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世界的文化使者

——与王岳川、胡涛、童玲在北大书法所对话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430 次

时间：2011年6月1日 地点：北京大学书法所 陈建明（《艺术》杂志副总编）： 尊敬的王岳川教授，很高兴能与您的两位老乡一起到北大书法研究拜访。你们三人行在东方、西方，思想与言行已经穿越了历史时空和异域文化疆界。童玲，以她神妙的乒乓球拍，让世界记住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冠军是中国四川的姑娘童玲；胡涛，以她的画笔告诉澳洲，中国的绘画艺术是多么的传神与精深。王教授，您是怎样以文化行动让世界认识中国？您高擎中国书法的旗帜，行走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东西方阵线中有着怎样的悲喜情怀，最让您欢喜、让您忧的人类世界问题是什么呢？ 王岳川: 首先感谢各位莅临北大书法研究所。我一直做的是平和的文化外交，并矢志不渝。对文化输出，我是带着一种文化独行者的悲情在做。我感到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绪未能真正放下来。我走遍了欧美亚非拉4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说要打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一个国家有良知的学者说要打倒古希腊、古罗马。唯独中国有激进主义传统的学者众口一词地说要打倒“孔家店”——将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虚无化。我们这一代学者要从弥补我们前辈的文化失误，以及过分的激进主义所导致的文化自卑与溃败。对此，我提出要走出国门，将中国和谐文化输出到国外。 走出国门很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化对“汉字文化圈”的辐射力已经基本消失，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影响微乎其微；对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相反这几个国家都变成了“英美文化圈”的追逐者和中国成为若即若离的仇人，形成大国文化亲和力丧失后的对峙状态。中国对地震后的日本抱有同情心，但是日本的调查却显示：仇视中国的达到78﹪，这比二战以前还要厉害。而且日本处处触及中国的底线，如果没有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这个仇视的数据还会上涨。韩国对中国的误读也是如此，但是越南更加厉害侵占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公开表示：只有美国可以抗衡中国。中国的周边国家有很多华裔，甚至新加坡75﹪都是华裔，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亲和，相反是冷漠或隔膜的。 于是，我上世纪末在国外任教几年心里孕育的“发现东方”新理念，在2000年回国后面向社会表达。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在西方与非西方对峙境况下，东方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一方。不管是近东、中东还是远东都是西方所关注的。近东的文化、中东的石油，还是远东的地缘政治都是西方所关注的。“发现东方”，需要重新发现的重要的家就是中国，在“韬光养晦”前题下，目的还是要“有所作为”。在2001年，我又提出了“文化输出”理念。就像西方人发现了茅台酒,但是你更要主动地将茅台酒这品牌让天下人皆知。茅台酒并非最初就得到世界认同是顶尖级蒸馏酒，被西方接受是我们在巴拿马博览会主动展示输出的结果。中华文化如果象同顶级茅台酒一样主动地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在世界就会有比茅台酒更醉人心脾的醇香。唐代鉴真和尚努力向日本输出中国文化，他成功了。唐朝文化影响了日本，明朝影响了韩国，但是今天局势非常复杂，西方霸权势力和国人的崇洋媚外双重地阻扰中国文化的海外输出工作，所以中国有大胸怀的文人、有前瞻智慧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我还做了一个经济学的考察,从南宋开始，中国是GDP最高的国家，一直到清朝中叶中国的经济占了世界的33﹪，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富国不等于大国，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不等于霸权之国。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是却被元朝灭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关又灭了；到了康乾盛世以后的中国的GDP又一度很高，但是八国联军又把中国灭了。一个富国在丛林法则的狼群战术中是更危险的，一个真正击不败的民族，一个打不垮的人，必定是精神的强悍，而不是只有财富盈门。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 “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应该说从文化的意义，已上升到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今天的国泰民安，仅仅靠军事、靠技术、靠经济是不够的。有史为镜，秦始皇奉行法家吞并六国，秦朝却仅历时两代15年就灭亡了。当时的楚国比秦国起码要大五倍，但是却被秦国灭亡了。汉朝独尊儒术，却延续了四百年。我们不能忘了“武能平天下，文亦安邦” 的祖训。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对童玲表示佩服，她当时一个人代表了八亿中国人力战群雄，捧回了两个世界乒乓球冠军的金杯，为中华民族争了光。