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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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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46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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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时，都会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性输出，当代性输出，这里并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如何输出文化？文化输出表明中国将在三个层面进行文化重释和主动传播：知识型（古典经典），对话型（20世纪思想），生态型（东西互动的当代状态）。这种阐释和输出具有文化互动性和自我选择性，即“东西文化互动”，“精神合而不同”，“重建中国形象”，“保持文化生态”。这需要几代人的精神自信和不懈践行。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是思想文化交流。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停留在实用文化，宣扬民俗和风情，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大多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等，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工艺品（明清以后）：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显示出中国文明气象的日渐收缩——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朴拙自然，商周青铜器的雄浑大度，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致……
这样一个长期、浩大的文化输出工程，需要众多学者的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自觉地向世界推出中国古代和现代思想家的群体思想。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同样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湖北的编钟、内蒙的成吉思汗陵等，皆为上品。
谈及三星堆青铜雕塑时，一位搞美术的教授说，中国的雕塑不行，当古希腊雕塑已经美轮美奂时，中国雕塑还不敢雕人，只能雕那种傻大粗的鼎。我到湖北省博物馆观赏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细细考察出土的编钟和各种青铜器，其中《青铜尊盘》的复杂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共雕饰龙84条，蟠縭80条，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雕饰以透空花纹，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圈靠内层铜梗支撑，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这是用湿蜡法一次制作成功的，即使现在用高科技都难以重复。西方人要用重金购买这200多公斤的鼎，其价值可想而知。而这位教授说中国不能雕出人像，实在也非正确之见。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青铜纵目面具》，顺风耳千里眼，近1.38米宽的巨大的脸，眼球伸出16厘米长，硕大无比，十分壮观，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蜀国的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有些西方人认为不是中国人造的，而是外星人的作品。为什么中国就不能造这种青铜人面像呢？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中国说“问鼎中原”，“鼎”是权力的象征。三星堆的权力表达同西方 “金杖” 一样的象征意味，一根长1.42米的金杖，经历了3500年的时光，里边的木头已经完全腐烂，但是外面包的金皮还在。[1]可以说，中国的三星堆比希腊文化还要早。此外，还有很多女性的装饰品，细如发丝的骨针，精致绝伦。
还有湖北隋州的编钟，有人说，中国的编钟不行，连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带着这个疑问请博物馆专业人员用锤子敲整套编钟，他轻松愉快地就半音阶下行，就是钢琴的黑白键下行的方式就敲出了十二平均率，而且一个钟可以敲出两个不同的声音。在2400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的十二平均率就已经出现了[2]，为什么这位教授就一叶障目呢？令人不解。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是看看我们2000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经变成死的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2000多年的文化中，哪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毁灭之后，精神仍存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哪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也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因为不懂得自己历史、自己文化本源，就不会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就如尼采所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
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并熔铸在具体的文化翻译和思想阐释工作中。
首先，挑出从先秦古籍一直到清代的重要作品译成英文。这个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做过一些，可惜很多书为传教士所译，错误不少，再加上没有导读，就像我们今天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如果没有导读，这样一本《理想国》，人们恐怕也会不知深浅甚至充满盲视，[3]所以需要组织重译重释。集中力量翻译影响中国的100本古代经典，这大抵是受了玄奘的启发。公元645年玄奘回到唐帝国，带回梵文经典650余部。他坚谢作官，决心献身于译经事业。20年间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75部，1335卷。“据说他还曾将我国的《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4]可以说，玄奘“出国留学”——到西天取经，历经了16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这种对（印度）文化输出的精神尤为可嘉。但今天我们限于实力，只能小规模地翻译。
其次，将20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的思想结集出版并翻译。我于1995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套近百本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5]，这些著作是现代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
再次，翻译60本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的专著，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先锋艺术生态、后殖民文化心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20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
这样，整套书共260本书，全都译成英文。当我们把这260本书放在西方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时，相信他们会对所谓“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文化误读或许会少一些。
就文化输出而言，有人问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不远万里到中国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道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吗？难道就人类不可以有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输出”，是为了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同一种文明之内的冲突中”[6]不使西方误读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中国是与人为善的，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是富于智慧和温文尔雅的。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多元对话的平和的文化。当然，那种所谓“文化输出”就是要拯救西方的精神文明的说法，只是痴人说梦而已，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那样的“拯救西方”的思想了。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发现东方”的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反对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不断坚持“中西互动观”。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话语倾销地，相反，在新世纪西方有可能从东方思想中获得新的整合性话语。面对当代的西方中心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国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边缘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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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 其实，“这套编钟以姑冼律为基调，形成倍低、低、中、高四个音域区，音节结构与现今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于同一音列。……其中心音区，12个半音齐备，构成了完整的半音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列如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的中外乐曲。”（彭林：《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30页。）
[3]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中国哲学”中就不知深浅地对孔子过分贬低，认为“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19页。）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第30页。
[5] 王岳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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