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1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强调基于中国经验

　　我国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要基于“中国经验”和发展实践，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的社会建设思想精华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成果，注重总结地方经验，注重理论提炼和政策研究。

　　社会建设研究涉及社会建设的含义、内容、特征、目标、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社会建设概念内涵，学者们根据“社会”本身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从不同层面上加以解读。广义的社会建设，是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出发，统筹兼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经济建设以外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通过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利益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问题的不断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中国社会建设的四大任务是社会事业建设、民生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结构优化。李强认为，在社会建设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要惠及多数人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市场的关系。郑杭生主张，对社会建设的内涵应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孙立平将社会管理区分为消极社会管理和积极社会管理，强调要实行积极的社会管理，不能把社会管理局限于维护稳定。李培林则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强调我国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要基于“中国经验”和发展实践，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的社会建设思想精华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成果，注重总结地方经验，注重理论提炼和政策研究。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以“社会管理”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社会管理也成为2011年社会学的热门研究议题。《社会学研究》发表系列文章，讨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问题，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目前学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要是强化政府管理，政府力量的强大是我们的优势，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对政府管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把政府管理的力量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二是认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也产生了市场排斥社会的问题，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的是改变这种状况，制衡权力、驾驭市场和发育社会，更多地依赖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社会自治，实现“社会治理”；三是认为，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际上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当前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2 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研究：适度普惠的福利观点被认同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体问题的研究，保基本和适度普惠的概念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差异在于所谓“基本”和“适度”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公平性问题，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福利水平比较适合中国社会的问题。景天魁等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了他们关于底线公平理论的福利社会学研究，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要的不是建构普遍权利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而是构建能够保证处于底线以下的中国公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福利保障，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汲取欧洲国家的福利负担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压力过大的教训。关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主要议题，是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统一性问题。一些学者，例如郑秉文等，进一步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欧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这种碎片化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弊病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统一中国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主张。此外，关于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继续深化。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二元化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政府承担有限责任，接受社会福利的群体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社会福利模式开始转型，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王思斌等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责任优先、民众需要导向、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家庭的支持作用、非营利组织及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等。彭华民等学者则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多元需要，提升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增强社会成员能力；社会成员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随着我国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也处于大发展时期。在知网进行搜索，结果显示，2007—2011年期间，在标题中包含社会保障一词，以及以社会保障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总计在4万种以上。在此期间，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专著和研究文集也大量出版，促进了社会保障研究的学科发展。关于社会保障议题的研究集中在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建设。景天魁等人认为，社会保障目标模式应该满足三个要求：适度性、适当性和适用性。郑功成等人认为，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的方向，是用集中管理取代分散管理、用垂直管理取代属地管理和让责任主体参与管理，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李迎生等人认为，要做到城乡社会保障的完全统一，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相反，应该构建城乡整合模式或有差别的统一模式，在社会保障项目中可根据轻重缓急划分不同层次，其中，社会救助中的低保制度、医疗保险项目中的大病统筹保险、养老保险项目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属于最基本的层次，可优先实现三个基本层次的城乡完全统一，至于其他层次或内容可以保留一定的差异。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城乡低保与社会救助制度研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研究、住房保障制度研究等。在这些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差异较大，除了对公平性的考量外，关于保障水平多高才算合适的研究，存在着比较尖锐的争议，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案。总的来讲，保基本和适度普惠的概念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差异在于所谓“基本”和“适度”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另外，对于目前一些地方流行的针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换保障”制度，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和商榷意见。

　　3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问题更加深入，方法更加精细

　　借助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特别是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围绕“市场转型”产生的争论影响，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利益博弈等因素都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

　　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更加多样化，研究领域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精细。一些传统重点研究议题（如城市化、社会中间阶层研究、农民工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代际流动等）进一步深化，一些新兴研究热点（如不平等的主观感知、住房与社会分层、医疗健康与社会分层等）受到学界关注。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分层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借助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特别是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围绕“市场转型”产生的争论影响，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利益博弈等因素都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李路路用“从‘决定性’转向‘交易性’”，概括了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革。他试图通过阶级阶层关系结构的这种变化，提示中国社会整合的新模式。孙立平提出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和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之中的观点，认为阶层之间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再生产。对于这一点，不少其他研究，尤其是关于教育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实证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仍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现在谈“定型化”还为时过早。