我和胡涛教授是从文化艺术的海外传播上为中华民族弘扬正气的。胡教授长期在海外定居，浸润在差异性文化之中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指纹，而我是每年通过国家汉办的孔子学院和一些海外大学的巡回讲演，去交流传播中国文化。我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浪潮，我们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的力量太微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唤醒更多有良知的国人，唤醒更多的有文化的高端人才，将中国文化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地输出，坚持在海外树立起具有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 陈建明： 胡涛女士您好！今年四月，我第一次去四川，在那山山水水的品读中，感知“地灵人杰”的深义，明了那里为何能走出让世界怀想的“三苏”，我仿佛也遥望到你们三位川人在历史行走途中的身影。您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位开画展的女画家，作为在国外近三十年的生活与艺术经历，集教师、画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澳洲中国文联主席，您是怎样让澳洲认知您、需要您、欣赏您的，您认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力量能打开西方的窗户么？ 胡涛（澳大利亚中国文联主席、著名画家）： 我是1984年移居澳大利亚悉尼的，在澳洲生活了近三十年。在我远赴澳大利亚定居前的告别宴会上，中央美院教授常任侠、刘凌仓、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著名画家潘絜滋等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我题词勉励。其中常任侠先生的题词我记忆犹新：“胡涛女士，为艺术新秀，秀外慧中，妙擅丹青，蜚声艺林，驰誉遐迩，今赴澳洲悉尼定居，定能载誉海外，为国争光，今后望沟通两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更加发展做出贡献”。 我带着祖国的嘱咐，走进了澳洲。我心里装着这嘱咐，在澳洲度过了近三十春秋。澳洲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但我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绘画文化的主线，结合西方绘画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呈现出自己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中华传统文化气韵，这也得益于我先天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成长和后天到澳洲以后所接受的系统的西画绘画技巧及艺术观念的熏陶，以我自身对中西文学、哲学、历史、音乐等方面的学习，以及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情感的描绘和宣泄，使其在艺术语言图式中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文化空间。 我深知，中国画是无国界的绘画语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绘画艺术作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民族的也应是世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尽全力传承并发扬光大本民族的艺术，同时也要吸收西方优秀的艺术元素，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才能使中国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陈建明： 童玲您好！您曾经以一个圆圆的小球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征服了世界。请您回忆您得冠军后的三十年来，中国的体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否与中国经济的地位和文化的渗透力习习相关呢？冠军的光环对的您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改变呢？ 童玲（第36届世界乒乓球冠军、欧美同学会乒乓球协会主席）： 数字对于我，是很亲切的。当1971年我第一次拿起球拍打乒乓球到1981年我站在领奖台捧回世界冠军金牌，历时整整十年。在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以女团、女单冠军以及女双、混双亚军的成绩让中国人在世界的眼光里焕发了光彩。我很感谢命运对我的厚爱。应该说，我没有走太多的弯路，一路还比较顺利。当然，训练与比赛是非常艰苦的，因为队里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竞争很厉害。而与国外的选手打，他们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像朝鲜的朴英顺就非常强势的。因为我们国家曾经专门派了专家到朝鲜指导他们，还有南朝鲜的几个选手，也很难对付的。所以，每一次训练，都像走钢丝一样紧张，每一场比赛，都有战场上的拼搏较量。 