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可说是国人心中的“圣殿”，神圣不可侵犯，敬畏有加，不得有失。北京青年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游客有望漫步城墙赏故宫》通栏标题报道，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媒体通气会上“向全社会透露了一个新的想法——让参观者登上故宫金碧辉煌的角楼和漫步城墙俯览紫禁城胜景”。如此“想法”，读后令人可喜可贺，但不知这一好“想法”，何日能够成真。
笔者除了充满期盼外，立即想到1954年4月，毛主席他老人家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漫步徐行绕行一周和那幅坐在马扎上，满脸笑容俯览紫禁城的非常有名的老照片。同时也想到了笔者收藏的民国十九年（1930）12月，故宫刊行的那份《民国十九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据《报告》记载，早在82年前的1930年，游客就已可以“漫步城墙赏故宫”了，并且还可以“登城而望，全市风景，历历在目”。这一点，恐怕是今天许多人不知道的，也是今天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内廷外廷故宫一统
《民国十九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是1930年12月故宫博物院对当年工作所做的总结报告。按规定，一方面要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另一方面要向本院专门委员和社会公布。笔者拥有的这份报告从其所钤红印来看，则是故宫博物院的“敬赠”本。
这份《报告》装帧高档，为白色宣纸线装，竖行格铅印；封面、封底均为藏青色纸；封面白纸笺上印有《故宫博物院报告——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刊行》等字。
《报告》分为绪言、民国十九年要事表、事务报告（包括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等各部门所做的主要工作）三部分，并附有故宫有关《处分皮货药材食品绸缎等物及宫门外破屋材料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管理收支款项暂行条例》、《放行物品规则》、《职员请假规则》、《物品发售及管理售品款项规则》、《图书馆阅览暂行简章》等六项法令和来年工作《计划及方案》以及《本院专门委员题名录》和《本院职员一览》等内容。
民国十九年（1930），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故宫而言，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当年的4月至11月，发生了民国史上一场著名的“军阀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战争因东北军张学良率兵入关进占平津，最后以阎冯失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大战历时七个月，波及二十多省，双方动员兵力一百一十万人以上，支出军费五亿元，死伤三十万人，人民伤亡在军人的十倍以上，在中华民国内战史上是除三年解放战争外“唯一”空前的内战。
此时北平的故宫，日子也是十分的不好过。正如在其“绪言”所说：“本报告所包括之时期，系由民国十九年一月起，至十九年十二月止。此一年之时期内，有三分之二因院址在北平，环境皆敌，孤立其中，而溥仪方面，亦趁机煽乱，强索寿皇殿物品，聚精会神，仅能自卫，各种建设事业自减少很多。”即使在此情景之下，故宫博物院“因责任所在，对于内部之整理，刊物之出版，仍于可能范围之内，积极进行。此则稍可告无罪于社会者也”。
这一年在故宫发展史上最值得记载的，是过去分属于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内外廷，统归于故宫博物院管辖。对此，报告“绪言”充满喜悦地做了如下的特别记载：“紫禁城内，向有内廷外廷之分。午门以北乾清门外以南，所有三大殿，及各殿廷，均为外廷。乾清门以北，则称内廷。所谓故宫博物院者，从前只包括内廷一部分。本年十一月，经理事会之提议，政府之核准，自中华门（今注：此原为大清门，民国改称中华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1976年在其原址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以内，均划归故宫博物院管辖。从此整个故宫，完全统一。此亦本年一宗大可纪念之事。”对此，故宫人的喜悦之情，全部跃然纸上。
漫步城台角楼环游
而在这一年里，漫步城墙赏故宫，也已成为中外游客游览故宫的一大快事。正如《绪言》所说，“紫禁城上，马道宽阔，登城而望，全市风景，历历在目。而尤惹人注意者，则为角楼四座，其建筑之精美，式样之奇特，为中国建筑中之不可多得者。惜年久失修，已将倒塌。前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曾允于捐助本院之补助款内拨出一部分，修理东北西北两角楼，并北面马道。本年又由美国柯洛齐将军夫妇，周作民、倪幼舟两先生及中山公园董事会等，合捐洋一万余元，修理环城马道及东南西南二角楼。从此春秋佳日，士女登临，可以环游一周，亦快事也。”由此可见当年修缮、开放紫禁城城墙马道、角楼游览的大致情况以及故宫人对开放城墙马道、角楼充满的喜悦之情。