　　其他一些学者则关注国家政策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影响，认为国家政策以及国家决策模式的转型，加大了政策因素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博弈的空间。

　　4 社会中间阶层研究：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引人注目

　　学术界和社会普遍对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成长感兴趣，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具有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政治功能。

　　社会中间阶层研究属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一部分。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概念上并不统一，部分学者使用社会中间阶层概念，部分学者使用中产阶级概念，还有一些学者使用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概念。应当说，使用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研究文献，在界定这个概念的基本方法上虽然有种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实质性的；而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进行的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则多少与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有些不同。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学界对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界定，较多地倾向于使用客观的指标，如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等。但近年来，从关系的角度界定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研究变得多起来，由此形成了关于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阶梯模型与关系模型。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模型，测算了中国现阶段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社会规模，不过由于各自的标准差异很大，因而得出的测算结果也有很大差异，比较通常的看法，是我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在总人口所占比重为25%左右。

　　学术界和社会普遍对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成长感兴趣，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具有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政治功能。如陆学艺、李培林等学者认为，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总体上还是一种社会稳定器；周晓虹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前卫、政治后卫”。但也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如张翼），中产阶级可能并非必然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李路路等则认为，中产阶级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的特征、社会秩序的状况都会影响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中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而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从研究文献来看，大体形成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成长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这显著区别于欧美中产阶级的成长经历；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虽有较高的参政热情，但其参与积极性并未得到国家的主动吸纳与整合，相反受到了挤压，主要是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联盟的“权力排斥”。而且，正如李友梅、李春玲等学者的研究所发现的，由于这种挤压和排斥作用的影响，也由于整个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存在着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焦虑。

　　无论学者们怎么看待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发挥的状况，他们还是热切地期望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主张，包括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条件、建立中产阶级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吸纳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等。不过，一些学者也对我国的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组成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一些经验研究，目前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似乎并不是一个整体，相反存在碎片化的现象。李路路等人根据“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作出“内源—外生”的类型化区分，并基于经验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这两类中产阶级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此外，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扩大国内消费的讨论，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也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

　　5 农民工研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备受关注

　　概括地说，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农民工的收入获得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维权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特有阶层，而农民工问题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这个群体规模庞大（目前已经有2亿多人），以及他们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殊处境，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非常重要的领域。

　　概括地说，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农民工的收入获得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维权问题。

　　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则是一个需要大量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以往的文献普遍认为，正是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决定着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具有城镇户籍的职工而言普遍较低。近年来的研究对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质疑。一些研究发现（如田丰），户籍因素主要影响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进入，也就是说，一些条件较好的劳动力市场是他们不容易进入的，这是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的第一个因素。而当农民工进入一定的劳动力市场之后，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农民工收入获得的，主要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其他一些研究则发现，对于农民工与具有城镇户籍的职工的收入差距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福利收入，在不考虑福利收入的情况下，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的影响确实并不突出。

　　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相比于具有城镇户籍的职工以及其他从事非农职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来说，直观上是较低的。这种状况对于他们的社会态度的影响如何，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议题。一些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态度与他们的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度并不那么紧密。例如，李培林和李炜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态度相比城市社会其他阶层而言更加积极，他们对此提供的一个理论性的解释是：影响和决定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是历史决定逻辑。其他学者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农民工的维权问题引发的研究，比其他相关议题引发的研究更加丰富。现有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农民工维权抗争的理论解释。在这方面，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框架。一部分学者，例如潘毅等人，主张从阶级分析入手来理解农民工的维权抗争行动；另一些学者，如蔡禾等人，则主要从社会运动理论入手，并且结合承认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等，对农民工的维权抗争行动进行学理解释。这两种解释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社会学所经常采用的主要研究范式，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官民关系范式和人民内部矛盾范式在解释农民工抗争行为方面的作用也值得重视。

　　最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出路而不断被学者提及和探讨。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工的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当然，也涉及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意愿以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融入的影响。总的来讲，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现象是当今中国社会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内涵，而且研究表明（如王春光），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换，农民工群体要求实现市民化的意愿变得更加强烈，尽管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有这样的意愿。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相应的制度改革。

　　除了以上研究议题，2011年我国社会学的研究热点还包括城市化问题、劳动关系问题、家庭结构变迁问题、老龄化问题、社区研究、“80后”青年问题、网络虚拟社会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