是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参与签署了会议宣言，从而取得了参与筹划组建战后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利和责任，并将与美英苏一起在这个组织中处于特殊地位。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上，决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会议邀请书上，中国被列为四大发起国之一，明确获得了与美英苏三国同等地位。美国支持中国，虽然有其自身的战略目的，但对贫弱的中国能在二战时期跃居“四大强国”，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和成立大会

　　国民政府从1945年2月便开始着手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准备工作。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组建问题上，国民党当局曾想一手包办，竭力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此，中国共产党与其它民主力量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坚决、激烈的斗争。1945年2月25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说：“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介石在此会议前会有若干让步。”并指示王:“现在，各方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以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道。”3月7日，周恩来致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函表示：“旧金山会议英国、美国均有各方面代表参加，我国亦应由国、共、民盟三方派代表参加；我党已指定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为代表。”可见，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要求态度明确、立场鲜明，如果国民党仍由一党垄断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同时，为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决策，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道:“当我在重庆时，你曾告诉我，派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求国共民盟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同时要求将该意见转告罗斯福。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3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致电蒋介石。电文说:“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代表，在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都有其地位。

　　美国之所以能主持公道，要求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包含中共代表，其深层的原因便是打“中共牌”安抚苏联，同时希望中国国共力量团结一致，继续抗击日本法西斯，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这样，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谴责声中和盟国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做出了让步，最后正式组成了代表团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为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院长）；代表名单前后排列为：顾维钧（驻英大使）、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魏道明（驻美大使）、胡适（前驻美大使）、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李璜（青年党）、张君劢（民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大公报总经理）。代表人员总数合计达10人之多，与美国、法国并列，是人数最多的三大代表团之一。另外，中国还从国内派出新闻记者20人，加之原已在国外的记者，中国记者团阵容之大也可与英国相媲美。4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董必武带秘书章汉夫（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翻译陈家康（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二人作为随员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4月24日，董必武一行抵达旧金山。就在董必武抵达旧金山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问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政府派出人数如此强大的阵容与会，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同时，在客观上给中国与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氛围。

　　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获一致通过的第二天，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签署宪章仪式，各国代表逐一在宪章上签字（波兰代表是10月1日补签字的）。中国代表团名列第一，接着依次是苏联、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随后是按照国名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其他国家，最后是东道主美国，整个签字仪式历时8小时。中国代表团的签字仪式历时15分钟。顾维钧在签字前发表了演说(宋子文因国内政务急需返国，顾升任代理首席代表，胡适也因有事而未出席)，随即中国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领先签字的是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吴贻芳博士。董必武与其他代表一样用中国传统的毛笔签下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书字。为了纪念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出了一套纪念卡，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其中一张是纪念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照片上俯身在桌上签字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正是董必武。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联合国成立时共有51个成员国，现在，联合国已经拥有193个成员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