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永奔腾

　　

　　郑工合龙处碑及拓片

　　

　　

　　资料图片

　　

　　人民胜利渠

渠首闸启闭机摇把

　　

　　河源之石

　　

　　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

　　

　　河防一览图（局部）

　　

　　流经中国九省区的黄河，与黄土地、黄帝、黄皮肤等概念密不可分，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精神纽带之一。《汉书》说：“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黄河是中华文明永续不绝的血脉。

　　但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黄河也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安民兴邦的大事。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河，也有过若干相对安稳的时期，但没有根本上摆脱“修堤—淤积—决口—改道”的循环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变成现实。七十年安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不仅解决了“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难题，还在20世纪末化解了“一年几断流、黄河入海难”生态危机。

　　通过水量统一管理、依法管水、增加节水投入、用经济杠杆调控等措施，同时实施南水北调，1999年至今，黄河已连续20年不断流。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璀璨的华夏文明在此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沉淀。但自古以来，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历史上，为了把黄河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部艰辛的治黄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一辈又一辈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让我们通过黄河博物馆中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藏品，了解我们与黄河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不拔。

　　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

　　与《河防一览图》

　　《河防一览图》彩色摹绘本原图藏于国家博物馆，由明代潘季驯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组织编绘。全卷纵45厘米，横1959厘米，图文并茂，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治黄水利工程图卷。该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代地图方位正好相反，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与治河实践以及中国地图学发展和测绘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黄河决口，并淤塞了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嘉靖帝朱厚熜闻讯后连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采取了“分其流，杀其势”的方案，也就是多给黄河开些支流，减少水量。结果，虽然暂解燃眉之急，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患：运河更加淤塞，河床普遍增高。时至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竟使方圆数百里变成了一片汪洋。百姓哭天号地，朝廷束手无策。危难关头，治河专家潘季驯被任命为治河总督。此后，他在事的27年间，4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达12年之久。

　　潘季驯认为，要驯服黄河，首先要了解黄河。为此，他常常跋涉在泥泞的黄泛区，走访有经验的老农和老河工，向他们了解水势沙情，请他们提出治河的方式和方法。他还亲自乘船而下或溯流而上，在汹涌的黄河水中测量水的流速和深度，看得岸边的百姓尖叫连连。一次次以身涉险，潘季驯拿到了第一手数据。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黄河泛滥的时间不定，不能依靠以前古老的数据。

　　经过长期的治河实践，潘季驯终于摸到了黄河泛滥的规律，原来泥沙才是黄河决口的重要原因，而泥沙从何而来？是被水流裹挟来的，如果水被分流，就会兜不住泥沙，导致它们淤积，使水冲破堤岸。以往所采取的“分流杀势”，对清水还适用，却不适用于黄河水。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潘季驯提出了“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体系，为保证“束水攻沙、以河治河”方针的实现，潘季驯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地把堤防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及遥堤上的减水坝，实现了堤防建设的体系化。此后400年的黄河下游防洪，一直继承着潘季驯创立的这一治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人们往往把各种自然灾害归因于“天意”“神力”，潘季驯却旗帜鲜明地提出“神非他，水之性也”。还说，把水患“归天归神，误事最大”。

　　潘季驯将自己丰富的治黄经验绘制成《河防一览图》，详细绘制了当时黄河、淮河、运河及相邻有关水道的行径、堤防、闸坝工程等内容，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及河防重点等均有详细的说明。此图不仅全面反映了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探索，而且对研究当时黄淮河道的历史变迁，京杭运河的历史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见证黄河堵口工程的郑工合龙处碑

　　郑工合龙处碑是黄河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国家一级文物，是研究清代最大一次堵口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称为“三绝碑”，由堵口亲历者、河东河道总督、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澂题写。

　　该碑通高2.86米、宽0.76米。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阴刻楷书“皇清”二字，碑肩为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阴刻篆书“郑工合龙处碑”五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共8行，满行最多18字，碑文为：

　　郑工堵筑决口，经始于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讫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竣工。钦差督办礼部尚书高阳李鸿藻、前署河东河道总督义州李鹤年、前河东河道总督觉罗成孚、河南巡抚望江倪文蔚、今河东河道总督吴县吴大澂勒石纪之。而系一铭，铭曰：兵夫力作劳苦久，费帑千万堵兹口。国家之福，河神之佑，臣何力之有？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今花园口乡石桥村）决口南泛，夺溜由贾鲁河入淮，15州县受灾，灾民约180万人，为害严重。朝廷前后委派多位高级官员到工督修，均未成功，被革职。在堵口未果的情况下，清廷又命吴大澂接办堵口工程。吴大澂到任后，只身微服，混在送料民工中进行私访。当发现官员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吴大澂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戴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

　　作为一名正二品官员，吴大澂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引河事宜限工期、抓质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前来投效治水的学者刘鹗，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由于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按期合龙。合龙后，吴大澂撰文立碑以示纪念。这次堵口工程规模宏大，花费白银1200万两，占当时朝廷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可见花费之巨，史称“郑州大工”。工程还首次使用水泥、电话、铁制轨道运土车等，开近代在黄河上引进新型材料和先进工具之先河。

