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中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共和国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投写了重重的一笔，她的伟 大业绩，为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古国的重新崛起，为在21 世纪再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曲折，当人们回忆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所创造的奇迹时，无不为之而自豪！与此而相伴随的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尽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更是迅猛。它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谈及新中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光辉成绩，社会科学功不可没。今天，认真反思新中国社会科学六十年走过的道路，正确地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对于面临新世纪的社会科学开拓前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建国前的中国社会科学

谈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应该不忘记旧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进展，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延续性，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割断历史，不是科学的态度。新中国的社会科学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它毕竟是从旧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

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思想纷争，派别林立，但从性质上来讲，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相联系的旧的社会科学；二是“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新的社会科学。这两个方面，在某些领域都有所建树。而后者直接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奠立准备了充分条件。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千百年来都以灿烂的东方文明而著称于世。近百年来虽然落后了，但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特别是文史哲方面，依然成绩斐然。20世纪上半叶，尽管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生活清苦，但仍然有大批科研成果问世，有些精湛之作迄今还在发生着它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墟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清的明清档案，以及考古学的其他发现，这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时期，在甲骨文、金文、青铜器铭文和古典文学，以及在商周史、秦汉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边疆地方史和宗教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像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和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甚至有的学者已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越来越多。

“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现实在，观察历史，重新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行史纲》等，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著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而得出的结论，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同时，中国学术理论界开展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各派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接着，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中，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阐明西周是封建社会，从而为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30、4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学领域，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在哲学领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理性与自由》、剪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此外，关于法国哲学思想家的著作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也开始翻译出版并向我国学术界进行介绍。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学兴起，短短几十年间，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各种文学作品出版量尤其巨大。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田汉、夏衍、老舍、巴金、丁玲、曹禺等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家。毛泽东称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在回顾建国前我国学术界理论发展时，决不能忘记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写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此外，还谱写了气势恢宏的诗词。这些著作，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其知识广博，思想精深，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它们是当时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又极大地作反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我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软弱无力，它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无所作为。只有“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化、新的社会科学，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要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②这里，正确地阐述了“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形势及其在当时所起的革命作用。建国前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新中国社会科学的奠立了准备思想材料，并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前提。

二　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道路和主要成绩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中华民族结束了屈辱的历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社会科学从此也翻开新的一页，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向前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首先，新中国是经过长期战争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一切都要重新建设。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需建立新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完善各种国家制度。经济上，迅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新中国奠定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思想文化方面也需要有大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部分，新的社会实践不仅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课题和任务，而且也向它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和可供研究的问题。实践呼唤并推动着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使社会科学面临大发展的局面。

其次，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有量的发展，更要有质的变化。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旧中国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面临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实践任务和时代课题。新中国社会科学就其实质而言，正是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影响和反作用。因此，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除旧创新、构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既要吸收和改造旧的社会科学，又要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和对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创建和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以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居统治地位。

再次，新中国社会科学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新中国的建立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学习、研究活动，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建国前，只是一部分进步学者和革命理论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的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尽管如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上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新中国建立， 不仅要求和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研究，并迅速发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众所周知，五十年代初，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唯物史观，使人们精神为之振奋，思想豁然开朗，研究积极性得到调动。当时，已届古稀之年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 。表达了许多学者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这种情况表明，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并规定着它发展的方向。六十年来，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强调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二为”方向，从而保证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大优点和特点。

社会科学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国家精神的培育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富强，所以，我们党始终都把哲学社会科学看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并极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建国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毛泽东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1956年，党和国家组织制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12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为推动社会科学的教学，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编写和出版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时居于学术最高水平的教材，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文学基本原理》等等。这些教材的出版和使用，提高了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十年“文革”严重冲击了我国的文教事业，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党重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并且把科学和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同时对各个学科建设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体系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赋予哲学社会科学以新的定位和使命，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且提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来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我国的社会科学门类齐全、学科繁多，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前沿、前瞻和新兴学科，应有尽有，同国外社会科学相比，毫不逊色。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新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其间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是，瑕不掩玉，六十年来社会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下面仅列举一些主要成绩。

（一）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机构逐渐完善。建国后不久，在国家还处于很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十分关心社会科学的建设。1950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其中包括社会科学。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相继成立了文、史、哲、经、政、法等 15 个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术大家进行研究，并培养出一批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同时，在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革”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有了更大的发展。1977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36个实体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有各类非实体研究中心150余个。主管全国性学会100多个，出版学术期刊70多种，院属出版社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1600余种。现有在职人员3900余人，其中专业人员310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1600余人。它不仅在中国、亚洲， 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最大、最齐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总人数已超过万人。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改革开放后也有了大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社会科学院系，成立了一批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的研究所，教学和科研人数更是几十倍地增长。截至2007年底，全国高校文科教师总数已达38万人左右，其中教授3.98万人、副教授9.81万人，教师总量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5倍，高级职称人数增加了25倍。在中央党校及各地区党校、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在军队系统，也都建立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

