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重要原则，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解构或肢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实事求是为内在依据，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统一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轨道上去。

关键词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内在地统一起来，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

一、统一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

什么是解放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解放思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一年后，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重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他强调：“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2]此后，他进一步明确表述：“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一贯坚持并倡导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点之上的：

第一，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以实事求是为内在依据，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们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实践的，而实践又是在认识指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可遏止的变动性。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展，但认识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总是自觉地跟随实践。当实践向前发展了，时代向前迈进了，原来实践基础上、时代条件下产生的认识却不肯轻易改变自己，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受这样认识的支配，人们用老眼光、老套路去指导新的实践，自然会因循守旧、默守陈规，最终也不可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人们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头脑中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勇敢地面对现实，找出现实中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以此来指导新的实践。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所以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没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只有解放思想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坚持了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

第二，解放思想不是解构或肢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4]在解放思想中，我们要打破的只是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反对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分辨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搞清楚究竟哪些是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哪些是不符合实际的个别论断。简单地可以这样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要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既看到社会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又看到发展阶段上的初级阶段，并以此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根据。如果只看到社会主义而忽视初级阶段，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教条化，进而在“左”的思想支配下，看不到解放思想的必要；如果只看到初级阶段而忽视社会主义，就容易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右的方式纠“左”，“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5]

二、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30年间，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一项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进展，都是不断解放思想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枷锁，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之中，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邓小平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现实状况，坚决支持并大力推进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底，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6]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从此，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一方面针对“两个凡是”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在解放思想中重点纠正“左”的错误，相继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7]针对改革开放中不时出现的一些噪音、杂音，他在1979年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2年又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底和1987年初多次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还谆谆教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及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才有这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8]正是这样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为内在根据，不断地解放思想，才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怀疑；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中市场作用的扩大表示担忧，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此党和国家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一方面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9]另一方面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0]这就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四大以后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非常明确：“既要反对有人固守计划经济体制，又要反对有人想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11]实际上，这就规定了新的思想解放的“度”：我们所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别的市场经济，“不要一讲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以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人们很快发现，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但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举步维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不能容忍私有制成分不断扩大？公有制怎么办？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些石破天惊的论述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又一次思想解放”。[13]当然，这次思想解放同样没有脱离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4]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什么？新社会阶层的属性是什么？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是什么？这些已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难点问题。江泽民把回答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15]他“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16]在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上，提出了极具开创性的思想，既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探索了一条新路，也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不断解放思想成就了又一范例。

三、统一的现实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不失时机地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的重大战略任务。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许多地方都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理论界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放思想”的新观点。比如，有人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还根深蒂固，“左”的思想还有市场，当前重提解放思想必须排除“左”的干扰。也有人讲，如果说前两次解放思想是还利于民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更偏重于还权于民，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还有人讲，这次解放思想所针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目标就是要建设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中国。

对于这些“解放思想”的新观点，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到底该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答案其实很简单，“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7]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潜在风险愈益显现，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在此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自然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把我们的思想从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点、做法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统一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轨道上去。

那么，现实中到底有哪些观点、做法和制度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对此，我们很难一一尽数。但究其认识根源，都是思想和实际不相符合，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在1942年的说法——“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18]现实中，这两种主观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时不时地绽放出“异彩”来。

就教条主义而言，目前不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存在着对西方主流思想理论甚至某些西方国家政策主张的教条主义。前一种教条主义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同亘古不变的“祖宗之法”，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现实需要的、过时的或者附加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采取盲目维护的态度，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偏离。后一种教条主义总是把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奉为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认为中国应当全盘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民主化、指导思想上多元化。这两种教条主义分别从各自的本本出发，都把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作搞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改革已经“过”了，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后者认为改革还不够深入，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对于前一种教条主义，由于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由于党内多年的教育和斗争，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已日渐式威，与人民大众也渐行渐远。对于后一种教条主义，虽然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至今仍未引起党内外应有的警惕，还在向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渗透。假如我们放任这种教条主义继续肆虐，“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越来越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严峻挑战，我们党难免会步他人之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就经验主义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是对于“改革”的迷信。当然，这里的“改革”不是指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而是指实践中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虽然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是通过一项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实现的，但并非现实中一切打着“改革”旗号的做法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比如，有的人就把当前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改革不到位，鼓吹一改就灵，而无视改革本身也可能带来问题，改革也可能出错。有的人则有意无意设置新的“凡是”禁区，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者，把人们对某项具体改革措施的质疑、批评都视为反对改革。似乎凡是改革，都是正确的，谁打着“改革”的旗号，谁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谁批评或反思改革中的一些具体举措，谁就是反对改革，就有可能被扣上“左”的帽子。这样的迷信不破除，一方面，改革中犯了错误也不能及时纠正；另一方面，更为一些人假“改革”之名、行“改向”之实打开了缺口。这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9]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求把思想从新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四位一体”建设方略，具体实现以下四项“重点突破”：第一，重点突破公有制不能同市场经济高效结合的中外传统思维和物资消耗、出口拉动、唯GDP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市场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以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二，重点突破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奉为“普世价值”的错误论断，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框架，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第三，重点突破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种“新观点”、“新思维”的束缚，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四，重点突破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的替代型思维，把促进社会公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切实解决老百姓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思想统一，也就达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进而由观念转变到政策突破，我们完全有把握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载于《中华魂》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