　　体现创新精神的

　　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

　　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品中，还有一件非常不起眼的物品，看似一块普通的砖，实则是清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用于防洪抢险的普通料物，长40厘米，宽26厘米，厚8厘米，阴刻“壬寅下南造”，砖体为椭圆形，两端各呈现圆弧状，砖中间还有一小圆孔，由清代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公元1842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在河南原阳首创。

　　在河南黄河段，从花园口向下到河南台前县孙口这一段的黄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被人们称为“豆腐腰”的河势，因此这里的黄河经常出险，是黄河下游水患的重灾区。栗毓美历任官职大都在“豆腐腰”的范围之内。他多次目睹河水泛滥，田园被水淹没，庐舍被水冲走，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他仍毅然挑起了除水害兴水利的重担。

　　栗毓美刚上任河道总督，就去所辖河段调查研究。为了了解河情水势，他乘小舟观察南北两岸，发现黄河北岸河南原武、阳武（今原阳县境）两汛串沟分流，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多里，堤段处处吃紧，这一带堤防原不靠河，所以平时没有预备工料，若用秸埽掩护，堤段太长，不可能全线抢修。正在为难之际，栗毓美忽然想到，有一次他在负责备料时，发现残缺的旧砖墙虽然多年雨水冲刷，泥沙浸灌，但仍非常坚固。砖遇泥水如此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筑坝，用砖代替埽工呢？而且滩区民房被淹塌，房砖很多可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况且沿河还有砖窑。于是他决定购买当地民砖，试用砖坝抢护。经过四十多天昼夜抢修，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完工后，就遇到了一场大雨，结果旧有埽坝均纷纷出险，而新筑的砖坝安然无损，有效地防止了灾情的蔓延。

　　砖坝的首次试筑成功使得栗毓美大受鼓舞，他也因此而名声大震。通过这次抢险斗争的胜利，栗毓美看到了推广抛砖筑坝技术的价值。河工用的大砖为椭圆形，每块重20斤左右，中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且可以砌筑坝体。随后他在黄河和沁河交汇处的拦黄堰、河南中牟的杨桥坝和山东运河的戴村坝等处进行试点，得到如下结论:一是砖坝挑溜迅疾；二是在不能厢埽或者不可厢埽的地方，使用砖坝的效果尤为明显。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在原有的防汛抢险工程土工、石工、埽工之外再增设砖工，准许设窑烧造河砖。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黄河两岸的砖窑也因此多了起来。当时在砖上刻上铭文也是防止以旧代新、杜绝河政腐败的一种手段。河工砖虽有很多优势，但由于其烧造工序多，时间长，最终导致这一技术创新仅推行了100多年便不再使用。但这无疑是黄河御水工程的一次革新。

　　人民胜利渠

　　渠首闸启闭机摇把

　　“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为荒漠。”这是1949年，西方国家水利专家在印度集会时给出的断言。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据史料记载，“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舆论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兴建人民胜利渠。1949年10月，经水利部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前期工作启动。1950年初，黄委编制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计划书》，设计灌溉面积36万亩。1951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亲批，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短短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便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亮出答案：引黄灌溉济卫一期工程胜利竣工，1952年4月12日成功开闸放水！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该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了人民胜利渠，并亲自摇动渠首闸启闭机摇把开启闸门。正是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其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仅在黄河上开了口，还使黄河变害为利，结束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拉开了黄河下游临黄地区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的序幕，使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和农耕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并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自流灌溉区，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布局。

　　黄河源头的“河源之石”

　　河源之石于1952年，由黄河源考察队采集制作。

　　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秘的黄河源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战国时期《尚书·禹贡》中的“导河积石”，被认为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晋朝“源出星宿”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唐代以后，关于河源的记述逐渐增多，如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李道宗奉命出征吐谷浑而转战星宿海，“望积石山，观览河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蕃王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等等。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黄河源，是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考察黄河源。这次最远到达星宿海，因此他认为星宿海就是黄河源。根据其考察成果，元代的潘昂霄写成《河源志》，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黄河源的专著。到了清代，多次派专人考察河源，对黄河河源区的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多有记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即将全面展开，有关从长江上游引水进入黄河源地区、实行江河携手南水北调的设想，也在规划中萌动。1952年8月，新中国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正式组成。其主要任务：一是查看黄河源河势，看有无筑坝发电地址；二是查勘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河势、海拔高度、水量、调水线路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尽管事先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300多米的黄河源头，冰雪交加，气温夜晚最低时达零下36摄氏度；高度缺氧，空气稀薄，队员们呼吸困难，举步维艰。经过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约古宗列曲。约古宗列盆地海拔4500米，形状很似一口大锅。藏语“约古宗列”，意为“炒青稞的锅”，就是对这一地形的形象比喻。西南山坡前有众多泉眼，泉水涌出后合为三股泉流，黄河就是从这涓涓溪流中，开始万里行程的。黄河源头找到了，查勘队员们无比激动，忘记疲劳困顿，搬来一块石头，刻上“河源之石”4个大字，并刻上当地民众认定河源的藏语，以纪念此次黄河源之行。这次黄河源大查勘，历时61天，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经过几个月的整编，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重要成果。

　　（除资料图片外，图文均由黄河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