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于乎  网站编辑徐涛  来源中国证券网  日期2011-09-27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近日在北京表示,30年成功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黑田东彦也强调最近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已经逐步开始制定多数改革措施以应对上述挑战。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定义来自2007年世界银行的《东亚复兴》报告。在新兴市场国家,一旦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一旦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也是一个危险时期。每每出现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此时如何应对自身体制变革与外部世界冲击成为国家战略的关键。这种情况在新兴国家尤其东亚国家屡见不鲜,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出现增长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问题。

  2010年,按照国家发改委数据,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4000美元大关,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临界点,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也进入各类社会矛盾与利益团体博弈白热阶段,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即为特征。

  中国如何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许日本经验可以给予一些参考。单纯从本次十二五指标数字变动来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伴随着日本工业化的起飞,随着外部需求扩张,日本迎来“神武景气”与“锅底景气”两个发展景气时期。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与今日中国经济非常类似,出现了过分依赖出口、产能过剩、过度依赖投资、个人消费不足等症状。上世纪6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根据经济学家下村治的提议,实施了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最终,这一政策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在此后十余年不断倍增。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也出现了强大中产阶层,所谓“一亿总中流”的局面是也。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初衷在于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来刺激内需,改善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除此之外,这一计划也对日本社会转型带来正面整体效应:除了技术方面的改进,其卓越之处在于缓和社会二重结构,强大的中产阶层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稳定架构。即使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步入不景气,也并没有真正打击到日本民间财富,直到今天,富裕的日本民间资本还在维持为债务水平高达GDP200%的日本政府,使之在地震之后尚有举债空间。

  诚然,各国国情不同,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经验各有不同。然而,在强调增长的同时如何体现公平成为经济学界共识。日本经验或许在于通过藏富于民来维持社会平衡,这是中国近期转向探索的道路之一。近日,十二五规划首次把“居民收入增幅超GDP”写入发展规划纲要即是进步之一。规划指出,GDP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这一目标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向“国富转向民富”基调迈出的实质性一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从积累走向分享的一个转折点。

  诚然,民富是起点,然而并非全部。笔者认为,强调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如何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制度改革亦刻不容缓,否则很可能使得当前种种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典型如垄断企业畸形高工资、沿海工薪阶层成为夹心层等。

  几百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提出各国财富与资本与收入的比例息息相关,“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可见,所谓全面的民生改善,离不开民富,也不应该止步于民富,民间如何诞生具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王一江教授曾经强调“民富为先、民生为本、民企为重”则更为切题。没有民富为基,无法谈及民生,然而没有民企为臂,没法实现真正民富;进一步看,唯有民富与民企可以释放民间社会活力,没有活力的民间社会的民生并不彻底,完善的民生必须生长于公民社会的土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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