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经的红色情报传奇

　　“后三杰”中的陈忠经，就是我的哥哥。（图中左第一人）资料图片

　　1964年1月19日，陈忠经（中后）陪同毛主席接见希腊文化代表团。 资料图片

　　1960年，陈忠经（左一）在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右一）以及格瓦拉（中）。 资料图片

　　陈忠经晚年照 资料图片

　　在曾经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驻地的河北省西柏坡，有一个我党情报工作的展览馆，其中整整一面墙的第一块展框里悬挂着三个青年才俊的照片，旁边写着这样一段话：

　　二十五万敌军将闪击延安

　　抗日战争初期，陈忠经、熊向晖、申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政战略情报。

　　1947年，蒋介石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熊向晖及时获取了敌人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备测向仪等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

　　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共产党员

　　不幸的是，哥哥忠经已于2014年7月13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和人民。他的两位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早已在他之前去世。

　　哥哥忠经长我七岁，191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幼年时即随家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中学就读于北平著名的师大附中，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郑天翔、刘玉柱、乔培新、王光杰（王光美同志之兄）等。因痛恨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国民党又搞“不抵抗主义”，忠经曾在1932年与一个同学一道离家去山海关，找东北军投笔从戎，但被婉拒，愤而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文章，投到天津《大公报》，得到发表。回到学校后，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34年夏，忠经考进北京大学，入经济系读书。

　　在北大，忠经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其间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当时一起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的有朱穆之（当时名朱仲龙）、袁宝华、刘玉柱等同志。1936年2月，21岁的忠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忠经“参加革命”从1936年算起）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忠经于8月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在这里，忠经进一步靠近了党组织。当时长沙临大有位名叫许焕国的学生，虽比我哥哥低两级，但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两人一起从事进步活动，成为知交。许也成了忠经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改名徐晃，曾先后在公安战线和外交战线工作。因积劳成疾，逝世在驻秘鲁大使任上）

　　1937年12月，日寇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临大当局决定迁往昆明建校（即日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对包括忠经在内的学生来说，就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这抉择关头，忠经与许焕国二人认为大敌当前，读书已非首要任务。正在此时，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下，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要招收一批大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中的秘密党员伺机到胡宗南部队去，许焕国便奉命行事。忠经认为许是他与党的联系人，故决定与许同行。这样，二人未与大多数临大学生一道去昆明，而是同几十个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队的人把他们组织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上文提到的被周恩来同志称为我党情报工作“后三杰”的另一位成员熊向晖（当时名熊汇荃）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当时也在长沙临大，也参加了上述的战地服务团。但那时，他和忠经两人完全不曾预料到以后会同在西安并成为我党地下工作中生死与共的战友。

　　胡宗南在武汉会见了这个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之后服务团随胡的部队到了陕西。在武汉时（1938年初），忠经、许焕国和服务团部分成员还到武汉大学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时事报告。（当时是抗战中的国共合作时期）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一名干将，非常注重延揽人才，以便培养出一个由干练的、有才能的青年人组成的亲信班底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正是这样的计划，为党的地下力量打入其阵营开了方便之门。“后三杰”的另一名成员申健（当时名申振民）是西安临时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参加到了服务团中来。

　　从1938年到1940年，可以说是“后三杰”在党组织的安排指引下，逐渐一步步深入胡宗南周围开展地下秘密工作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获得党中央领导的指示，忠经于1939年秋借赴重庆探亲之名（当时我们父母住在重庆），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他向董老谈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请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忠经和他的战友日后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忠经回到西安后，于1940年春由当时领导西安地区我党地下工作的曾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主持秘密完成入党手续。

　　这样，“后三杰”深深打入了胡宗南势力内部：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胡宗南又委任他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申健成了“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胡委派申以此身份参加“特联组”（陕西省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联合机构）的工作，因而他得以获得胡宗南大量反共特务活动的情报；熊向晖则当上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侍从副官，成了胡宗南的“身边人”。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当中，陈、熊、申三人各自在不同位置上获得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内政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以秘密方式报送给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做蒋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陈、熊、申三人先后赴美国学习深造。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志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三人在美留学期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但意想不到的是，1947年9月，我党情报机构在北平的地下电台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并涉及在西安的我党秘密机构，忠经等三人的联系人也被捕。党中央担心忠经等人的安全，联系莫斯科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秘密给予帮助。经过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忠经终于在1949年6月乘船离美到香港，经党组织安排于党的28岁生日（1949年7月1日）安全到达北京，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熊、申二位同志也先后回到祖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赋予陈忠经、熊向晖、申健我党情报保卫战线“后三杰”的美名（注：“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