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物价调控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者张晓晶  网站编辑丁莉莎  来源《求是》  日期2011-06-17

  去年四季度以来,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我国物价总水平呈上升趋势。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超过了3%的年初预期目标,在11月份达到5.1%的高点。今年前两个月,CPI仍在4.9%的高位徘徊,3月份达到5.4%,创下自2008年8月以来的新高。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已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与重要任务。

  一、引起本轮物价总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

  引起物价总水平上升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需求因素也有供给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升压力加大的重要因素。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物价总水平之间存在着同向运动的规律。这是因为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物质与人力投入为支撑。当这些生产要素需求大于供给时,必然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物价总水平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当经济增速为7.8%左右时,物价总水平约为0;当经济增速为9%时,物价总水平约为3%;在7.8%的基础上,经济增速每提升约0.4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就会上涨1个百分点。从周期角度分析,在过去5年里,我国经济尽管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年均增长率仍保持在11%以上,这无疑积聚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流动性充裕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升压力加大的货币因素。我国充裕的流动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和政府果断决策,实施一揽子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计划。2009年与2010年的社会融资总量均达10多万亿元。如此规模的社会融资总量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需要一个释放过程,不会因为宏观调控措施而骤然消失。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大量外资或热钱流入我国,加上国内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如果对冲操作不及时或不完全,全球流动性极易转化为国内流动性。截至今年3月,央行外汇占款余额已达23.7万亿元。过于充裕的流动性必然对我国物价总水平产生冲击。

  输入性通胀持续增强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升压力加大的外部因素。输入性通胀最主要的表现是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目前,我国大宗商品进口,特别是能源和一些基础性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石油、铜、铁矿石等超过了50%。粮食总体的进口依存度不高,但个别品种畸高,如大豆,2010年进口约占我国新增供应量的2/3。去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上涨,今年一季度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金属矿价格累计分别比去年末上涨了18.8%、13.6%和5.2%。目前,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已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输入性通胀的传导渠道是: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首先造成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接着造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最终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2%,3月份上涨10.5%,环比上涨1.0%;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1%,3月份上涨7.3%,环比上涨0.6%。这表明输入性通胀有增强的态势。

  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升压力加大的中长期因素。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要素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现阶段,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以及资金价格都处于上升通道中。就劳动力价格看,2010年全国有30个省市上调企业用工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一季度山东、广东等12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全国约一半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涨幅超过20%。可以想象,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人工成本较高的商品或行业价格,将呈较快的上涨趋势。

  二、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对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中央早有预见,一直高度重视。早在2009年第四季度,国务院就提出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2010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把全年CPI涨幅控制在3.3%,在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以来,根据宏观形势变化,我国将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加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已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有效稳定了通胀预期。同时,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采取约谈等辅助性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跟风涨价、搭车涨价等哄抬物价行为,使各类市场有序运行。从近期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明显,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物价总水平处于可控区间,全年有望将物价总水平涨幅稳定在4%左右。

  当前,除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加强市场监管外,还需要深刻认识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化解中长期通胀压力。

  首先,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缓解物价上涨的总需求压力。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国内需求旺盛,必然促使价格上升,形成通胀压力,这是经济规律。从近期数据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跌入谷底,到2010年下半年企稳回升,恢复了快速增长态势。事实上,去年四季度以来物价的上涨,与同期GDP环比增速超过10%有一定关联。今年两会期间,我国主动将2011年GDP增速调整为8%,并将整个“十二五”期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调整到7%,就是在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同时减轻通胀压力的集中体现。需要注意的是,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年,加之地方政府换届,各地发展热情较高,投资动力较强,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投资攀升,加大通胀压力。对此,要高度重视,着力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力争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创造条件。

  第二,加强流动性管理,减弱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近年来,导致国内流动性充裕有“主动”与“被动”两方面原因。从“主动”方面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许多项目开工在建,需要继续获得信贷支持,这部分信贷规模很难压缩。从“被动”方面看,近年来我国外汇持续流入,直接或间接引致基础货币增长,这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因。当前,有效管理流动性,一方面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住信贷总量这个“闸门”,同时考虑到社会融资总量远大于银行信贷总量的实际,应更加注重利率等价格工具的运用,着力引导社会融资流向,通过提高投资效率和增加有效产出,消化和吸纳过剩的流动性;另一方面要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目标,在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重视进口,并及时进行对冲操作,以减缓外汇流入引起的通胀压力。同时,应遵循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以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

  第三,加快结构调整,化解中长期成本推动压力。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价格较低,在较长时间保持了低成本竞争优势。从目前资源环境约束条件看,今后我国要想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需要深入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要素资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但考虑到要素成本上升是长期趋势,当前对此形成的通胀压力不应进行过度压制,否则将使要素价格发生新的扭曲,难以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达不到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需要正确处理好抑通胀与保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对于有效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势利导,充分依靠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管理等创新形成“倒逼机制”。惟有如此,才能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改善供给,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从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的成本压力,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扩张,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三、现阶段我国基本上不会出现“滞胀”现象

  当前,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确实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因为无论是稳定物价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潜在地具有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人根据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与物价逐步走高这一现象,认为我国经济已现“滞胀”苗头或已进入“滞胀”期。这种观点缺乏对发生“滞胀”现象基本条件的认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滞胀”是对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现象的一种描述。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该注重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增速降到潜在GDP以下甚至停止增长,同时物价快速上升且居高不下;二是这种现象一般持续数年以上,而不是短期波动。仅从前一个条件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除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短时间外均保持在潜在增长率之上,经济增速长期过快而引致的总需求增长恰恰是形成目前物价总水平上涨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基本上不具备发生西方国家“滞胀”现象的条件。

  从经济基本面看,我国目前发生“滞胀”的几率极低。首先,尽管存在“胀”的压力,但“滞”的可能性很小。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仍保持了约9%的增长率。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因此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滞”的出现。其次,本轮物价上涨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而后者恰恰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因素。再次,从实际工资等成本因素看,尽管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收入分配改革增强了人们对工资增长的预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从而出现实际工资刚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尽管如此,当前抑制物价总水平上升,还是应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恰当使用。首先,防通胀要坚决,要给市场可信的承诺,以稳定市场预期。与此同时,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着力提高相关政策措施的执行力,让人们对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满信心。其次,要重视价格信号作用,保持供给活力。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价格管制是形成“滞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价格管制会减弱对企业的生产性激励,从而造成宏观层面供给的不足。因此,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活力与动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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