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近期《炎黄春秋》的两篇文章主张的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沿着正确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排除“普世价值”的干扰。

关键词  两种改革开放观  “普世价值” 《炎黄春秋》

近年来，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叫嚷可谓甚嚣尘上。一向自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在益其恶”的《炎黄春秋》杂志，继2008年第12期发表杨民的文章《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以下简称“杨文”）后，2009年第1期又发表了杜光的文章《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以下简称“杜文”）。两篇文章都在总结改革开放，都肯定30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对“时代的问题”、“未来的路径”却有着“独到”的见解。杨文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杜文认为，“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能有明确的方向”。

事实果真如此吗？“普世价值”当有如此力量？对于这一涉及改革开放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杨、杜二文的观点。联系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联系江泽民在1991年的告诫“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界限”，[②]联系邓小平在1989年的警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③]杨、杜二文所主张的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资本主义化，它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的改革开放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

一、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贯穿着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全党赞成改革。”[④]但是，对于“改什么”、“怎么改”，30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方向问题，一直贯穿着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

在改革开放提出不久，就有人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怀疑或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邓小平敏锐地洞察了问题的实质，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严肃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⑤]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⑥]特别是1983年针对“精神污染”，1986年底到1987年初针对学潮，1989年针对政治风波，他都联系当时的情况，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坚决批判。直至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还谆谆教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⑦]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提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仍不断有人打着“解冻”、“交锋”、“思想解放”的旗号，或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或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鼓吹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或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或在文化领域搅起阵阵混水，以消解“主流”，躲避“崇高”。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学术”话语，不难发现，他们的表述方式变了，但实质没有变，还是要干扰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中国误导到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这些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错误观点。对事关政治是非的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⑧]正因为这样，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面对经济全球化、传媒数字化的开放世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意识形态领域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有人把社会上出现的“反思改革” 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不允许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妄图继续以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误导改革；有人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号，希冀由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有人鼓吹把“还权于民”作为“继续解放思想”的重点，要以台湾模式为努力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在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⑨]始终把改革开放的性质定位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⑩]

二、以“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总结30年的历史经验和下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目标，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有人打出了“普世价值”的旗帜，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们要……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11]对于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点，中央有关领导人曾专门指出，《人民日报》、《求是》等中央报刊也相继载文予以批判，然而思想并未真正统一，现实中还是有人大肆宣扬、继续炒作。杨文和杜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在杨文看来，“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为了论证“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杨文专门引用了邓小平1979年11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但非常遗憾的是，杨文只引用了整段谈话的前两句，而接下来的两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12]——却被遗漏了。这不应该是一时的疏忽吧。对于这个问题，江泽民也曾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3]然而在杨文中，市场经济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区分了，有的只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杨文说，“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进而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华盛顿共识”为何物，竟能受到杨文如此吹捧？审视其所转述的“十条内容”，私有化、利率自由化、放松政府管制等赫然在列。这就再也明白不过了，“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而是“想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14]

杜文的表述更为直白，“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即“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15]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基本上完成了，怎么30年后的改革开放还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按照杜文的理解，“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这就更加令人狐疑了，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誉为“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杜文中却成了“专制主义的泥坑”？原来，杜文自有判断标准：“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说“否定普世价值”，确实不假，因为在共产党人的词典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普世价值”。说“拒绝民主自由”，倒是不够客观公允，因为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争取民主自由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之一，只不过共产党追求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而不是只有垄断资本才充分享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可在杜文看来，只有后者才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而前者“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专制势力的复辟”。由此可见，杜文主张的“实践普世价值”只能是实践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继续民主革命”也只能是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命。

杨文与杜文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在杨文看来，“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这样的论调其实并不新鲜。近年来，有同志出于期待各种新老问题都能得到很快解决的良好愿望，批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滞后”现象，对这种议论中的正确意见确实需要重视和认真听取。但像杨文这样，对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实完全视而不见，奉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圭皋，一味地指责我们“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并进而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就不能说是什么“良好愿望”了。其实，“他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我们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是要我们搞西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模式，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取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调和余地。”[16]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排除“普世价值”的干扰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向前进。但是，改革开放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代表各种势力的社会思潮都想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便是这样一股思潮，其鼓噪者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占一块阵地甚至成为主导，影响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的思想，为在经济上搞全面私有化，政治上搞多党竞争、“民主宪政”制造舆论，进而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逼迫共产党让权下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路，其实正应了毛泽东的预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7]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清晰的估计。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较量还会长期存在，由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会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选择，国内一些所谓的“政治异见人士”必然会在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的推波助澜下，制造和散布形形色色的源于西方“普世价值”的观点和主张。当这些观点和主张通过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渠道呈现在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面前时，由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他们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在长期淡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氛围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们往往辨不清方向，看不清本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也卷入到错误思潮的扩散和传播中。作为错误思潮的从众，平常也许只是一般的政治看客，对重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敏感、不关注，可一旦到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大对决之际，阵线马上明晰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极有可能成为瓦解我们基础的同路人，甚至充当敌对势力的马前卒。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排除“普世价值”的干扰。为此，至少应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所提供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18]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并受到追捧，与一些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没有真正地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所武装，忽视甚至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有直接联系的。鉴于此，在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时候，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只有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敢于和善于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理论问题，才能在面对同样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甚至大量引证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论断的“普世价值” 时，站稳自己的脚跟，像毛泽东所要求的那样，“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9]

第二，深入研究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普世价值”思潮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泛起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从众，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它所关注、讨论的问题正是由当前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引发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及时给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解答，类似“普世价值”这样的噪音、杂音就会应运而生并乘机扩大影响。为了能从认识上抵制这种影响，当前特别需要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为什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等问题，真正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既讲清楚为什么“要坚持”，更讲清楚为什么“不能搞”，由此帮助人们澄清对于“普世价值”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对错误思潮的批评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是整个社会思想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尽管是支流，也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有些错误思潮的滋生蔓延，往往就是始于我们对支流的忽视，最后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方面的教训不可忘记。”[20]而今，“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和传播，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投鼠忌器、隔靴搔痒；还是坚持原则，敢抓敢管，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选择了前者，虽能求得一团“和气”，但势必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最终把改革开放引向邪路；选择了后者，就像邓小平在处理1986年学潮时所做的那样，“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21]之所以说不可怕，是因为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使“普世价值”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才能排除其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载于《中华魂》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