上述“五大系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五大主力军。现在，全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近40多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10多万人，专职研究人员3万多人。同时，全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还成立了自己的学会，这些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学术活动，组织和协调研究工作，成为社会科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六十年来，陆续创办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刊物，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方面成绩卓著。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我们党和国家从来都非常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就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多种马列著作单行本。建国后，于 1953 年，成立 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快就出版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重要著作的单行本。同时，还出版了《毛泽东选集》4卷本， 以及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重要著作。在近三十年来，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更加系统、完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全部出齐以外，还出版了我国自行编辑的六十卷本的《列宁全集》第二版。这是当今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齐全的版本。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上下卷）。随着国际上百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出版，中央编译局也在陆续编译和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30卷。其余数十卷的编译和出版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央编译局承担编译的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经典著作也正在出版中，很快便可以投入使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除重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外，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集》、《毛泽东传》和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等一批重要著作。同时，还出版了《邓小平文选》3卷本和《邓小平年谱》，以及其他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和传记。同时，还陆续出版了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通过的文献。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我国领导人的文集和文献的出版，为我们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典著作的基础，同时，也必将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等相继建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地研究，出版了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始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围绕经济建设，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人口问题，以及哲学上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了研究和讨论，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但由于“左”的影响，这些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文革”结束不久，全党全国面临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任务，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社会科学理论界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成果斐然。

——社会科学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首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随之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内涵，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系统地阐明。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提出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研究人道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这场讨论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方面，理论界贡献突出。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祖尧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中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展开加以论证。1982年，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属性。马洪、于光远、刘国光等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前，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等一系列新的观点。进入90年代，理论界学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思路、大原则和大框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等研究报告，其中许多观点被中央文件采纳。中央领导同志曾赞誉：“社科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 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社会科学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可以说，这三十年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这从上面所例举的成绩就可以看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思想界确实存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错误倾向。如有的人提出“疏离”马克思主义，“消解正统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已经“过时”的学说，企图用其他理论取而代之。在这种“淡化”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著作的研究受到很大冲击，就连科学社会主义原著和原理的学习、研究都受到很大的削弱，这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有的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阻碍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利于“百家争鸣”。还有人以“真理多元”为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诸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各学派之间是“平权”的，因而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以上看法，可能是个别人的见解，但它反映出当前思想界存在的一种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有不少学者也作过批驳，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依然在发生着影响。在总结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的偏向时，决不能走向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另一极端;在看到社会科学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学术理论界存在的这种淡化和贬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江泽民同志不只一次地强调，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如果对这些错误的东西不加抵制，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另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不仅要反对简单化和公式化，也要防止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社会科学在总体上属于意识形态很强的领域，但有的学科同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不直接，有的学科则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一些西方社会学的方法也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也可以获得某些真理性认识。比如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等，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建树，都作出过很大贡献，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是如此。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不强的领域的研究中，也能取得好的科研成果，也能为我国社会科学作出贡献，对此应该予以尊重，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地把非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学术问题应该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去研究和探讨。

2.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不是将政治与学术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式，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末，在有阶级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 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的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把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政治与学术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有的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和考古学等，其内容并不具有阶级性，与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使疏离其由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关系而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我国思想界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偏差，是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了当时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迎来了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实际上，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社会科学，而且会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六十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3.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造。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一是总结了苏联科学文化发展的教训。在苏联学术批评中，存在着严重的粗暴作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影响到我国思想界，出现了乱贴政治标签，推崇一派，压制一派的现象。二是尊重学术、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学术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得以解决，过多的行政干预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科学文化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实践去解决，而不应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实行“双百”方针还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所以，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倡导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并不是不要学术批评和争论，并不是让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而是要通过同错误思想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使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发展起来。为了正确地开展自由讨论，毛泽东还提出了判断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实际就是邓小平后来所概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通过实行“双百”方针，才能逐步繁荣我国的科学和文化，才能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表明我们找到了一条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正确道路。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研究问题的积极性，打破了思想文化界多年沉闷的空气，推动了探索新风的形成。但是，“双百”方针的正确实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双百”方针实行过程中，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以及学术是非的分辨问题，有时不能正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左右摇摆的现象，二是关于学术批评，可以说长期以来没有正确的开展起来。在前30年曾经开展过学术批评，但有时出现简单粗暴现象，特别是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学术批评变成了政治批判，实际上否定了正常的学术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种学术讨论十分活跃，思想交锋也时有所见，但不能不承认正常的学术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的人把必要的学术批评说成是“打棍子”，把开展学术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针对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他说，“有些人把 ‘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 这就把 ‘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批评过这种现象，现在看来也并没有完全改变。可见，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仍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

“双百”方针是一个正确反映学术、艺术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只要能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它，并在实践上加以正确地贯彻，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4. 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吸取国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有值得总结的问题。我国的思想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在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和借鉴国外思想文化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过精辟地阐发，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之点:一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以，对思想文化现象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要同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考察，离开它由以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文化现象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决定着对古代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吸收、改造的方向。二是，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待我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国外先进思想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其丰富、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舍其便不可能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有科学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待古代文化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颂古非今;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西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简单否弃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都是反科学的。三是，正确的方法是批判地继承的方法。不论是对待我国古代文化还是对待外来文化，都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批判和继承是辩证统一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而继承是批判的目的。批判地继承也是“扬弃”，即保留好的东西，否弃不好的东西，它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建国五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实践之中，在批判地继承的同时，又强调发展、创新。所以，在我国社会科学界，不仅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在对待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取得经验的同时，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时忽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拒斥外来文化的现象，对我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思想文化采取一种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的态度。如西方社会学、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以及人权问题等，都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拒斥，严重影响了对这些学术问题的正常研究。这种现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表现得比较突出。近30年来，在纠正上述偏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就是其突出的表现。这些倾向的滋长，必然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以上四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科学能否繁荣发展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处理得好， 能够正确坚持，就会推动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上几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受着政治的巨大影响，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左右摇摆，同时也与政策是否得当，领导是否正确有很大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如何正确地开展学术批评和自由讨论，如何实现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和管理，始终都是需要很好地研究总结的主要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回顾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展望未来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深感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铁肩担正义，挥笔著文章。在21世纪里，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一定会把握机遇，奋发进取，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