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计划(1996～2000)：宏观调控
经济软着陆

　　“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的国内外环境，是历次五年计划实施中比较少见的。 国际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外资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在国内，“九五”前期，针对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过综合治理，高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过热的局面得以扭转，国民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而在后期，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后，又适时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等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的翅膀还在”

　　【决策回眸】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当时被美国《时代》周刊比喻成“飞向太阳的鸟，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在1997年，关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颇有争议。这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曾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

　　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使经济受阻。2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

　　当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开始的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而从1999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则与1998年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的信建议，在3年至4年内使中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这封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次年，有关部门拟定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几个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这年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米勒来到北京，与朱杌总理进行了长谈。朱镕基幽默地请米勒教授转告《时代》周刊，“我的翅膀还在”。

　　【数字】

　　3.4%

　　1997年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8.3%

　　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8.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3.8%的增长速度。

　　85%

　　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比1995年的36.2%明显提高。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

　　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江泽民(1997年9月)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3月)

　　【评说】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1997年比预期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为进一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体制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产权制度、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决策者适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力度，并注意把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