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政德文化强调为官者必须“戒巫”，即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为政不尚巫”。吕坤的《治道》就提出：“禁邪教之倡。”严禁官巫合流，严惩巫书，严惩巫者干预政治的言行。汪天赐在《师巫》中就指出：“为政当戒师巫风。”赵素的《为政九要》指出：“当官诫巫，风化自兴。”张居正也认为，执政者绝不能迷信，在《帝鉴》中提出：“妖不胜德，君子之政也。”唐太宗更是指出：“灾祥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提出。“当官诫巫，以义取命。”为官处理政事，应以直道为先，应以戒巫之心为先，要识得巫之手法的欺骗本质和社会危害性。南宋大儒吕本中在《官箴》中更是直言：“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当官者为政，坚决不信巫、不尚巫、不师巫，坚决不与巫接触。
戒巫的实质
古代政德中所提出的戒巫思想，实际上就是指反对迷信思想。古代政德文化一直强调官员所肩负的反对迷信思想的任务，显然，这与迷信思想盛行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中国古代有深厚的迷信思想文化根基，比如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文化、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官方所流行的占卜文化，这在甲骨文上都有记载，到汉魏时期有“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的情形；另一方面，迷信思想流行与生产力低下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井田时代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很难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改变或预知自然灾害。
古代政德文化之所以强调戒巫思想，还与迷信思想所带来的危害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巫蛊之祸”，即西汉武帝时期和南朝刘宋时期。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巫蛊所带来的危害，才有了众所周知的历史上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官员在坚守传统政德中表现出了反对迷信的坚定性。
治巫的名臣
第五伦（生卒年不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根据《后汉书循吏·第五伦列传》记载，第五伦曾跟随淮阳王到京师，与其他官员一同被光武帝刘秀接见，向他询问治政之事，第五伦趁机回答为政的见解。光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并委任他担任会稽太守。第五伦到达会稽地区之后，首先治理该地大行其道的迷信之风。该地滥设寺庙频繁祭祀，喜欢占卜，百姓常常用牛来祭祀鬼神，因此财产匮乏。第五伦上任后，向所属各县发出文书，明白告知百姓，那些借托鬼神来敲诈恐吓愚弄百姓的巫祝，都要审查问罪。如果有胡乱杀牛的人，官吏就给予处罚。民众开始很害怕，有的巫祝加以诅咒胡言乱语，第五伦却追查得更紧，后来这类事便逐渐绝灭了，百姓因此安定下来。
梁武帝萧衍时，郭祖深为幕僚，曾经一再上书国家治理意见，如清除贪官，要“罢白徒养女”，以禁止寺院势力的强大等，根据《南史循吏·郭祖深列传》记载郭祖深曾这样上书：君子和小人，所想的不一样。君子志于行道，小人盘算得利。志于道者安国济民，志于利者损人利己。僧人是害国的小人，忠良是卫国的君子。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臣认为治国之本，和治病相似，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去找华佗、扁鹊；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而用管仲、晏婴。如今所信用的人，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虽然他的意见未被完全采纳，但梁武帝认为他很正直，擢升为豫章钟陵（今江西省南昌市）令、员外散骑常侍。
田仁会 （公元601—679）年，出生于雍州长安，在隋朝时担任幽州刺史，被封为信都郡公。《新唐书循吏田仁会列传》曾这样记载：“巫传鬼道惑众，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会劾徙于边。”也就是说，田仁会在担任幽州刺史的时候，有很多巫士传播死神才会使用的高级咒术，自称能够复活死人，并在市里设置了一尊神。田仁会不信这些妖言惑众的迷信思想，坚决反对，就命令人将设置的尊神搬走。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是明朝有名的循吏。少年从师于名士梦吉，熟读《春秋》诸部史书。先担任南康县县丞，后任安化知县，又做潍州知州等，但他不管到哪里任职，他都坚守官员政德，受到百姓爱戴。在《明史·循吏列传》中就记载了他任职南康县时是如何反对迷信思想的，“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意思是，县里有不合礼制的庙堂，每次祭祀就有一条蛇溜出门，百姓都指着蛇说，神出来了。吴履将巫师捆绑起来责罚，把神像沉到江里，于是胡乱祭祀鬼神的现象就绝迹了。由此，吴履当县丞六年，百姓都很拥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