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万俊人              日期：2012-12-30               阅读：1427 次

问：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国内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质化。在此背景下，您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什么? 万俊人(以下简称“万”)：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觉得，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由于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对人们的观念变化影响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如何突破实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局限。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趋势，客观上使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最敏感的往往是实际的利益。另外一个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因而，如何求得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行为规范，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因为文化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分歧或多样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这又使得现代人对很多问题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所以，伦理学家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应该尊重人们社会生活的区域性和个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如果只有这种区域性和个人多样性，那么，人们的共同生活是否还有可能?要共同生活，就要有共同的道德规范。所以，多元价值的冲突及其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具体到价值观念，怎样使人们在这种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突破实利主义这一价值观念的局限性，也是很重要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正如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的心理、性格都被市场化了，譬如求职，人们不是考虑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考虑人才市场的需要，根据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塑造自己，推销自己。 问：中西道德文化所具有的特质及当今各种伦理学学派并存的事实，是否意味着人们对于道德有不同的理解，难以达成全面的道德共识?假如人们能够达成某种道德共识，那么，其普遍合理性基础又在何处? 万：中西道德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与当今西方各种伦理学学派并存的事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具有特质的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谱系的多样性，是一种文化的事实；而伦理学学派的并存则是一种理论事实。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本前提。处于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认同，不同的伦理学学派的形成本身就标志着人们对于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现代社会里，形成道德共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社会发达了，交往性提高了，人们相互交往、沟通的方式、手段和频率都大大地提高和加快了，变得更容易了，万里之遥仿同咫尺；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达成某种道德共识却越来越难了，有时甚至连一些很朴素的道德真理都不容易达成一致。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它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认识更具体、更深化。分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道德共识的达成就绝无可能，有时候恰恰是因为认识的深入而发现了分歧，对分歧认识得更为充分，由此而达成道德共识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所达成的道德共识，应该是一种基础层面的，而不应该是一种具有很高要求的道德。所以，道德真理应该是基础性的道德共识。它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满足生活在不同道德文化传统中且持有不同道德价值观念的人的共同需要。为什么要认同它们?也许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共同生活不可退让的一种道德底线，在此意义上，底线伦理确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强调底线伦理的时候，必须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底线伦理并不是人类道德的全部。换句话说，仅有底线伦理是不够的。 问：未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秩序会产生哪些影响? 万：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变动性。现代社会发展的速率或节奏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很缓慢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节奏大大加快，现代人对生活的体验同传统社会里人的体验有了明显的不同，节奏感太快，有一种生活紧张感，步履匆匆，忙忙碌碌。现代社会发展了，文明进步了，这使现代人的机遇增多了，机遇的增多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可选择性增强。我有一个观点不一定正确，认为选择本身意味着风险，因为选择具有或然性。萨特说过“你必须对你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因为任何选择都是有责任的。选择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你选择什么就必须承担什么。选择表明我们在具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相应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就要求人们要有更健全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选择中导致很荒谬的行为后果。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不同，人的行为总是负有某种价值意义的。但个人的选择总有某种局限。比如，国外选举议员，议员代表一个特定的选区，他必须代表所在选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如果不是这样，他不把选民的意见反映上去，选民对他就不会满意，下一届选举的时候，选民就不会选择他，他就不可能当上议员。可见，即使是选举议员这样严肃的政治选择，也受地方性的局限。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国会议员投反对票，其中有一个议员是加州伯克利大学选区的。伯克利大学是美国最激进的大学，经常搞运动。加州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选票较多，这里的国会议员必须服从这里的民意。加州的议员之所以要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投反对票，乃是因为她必须忠诚地代表所在选区的选民意愿，即使其内心并不想反对科索沃战争。 至于道德观念的变化会对社会道德生活秩序产生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社会学的调查和检测才能证明。影响无非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我有一个观点，任何秩序的最高价值并不是稳定而是有序，一种秩序哪怕是变化的，而非一种持久的稳定状态，只要它是有序的就没有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所引起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带来了一些挑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在人际关系上和社会交往中，要建立起一种信任就比过去要难得多，因为人际信任和友谊等价值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经得起风雨考验。在传统社会里，像信任、友谊等价值是被人们所推崇的，古希腊人把它们被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西塞罗就曾专门讨论过责任或者义务、友谊和公正三大问题。友谊的道德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通过“义”这一范畴来表达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有大量的体现，武侠小说更是显证。但现代迅速变化的社会使人际相互而充分的理解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来往匆匆，有时候完全是一种仪式化程序化的交往，交往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实际，缺少充分的情意交融和体认。这是一种挑战，对现代人的道德心理和情感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某种极端的意义上，爱情也都变得快餐化了。