另在《报告》中的《民国十九年要事表》中，对有关马道、角楼的捐款、修缮和参观情况也做了具体翔实的记载。如“二月二十八日，招待美国盐业大王摩登等参观；二月二十九日，接收美国盐业大王摩登之捐款”；“三月三十日，摩登氏捐款修理之景仁宫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修理之紫禁城北面城台马道两处工程开标”；“六月十五日，修理紫禁城南面角楼及东西南三面城台委员会成立，接收美国柯洛齐将军夫妇并中山公园董事会、银行团等捐款”；“七月十五日，修理紫禁城上东西南三面马道动工”；“十月十日，本院成立五周年纪念并值国庆日，五路同时大开放三天，并开始出售紫禁城环游券”；“十一月十五日，本院会同内政部及卫戍司令、公安局、各机关，接收古物陈列所完毕，因宫内初次南北统一，招待平市新闻界参观内外廷”；“十一月二十六日，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参观内外廷”。
从上可以看出，从马道、角楼修缮的接收捐款、工程开标到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再到开工、正式环游，接待参观，《要事表》都作为“要事”做了记载，为故宫的建设与管理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不仅如此，在其“工程”一项的报告中，首先对故宫博物院管辖下的紫禁城北面城台马道修缮前后的不同情景做了记载：“紫禁城之北面城台马道，因上年北面东西两角楼修理竣事，往游客甚多。无如城台马道，高低不平，游客举步艰难，大阻游兴。汝墙栏水墙残破不堪，观瞻亦觉不雅。故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助之款内，拨出一千四百九十六元修理。计自东至西，砖地面积，长八百八十余方丈，全体刨开重砌。汝墙栏水墙，遇残破处亦根本改造。五月中旬完工时，适值本院开游园会，中外来宾予散会后登城游览。时值夕阳西下，红楼一角，远衬西山，风景之佳，远胜图画，来宾散步于平坦之城台上，均有依依不忍去之意。”不长的文字，仿佛将人带入圣境一般。修理后的城台马道平坦宽阔，墙内的宫殿、墙外的筒子河和巍峨的西北角楼以及北边北海公园高耸的白塔相映成辉，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令人心驰神往。
尔后，《报告》又对涉及到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和故宫三家所属的紫禁城东西南三面城台马道及南面两角楼的修缮过程做了报告：“因北面城台马道及角楼修理后，留有好印象于游观者之故，有美国退休将军柯洛齐夫妇来平游历，慨然愿做捐款之发起人，兴修东西南三面城台马道并南面两角楼。彼时外廷尚无归并故宫博物院之消息，修理之范围与外廷之古物陈列所，及午门楼上之历史博物馆均有关系，本院不便单独主持，故另组织超然之紫禁城及角楼修缮委员会，承受捐款并主持招商投票及监督各事。”关于经费的来源和使用：“先估计工程洋一万三千元，由柯将军自捐半数，计洋六千五百元；余由中山公园董事会，周作民、倪幼舟两先生担任；不敷之数则由古物陈列所补足之。修缮完竣后，计共用洋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五元。今遇有特别开放时，四面城台均开放，可以环游一周。”由此，故宫四面马道及角楼全部开放，也使人们对紫禁城城台马道和角楼的“环城游”的来龙去脉有了全面的知晓。
还要说的是，《报告》扉页的正反面分别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总理遗嘱》。其中特别还配有一幅故宫博物院的平面全图以及20幅故宫各处的照片，这恐怕是故宫最早的“全图”。
故宫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神秘，人们对它有着太多太多的向往和追求。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毛主席，其间恐怕没有几人“环城游”过故宫的城台马道和角楼。笔者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也只是听说过“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根脊”的一座角楼曾被人按根画图拆过，但最终有一根怎么也装不上去的神奇故事。让我们期待着那“漫步城墙赏故宫”一天的早日到来。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期待那“重新”到来的一天早早到来，这恐怕不是笔者一个人的心愿。而真到了那一天，人们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最后要说的是，《报告》附录中所记载的民国十九年（1930）的故宫专门委员，个个都是文博方面的“大腕”人物，如朱希祖、徐炳昶、许宝衡、卢弼、郭宝昌、叶恭绰、沈尹默、容庚、赵万里、傅斯年、邓以蛰、罗家伦、刘半农、陈垣、齐如山、陈寅恪以及美国人福开森等等，个个史上留名。今天的故宫不知还有没有这样的专门委员，如果有，是否像这些前辈一样富有学问？当时担任院长的易培基，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图书馆馆长的江翰、副馆长袁同礼，文献馆馆长的张继、副馆长沈兼士，秘书长李宗侗，秘书吴瀛等等也都是著名的学者。就是在当时最“低等”的一等办事员那志良、单士元等许多人，也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为故宫做出了自己一生的贡献，这是故宫值得骄傲的，也是值得人们尊敬和应该记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