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前线》的亮丽品牌

    有人说，《前线》杂志的编辑特点是“哑铃形”，“一头重理论言论，一头重杂文随笔”。这个评议是十分贴切形象的。

      有人说，《前线》杂志的编辑特点是“哑铃形”，“一头重理论言论，一头重杂文随笔”。这个评议是十分贴切形象的。《前线》杂志是理论刊物，把组织、编写、刊登理论文章，作为首要任务，“重中之重”，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于1958年撰写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不论被“文化大革命”封杀之前的《前线》，还是继承其传统的《学习与研究》和恢复刊名后的《前线》，编辑部不仅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素养和事业心的文化理论工作者，而且充分利用首都作为文化中心的独特条件，吸引、团结了一批高等院校和理论工作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使每一期刊物都有几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水平文章，从而赢得了北京各级领导干部和文化理论工作者的赞誉，在众多的理论刊物中长期保持其首选读物的地位。

    但是，人们喜爱阅读《前线》，不仅仅是因为它经常登载能解决人们思想难题、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文章，还在于它每期必有几篇旗帜鲜明、短小精干、尖锐泼辣、生动引人的杂文。如果说前者是其存身立命的基础，那么后者则是使其锦上添花、产生更大吸引力的亮丽品牌。人们提起老《前线》，首先想到的不是长篇文论或别的栏目，而是发刊词《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和杂文栏目《三家村札记》。这并非仅仅因为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首当其冲地被拉出来，作为以彭真同志为首的老北京市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开展了全民性的大批判，使其“知名度”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而是在这之前，它们已成为北京市干部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和栏目。就杂文而言，以其知识的广博，内容的深刻，文字的活泼形象，想象奇妙独特，论辩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深深地打动了人心，有些已成范文。这些杂文，只要看看标题，《一个鸡蛋的家当》、《伟大的空话》、《白开水最好喝》等等，便会被深深地吸引，产生难以抑制的阅读欲。《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也将永垂青史。1980年10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出版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由原《前线》编辑部主任肖远烈等同志筹办，1981年7月5日正式出版，后定位为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这本杂志继承了《前线》把杂文摆在重要地位的优良传统，设杂文专栏并定名为《三家村后学札记》，当代杂文家余心言(徐惟诚)、吕祖萌、康凯(康式昭、李世凯)等，都是十分热心的专栏作者。这个栏目不仅是推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投枪、匕首”，更主要的是它对杂文的复兴起了鼓吹和带动作用。杂文因其具有思想敏感、尖锐泼辣、直陈时弊、针砭丑恶的特点，常常会引发各种争议。特别是在把文化当“革命”对象的那些年代，凡是敢于写真情说真话的杂文作者，无不纷纷受伤落马。《三家村札记》作者的遭遇并非个案。因此有一段时期，敢讲真话、有杂文味的杂文，几乎销声匿迹。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吹动着杂文的复活，《学习与研究》适应时代的要求，冒着一定风险，开辟了杂文专栏，重新举起了“三家村”的旗帜，团结了一批老杂文家，培养造就了一批新的杂文作者，对于继承和发扬老《前线》的杂文品牌，使杂文在北京市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刊名恢复以后的《前线》杂文专栏，改为《燕山新话》，寓意就是继承和发扬《前线》的创立和奠基者邓拓同志所著《燕山夜话》的传统，使杂文品牌更为亮丽。它不仅在刊登的数量上大大增加篇幅，质量上也如老《前线》那样，紧跟时代步伐，强调真实、真诚、真情，重视内容的丰富性、文字的形象性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新《前线》的进一步贡献是吸引、团结了更多的杂文作者，把队伍从“北京”扩大为“首都”，甚至全国。翻开《前线》，不仅常常看到北京的作者吕祖荫、康凯、毛志成、丁启文等同志的作品，解放军报的李庚辰、刘绍楹，人民日报的吴昊、蒋元明，《求是》杂志的瓜田(李下)等知名杂文家，也都成了《前线》的“常客”。而年轻力壮的朱铁志、孙郁等首都地区新一代杂文领军人物的作品，就其视野的广阔、知识的丰富、说理的透彻和语言的生动形象等不少方面，正为杂文开辟着一个新的天地。

    《前线》的杂文之所以成为受人欢迎的品牌，而且常新不衰，其原因除了老《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举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树立了一个标志性丰碑，留下了优良传统之外，各阶段杂志社的领导是忠诚于党的事业，专心于刊物编辑事业，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业务能力。他们深知，编发杂文，特别是编发一些敢于直陈时弊的杂文是要冒风险的，但仍然大义凛然地从事这项工作，把它摆在了杂志的重要位置，给以固定的篇幅。特别要感谢的是三代杂文编辑，老《前线》的康式昭，《学习与研究》和新《前线》的史继中、戚本逊同志。康式昭同志是《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曾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头，“文革”以后积极支持《学习与研究》和恢复刊名后的《前线》，为之撰写了大量杂文。史继中、戚本逊同志，不仅有识文的慧眼，“点题”、“改稿”的本领，而且善于联系、发掘和团结作者。《前线》杂文这块亮丽品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接力而维系、坚持和发扬光大的，作为杂文作者，对他们不能不说声谢谢！

(作者：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