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家庭结构的不稳定都归结为经济因素，但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与十七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爱情观相去甚远。现代爱情不再充满诗情画意，现代人对贞洁等并不看重，情感越来越简单化。因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化约了人们的情感内容，化约为一些简单实际的要素，比如你有没有钱、汽车、房子，你的职业怎样，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对社会道德生活秩序又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大大增加了人们自主自立的可能性，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我们不能简单结论，究竟是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好，还是现代的爱情婚姻家庭好。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结构比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结构要稳定得多，但那里面又有多少悲剧?那时候很多当事人是不能自主选择的。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少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的现象，诸如单亲家庭、单子家庭等，这导致了婚姻家庭的风险增加，对后代的教育不利。 问：假若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人的不安全感，都对道德和道德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维系人类的道德和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 万：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使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加大了、选择的自由度提高了，我们对生活秩序变化的感受更强烈了，没有了一种安稳而悠闲自在的感觉。正是由于这种体验，现代人就会有一种对秩序、安宁、安逸的渴求。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其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叔本华的原理是正确的，即：人们缺什么就需要什么，反过来说，人们需求什么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缺乏什么。缺乏意味着痛苦。对于现代人来说，安全和安宁是一种重要的生活价值。 维系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生活秩序，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除了制度、法律和宗教信仰以外，道德是其根本的维系力量之一。特别要提到的是社群(包括社区、邻里等)道德，它对营造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有很重要的作用。此外还需要一种信仰基础。现代人往往感到孤独无助，产生恐惧和无奈。据说，不久前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跳楼自杀，原因仅仅是自己的硕士论文设计做得不太好，论文尚未答辩，也没有被否定，他自己就失去心态了。现代人的社会压力加大，心理变得非常脆弱，正因为如此，信念或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 问：人们对普世伦理或者底线伦理的重视是否会导致道德的法律化?若如此，它是否会侵蚀人类美德的基础? 万：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对道德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道德上接天，下接地，也就是说，道德上接宗教，下接法律。底线伦理实际上就是道德与法律的交界处，在文化多元化和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它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停留于此，至少会产生三种危险：第一，就是你们所说的道德的法律化。因为底线伦理是一种很确定、基础性的普遍规范，几乎接近于法律规范，在康德的意义上，道德法则与法律法则都是规范。第二，如果道德法律化了，那么它就会使道德生活变得可怕，它会大大地限制人们的价值空间，不会给人们留下道德想像和价值创新的余地，人因此而可能蜕变为机械化、缺乏更高理想的动物。第三，人作为道德的存在者，实际上不再具有充分的自律或自主性，而这是与现在的整个价值体系相对立的。自由、平等、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底线伦理是必要的、基本的，但却是不够的。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我把现代建设普遍伦理所应该保持的基本姿态叫做“下保底，上不封顶”。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三种危险，所以，道德法律化的确有可能危及人格美德的形成和生长。人格美德是个人选择并寻求一种较高价值生活形态的理想追求及其成就，它既是每一个人也是整个人类道德生活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在此意义上，我不赞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躲避崇高”和“道德平民化”的主张，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道德观会导致生活的平面化，以至出现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道德窘境：一个仅仅履行了基本职业道德的人竟然成为一个道德英雄，这是道德英雄廉价。道德廉价是一种平庸化，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平庸化。所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抛开私见、私仇，追求和平，追求超越人际正义的天下和平。只是我觉得它拍得太程式化，其故事情节不完整，但它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的。 现代社会过分追求文化的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完全以市场的方式操作文化，这并不是现代人应该追求的。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绝对不是通俗歌曲，而是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曲。平民化、大众化的文化对于文化的大众普及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只有它是不够的，人们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美德是人们所应追求的。在此意义上，我一直主张不能放弃道德形上学。在哲学方法上，道德形上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可能会走向抽象和虚幻，导致本质主义。但对伦理学来说，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保留的一块圣地，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终极信仰。我之所以重视康德，是因为他对伦理学的理解非常深刻，他追问到最后，发现站在道德背后的是“上帝”，没有“上帝”是不行的，因为所有道德价值都只有相对的意义，而相对的东西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要使人类的道德追求和实践具有一种神圣感，道德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性质，而这种绝对性要靠“上帝”和宗教来确保。所以，我坚信，一个完备的伦理学体系应该教会人“顶天立地”地活着，“顶天”就是人要有理想，“立地”就是人要立足于现实。伦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此。 问：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道德教育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教育有没有合法性？ 万：这个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但其前提似乎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道德教育面临困难。困难在于选择哪种道德教育的方式，选择怎样的价值观念作为教育的内容才是比较合理有效的。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有一般的通性，任何教育都传播某种知识，都具有对人的某种启发和教养作用。它们的不同在于，一般教育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它所传授的知识是可以技术化的，而道德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价值。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技术化的知识，另一种是不能技术化的、目的性的价值知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国哲学家普特南就将知识分为“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但非科学的知识并不是反科学的，只是说它不能被技术化。现代美国信息管理中心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编码化的，另一类是不可编码化的、意会型的。 道德教育向人们传授的是一种目的性的价值，是一种意会型的、不能技术化的知识。价值观念多样化以后，道德教育很容易陷入一种片面性的选择，以至使它所传授的内容的公信度不高，大家都不相信它，认为它只适合于你而不适合于我，选择某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知识的难度就越来越大。看来，道德教育的方式必须改变，否则，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传统的道德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言传身教，主要体现在家庭之中；另一种是知识教育的方式，如老师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在现代价值多元的条件下，由于人们选择的自主性增强，家庭教育本身和道德教育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受到了挑战和限制。