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的运作及存在的问题
国家的运作即是管理，管理即是管理者权利的行使，权利的行使决定了资源、财富的分配，以及生存发展机会的给予。资源、财富的分配，必然涉及到政治，因为政治是社会系统利益与矛盾关系的集中、尖锐本质体现。国家的运作在于提供各种保障，即一个人需要适当、合理的生存保障、生活保障、安全保障和政治保障，国家的运作在于保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长久的、弹性的平衡。
个性独立的族群，所形成的法治国家，虽然，个性独立表现为自由化，带来的是组织的松散，纪律的相对松弛，但其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能相对较好的保持社会系统的长久相对稳定。然而个性依赖的族群，所形成的规则社会，个性和传统促进了等级的鲜明及等级观念的产生，等级的产生和确立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等级更有利于秩序的建立，有序才利于稳定！在此需要补充一下，依赖的个性，并非东方所独有，而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只不过不同地域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体现的程度不同。然而强化或突出的等级观念，却不利于体系内部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必然带来体系的僵化，僵化使体系自身的反馈调节，以及体系自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降低，起不到化解体系内外矛盾的作用，所导致的脆弱无力，体系自然容易瓦解。等级应该体现人的职位差别，而不应该是人的人格。管理权的运作作为等级的体现与维护，决定了国家系统的功能和平衡。
2. 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及解决对策
东方族群的个性及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社会的最高集权属性（西方认为是独裁），权利虽然受到有限的制约，但在一定时期内，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体现出鲜明的方向，体现出决策的果断和行动的迅速，从“系统”的角度看,这是四大要素“理”所带来的优势，一种整体上、观念上、精神上的优势。然而，权利的不受制约，使被管理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维护，即社会环境不能更好地适宜被管理者的要求，即“润”出了问题，最终带来的，是使“元”失去濡养、限定和调节，使“导”变得艰涩和困难，进而加剧"理"的负担，使国家系统的适应、竞争和防御能力降低变得脆弱。如果把人所组成的社会系统看成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应当避免“社会生态平衡”由于失调而导致严重的破坏，进而出现剧烈的波动和起落。如果削弱或者取消国家的最高集权属性，面临依赖的个性和传统，和不能确定成熟的产业经济，面临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很可能是国家整体上的动荡和混乱，甚至瓦解，即“理”出现了问题，这样进而会使“元”失去补养和调控，进而加剧“元”的变性和流失；"元"的变化，进而影响“导”，并最终加重“理”的负担，引起系统的瓦解。即使不瓦解，给国家带来的削弱，也是不可估量的。
好在国家系统不是单一的组织结构层次，因而只能将维系国家的最高集权，与基层的权利制约方式相结合，即“既要保证国家的整体优势，又要保证底层的民生民权”，使基层的管理权利不但受到最高集权的影响甚至制约，更要受到下面，即被管理者的一定制约和决定，即选举权或罢免权，选举产生的管理者应当来源于执政党，以此来确保执政党的根基和国家的凝聚力。基层管理权真正受到制约，权利的膨胀和错用就会受限，即不敢乱来，国家最高集权和民生的双重保证，必然带来国家的保障和提升。国家基层各个行政层次管理权利的制约，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需要，来灵活把握，使集权与民权由低到高达到合理的移动和分配，这样基层的民主可以推动巩固最高层的集权，同时最高层的集权也可以辅助、维护、引导基层的民主，最终让最高集权的方式和保留程度，去满足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实现国家秩序、方向、灵魂的统一。国家社会基层管理权的真正制约与平衡，是社会良性秩序长久维持的根本保障，也是国家和社会首要确立的唯一选择，尽管有较多的干扰因素，但只有在确保“社会系统生态适度平衡”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地、较好地去探索和建立社会管理的组织性和职能性，执政党的组织性和职能性，以及执政党与参政党派团体的协调搭配。不能指望实现权利制约便不会出现问题，权利若无制约将最终会演化成为根本性问题，因而，制约是唯一的选择与出路。基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制约与平衡，必然带来作为平衡调节的标准——法律的凸显与提升，依法治国，才能带来社会行为上的重要保障。
社会管理组织性和职能性的建立，必然以人为根本，《管理篇》的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即“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优先权（见政治篇）带来的是荣誉、可以限定的财富、地位、安全感和自我实现，是精神满足和物质财富的统一。对管理权和优先权的追求是自然合理的，是不该受到非议的，也是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因为这不仅是自我的实现，也是个人奉献的过程和途径，如果人人都逃避管理义务及与之带来的合理收益，社会对人的诸多保障必然会受到影响。只要管理权追求的过程按合理的方式进行，把管理权平衡好，把付出和收益平衡好，将管理权与优先权置于法律的范围，就会更好的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摘自《第三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