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缘起，应回溯至两年过渡期乃至整个新中国前一阶段

　　今年年初，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曾指出，“在对改革开放的系统回顾总结中，不可避免要牵涉到改革之前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的缘起”，“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

　　日前，她再次接受本刊专访，详解其间脉络趋势。

　　1976-1978是向三中全会过渡的时期

　　邓小平在1979年曾说过：“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许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胡耀邦在这次会议后也曾说那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并希望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便以后作出公正的评价。

　　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曾有一个表述，讲了成绩和错误两个方面，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

　　《瞭望》：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到三中全会的两年多时间里，整体上是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张启华：应当辩证地看待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必然会有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我认为，这两年一方面确实有“左”的错误的继续，比如“两个凡是”；另一方面，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没有这一点，后来的成绩都谈不上。从这个意义讲，这两年也可以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尽管不可避免带有旧的痕迹。它是向三中全会过渡的时期，各方面逐渐在转变，直到三中全会完成历史的伟大转折。

　　华国锋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瞭望》：回顾那两年过渡期，当时的中央领导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启华：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华国锋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即他在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且居于事实上的中央首要领导时，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在其后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总之，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对他的这些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

　　我认为，华国锋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是“文革”后期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不可避免带有此前的痕迹，他不可能反对毛泽东，不能指望他来纠正毛泽东晚年以及党内的“左”倾错误，不能指望他来领导改革开放。但他作出了自身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尽其所能为历史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贡献。他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粉碎“四人帮”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的认可、拍板，就没有这一结果。再者，他本人是比较民主的，包括邓小平的复出，也有他的民主因素在其中。

　　“文革”教训也是一“功”

　　《瞭望》：再往前看，怎么评价改革与“文革”的关系？

　　张启华：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包含很深的历史辩证法的话。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以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即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引领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

　　前后两个三十年一脉相承

　　《瞭望》：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前后两个三十年又有什么关系？

　　张启华：这两段历史，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整体，一脉相承。只不过前面一段的探索是基本不成功的，我们犯了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是没有经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教条化理解，三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如骄傲自满、脱离实际等。从思想理论上来讲，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清楚。

　　正是这些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执政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此后，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和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们党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还有一点，前面一段的探索（特别是“文革”前）虽然是基本不成功的，但仍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我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总体看，应该这样把握这两段历史的关系，从中理解改革的缘起。

　　不要轻率否定共和国起步时的艰难探索

　　《瞭望》：对前面那段面貌错综复杂的历史，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态度？

　　张启华：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新中国成立后至三中全会前这段历史时期，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其实正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情况的反映，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

　　我们党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这些错误并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错误，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错误很离奇，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这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曾回顾八大后这段历史，他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错误与人的认识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指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所以，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而是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研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轨迹，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