与其说道德教育是否具有合法性，倒不如说在现代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道德教育还有多大的可能，多大的效力。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它的教育方式。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家庭道德教育，但它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父母本身有道德示范的作用，风俗习惯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而这种示范作用的效果在今天可能已经大大地降低，即使如此，父母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平等的对话、经验的示范）来影响孩子。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道德教育方式主要是提示性的、间接的，而不再是命令式的，是在一种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变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由于现代人的选择性大大加强，因此过去那种宣传型的教育方式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反作用，而我们能够运用的有效方式就是合理使用大众媒介的手段。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文化特别发达，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从众心里较重，一个国家或社会要想实现道德教育的功能，就必须利用公众文化条件。在此意义上，一种文化管制和引导，包括政府对公共文化的管制和引导，仍然是必要的。如，西方社会对影片定级别，规定哪些人可以看哪种级别的影片，哪些人不能看哪种级别的影片。政府应该通过某些政策的制定去引导大众，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增强了，所以道德教育应该以公共文化的方式来进行。 问：在崇尚工具理性的知识时代，人的道德品质是否只是一种次要的东西？道德教育是否会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 万：在惟知识主义和工具理性至上的时代，任何具有目的性意义的价值都会隐退或者会被蒙蔽。道德品质是一种人的内在的东西，而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所追求的东西是可以检验的、外在的东西。前者是隐型的，后者是显型的。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越是内在的、个人化、人格化的东西，就越是个性化的、不可交换的。因此它的外在的效果是有限度的。这使得受工具理性影响的现代人可能越来越轻视道德品质的修养或拥有。在传统社会里，成为圣人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怎样修身养性和成就自己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可是，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人们追求的是成功、效果、能够赚到钱，成就几件大事，对于这些方面，道德品质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必要的条件，其首要条件是工具理性，而非道德理性。所以，道德在现代人这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道德优先于其他，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就什么都谈不上。但现代人可以有才无德，只要你守法就成。你可以不追求做一个道德圣人，但你可以追求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企业家或政治家，等等。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相对于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的确是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因此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在人世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是需要有他自己独特的内在性的，因为外在性的东西总是可以共享的。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是一大批，但道德的实业家却凤毛麟角。一个人显示其独特性的东西，并不在于他能够带来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够做到，只要给予了相同的机遇、条件，他人也可能同他一样。使人与众不同的惟一东西只可能是属于他或她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任何时候，道德都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它总是人们所追求的，正如康德所说，人总是有一种追求不朽的欲望。 问：除了您谈到的上述因素外，当代道德教育还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从事德育的人对于较差的德育效果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万：道德教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因素是最大的因素。道德教育的效力首先取决于教育的方式、内容和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质，同一个老师教的学生不一样，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其次取决于教育的环境。现在的道德教育效果之所以弱于以前，就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时过境迁，人是物非。再次，它还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大行其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你方唱罢我登台。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并不是说它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受众群体。社会思潮对人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当某种时髦的东西与现行的道德教育相抵触时，就会对教育的基础产生影响，影响教育的效果。最后，还有一个道德教育的资源问题。道德不是抽象不变的教条。用什么东西来教育人们？哪些东西能够成为今天道德教育的有效资源？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过去我们有儒家学说，有英雄的叙事和丰厚的道德传统。今天，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否该创造一些新的资源？需要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 我们不应该将德育工作的滞后或者效率不太好的原因归咎于德育工作者或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改变的，很多道德教育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施教方法不当，而是整个社会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德育工作者应当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寻求施教方式的多样性，以适应现代社会中受教育者本身的文化、心理性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再强用单一的教育模式来面对千姿百态的人群，而要善于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同意更新德育内容的说法。道德教育总是负载着某种道义、承担着某种价值观念的灌输，甚至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责任，由于它是一项社会工作，因而有的内容是不可能改变的，如，人们关于爱国主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爱国主义的教育却是确定的，你不能把抗日战争的性质说成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因为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人打日本。它当然渗透着民族主义的内容，但它又是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战争，就大大降低了它的意义。道德教育是有某种永恒的、必须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关于理想信念的教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教育方式改变可能是最重要的，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我特别同情那些专门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坦率地说，他们所从事的是很崇高的工作，任何社会都有这样一批人。我反对把某些理论搞成填鸭式的灌输，但对于德育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对于德育工作有一些认识和体会，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纯粹的德育工作者，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我所不能体会的。他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困惑，其艰难程度是我所想像不到的。无论如何，德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是一项值得坚持的具有社会意义和道义意义的灵魂工程。 （原刊于《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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