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上。现在关于国有企业有三个数据——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有119家央企，财政部出资以及各个部委管的央企有6000多家，另外地方的国企有11万家。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仍然是我们下一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国情，这个国情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改革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第二是公共预算改革。1993年分税制改革推动了财税联邦制，但由于民主制度没有跟进，财税联邦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强了国家能力，弱化了地方能力。因此地方在事权下放和财权不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更加公司化的倾向，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经营性的政府。实际上这些都和公共财政预算的结构设计、制度设计，以及整体的公共预算法相关。
第三是法院改革。我认为下一步司法改革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它决定着整个社会治理、政府治理。我建议现在的法院体系要建立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特别是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的信用，包括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可能更多要依靠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来打破地方保守主义，以及现在通过信访、通过政府行政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广泛存在的“权利贫困”的问题。下一步如何通过公正的程序、司法的渠道解决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难点，我觉得这块改革也是很有必要、很有操作性的。
中国的改革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我们一方面要讨论从哪里入手、哪些是最重要的，但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产生这些议程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合理？我们如何来把某些问题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过去，这些议程的产生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带来的问题是，政治的议程和现实的公共生活、民众的切实关注和诉求之间缺乏有效率的、及时的互动。因此改革最重要的议题是原规则的改革，即产生各种规则的规则需要改革。
政府在中国始终是一个资源的动员者、分配者、管制性权力的主体。政府当然非常重要，即便未来我们强调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建设，也绝不意味着要走向无政府。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这种管制性的权力如何才能理性化？这种管制理性的建设需要包括法治、公民社会在内的多重机制的完善。
现代化的完成需要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沟通理性的建设。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自由，同时也能够分担责任？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不是可以自信地、有尊严地去行使，去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不必担心自由权行使带来的某种可怕的后果？这就是公民社会进一步有序发展的问题。
第三，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放得松的话，好像地方政府最后出了事儿还得担心。中央管得紧，又管不了。另外，我们领导同志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成天开会。为什么不能像欧美领导人，周末去度度假打打球骑骑马？我建议你们不要那么辛苦，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干。比如说财税体制设计，现在中央税收形势大好，而地方就看那一块土地，下一届政府怎么办，我很担心，问题很严峻。
比如说经济转型。我们现在想快，快不了，因为支撑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率要发生拐点，土地、环境、能源、资源不堪重负。中央在“十二五”把速度降到7%，这就意味着你要从过去重速度、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和民生上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需要政府、市场共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