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世界经济开始经受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一年多过去了，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开始缓慢、曲折地复苏。人们看到了曙光。

　　然而，复苏之路漫长且不平坦。在接下来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如何继续稳步前行？为此，记者特采访了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

　　4万亿元“四两拨千斤”

　　记者：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环境下，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其中新增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10年，还将有5885亿元的中央投资投放，如此大量的投资会否造成生产过剩？

　　李稻葵：4万亿元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生产能力，我将这种投资称为“过桥投资”，即在生产和生产能力之间搭起了一座“桥”，通过恢复国内市场消化相对过剩产能。

　　当然，长期看，光靠“搭桥”是不够的。对于投资，靠“守”，即靠限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靠“攻”，即严守环保标准，用高科技的“绿色产能”去替换“黑色产能”。就像人体本身的新陈代谢一样，同时还能产生大量的内部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记者：过分依赖国有投资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未雨绸缪，您对4万亿元投资的退出机制有怎样的思考？对于更好地引导民间投资，您有怎样的见解？

　　李稻葵：国有投资不要与民争利，而要与民谋利。我想最好的退出机制就是进行共同投资，既可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能带来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引导民间投资，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垄断行业的行业门槛要逐步打破；第二就是如何能把善意的宏观调控与引导民间投资结合起来，我觉得不要区分是否是民间投资，而是通过自有资金比例来控制，形成谁投资谁负责的市场机制，使权益和成本相对称。

　　农村消费应加速城市化

　　记者：在上半年经济增长7.1%中，内需拉动10个百分点。您觉得在政策推动下的内需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李稻葵：我觉得最近消费的上升不是对未来消费的透支，而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的体现，是可以持续的，政策推动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由于工资增长传导到最终消费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我们今天看到的消费增长，正是这几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集中体现。

　　记者：可以想见的是，促进国内消费势必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当优惠政策不再，我们应该如何刺激消费长期稳定增长？

　李稻葵：长期要刺激消费，最重要的是调整初次分配体系，要多向个人和家庭倾斜。不能总以财政增收为目标，而要大力推动减税，形成一定的财政赤字，以增加居民收入。所谓“增加消费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是不正确的。农村市场相对较小，增加这部分人的消费应该是通过加速城市化来实现。

　　“出口转内销”会是长期的

　　记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后可能形成的出口新格局，您有何预见？

　　李稻葵：中国的出口结构必须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将会从单一地向发达国家出口向结构多元化、更多地出口到新兴市场国家转变。因为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且我们还应该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

　　记者：您怎么看“出口转内销”这种现象，您觉得这会成为长期的趋势，还是救急的不得已之举？

　　李稻葵：我觉得“出口转内销”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这一轮出口市场的萎靡正好赶上了我国的消费升级，中国消费者对更为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增长十分迅速。

　　消费对GDP贡献要提高

　　记者：您认为未来“三驾马车”应该形成怎样的比例，才能支撑中国经济在更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李稻葵：对于“三驾马车”的合理结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消费从现在的占40%提高到占60%，将投资的比重从现在的超过50%降到40%以下，贸易顺差占到1%—2%。这样的结构才是可以支撑经济长时间增长的。

　　对于中国经济今后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结构调整只是表象，体制改革才是根本。首先，要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在投融资体制上，要改变目前地方政府争相降低标准引资的局面；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也要继续推进，从不赚钱到赚钱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才是最终的标准；第三，以企业行为为标准，鼓励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逐渐进入目前禁止进入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