我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5月，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中华体育总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胜利归来的大会，尊敬的邓颖超大姐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脸贴着我的耳边说：“运动员要注意身体啊，尤其是女孩子”，这母亲般温暖的语言，让我的心绵绵地甜蜜，我非常舒畅的笑着，这一瞬间珍贵的照片，获得了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奖。 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世界对我的微笑，让我感觉到，乒乓球是一个承载政治、文化的载体，各国人民在乒乓球的观赏和训练比赛中，无不渗透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情怀。很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也因为乒乓球的友情客串，友好地协调了一些关系，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1982年，我作为新科世锦赛女单冠军在《乒乓世界》封面与大家见面，世界在对我微笑的同时，我也发自肺腑地对世界说感谢！ 也因为，中国的经济的腾飞，中国的政治、文化地位在外国的位置不断提高，在德国、澳大利亚的十几年时间，我也能从西方人对我个人的温度上体察出他们中国的理解，和尊严上的逐渐地升温。 无论在国内和国外，冠军的温度当然也会随时间慢慢降温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找自己新的价值方向，也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文化的含金量。1986年我从“八一”队退役以后，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之后，1988年赴西德打职业联赛，1992年到澳大利亚的乒乓球俱乐部执教。在国外打联赛，还是感觉轻松一些，他们的训练和比赛也没有国内那样苦，且待遇也不低，生活也比较轻松和舒服。但是，这种安适的日子，我总觉得是在做客一样，时间一长，就想回家。我还是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1998年，我婉言谢绝了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盛情邀请，回到四川家乡，在当地有关部门和友人的支持下，在四川大学里面开办了第一家“童玲乒乓球俱乐部”。我当初开俱乐部的初衷很简单，是平民意识的全民健身的普及运动方式。在国外，我看到大家申请加入俱乐部的意识很强，对健康、健身的意识很普及，我也更愿意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们从乒乓球运动中得到很健康很快乐的生活乐趣。 在成都乒乓球俱乐部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以后，200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开办了第二家“童玲乒乓球俱乐部”，仍然是立足于培养青少年选手和向成年人普及乒乓球健身运动，其中也有辛苦也有甜，乒乓球也一直与我有着血缘般的亲情，与我一起辛苦，一起品尝辛苦后的欢乐。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乒乓球事业，同时，也将了却我自小潜伏在心里对文学对艺术的钟爱而未施的遗憾，在学习书法和绘画上充充“电”。如果王岳川教授和胡涛主席能够给我书法上绘画上的一些指引，那是我多么大的荣幸呵！ 陈建明： 王教授，时代已经走进了数字轨道，数字也模拟了一种文化的情怀。多元的文化符号集聚在您身上，而您以中国文化思想穿越多元的时空与疆域，以“文化书法”赢得西方人重新审美中国的数字，您觉得“王岳川”这三个字，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触动？您是怎么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中国文化书法与世界对话的呢? 王岳川： 我的名字有山有水，暗含家乡长江大川的气概，还有五岳山川的雄奇。但我更希望具有孔子“仁山智水”的寓意。人的名字虽然只是一种符号，但是这个符号还是很重要的，名字可以给人一种精神暗示。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取自他的出生地，这片生养死葬的土地，以眷念家乡的一山一水，让自己不管登多高行多远，他的根都在那片国土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从中让我不要忘记“卑”和“迩”，从矮的地方、近的地方做起。我之所以能从昔日的下乡知青到今天的北大教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份关怀，这份关怀就是家国情怀。四川有句谚语“不出川是条虫，出川变成龙”。童玲从八岁出川，十八岁就变成龙了，只花了十年，而我要变成龙的时间太漫长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四川的人就不是龙了，而是眼界和经历的重要。龙在中国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在西方却是可怕的象征，甚至被误读为是蜥蜴。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有三样东西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那就是凤凰、麒麟、龙。这是中华民族所奇特的构想，它叫做无中生有，叫做神与物游，绝不拘泥于具体的事物，而超越于事物之外，是若干吉祥物的智慧重组。当西方人贸然地或无知地将中国龙等同于蜥蜴甚至等同于恐龙的时候，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读或有意误解。设想一下我们看到蜥蜴的时候那种可怕恶心的感觉吧。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龙是腾飞的象征，你只能见到局部永远把握不了全部，如同我们不能完整把握这个世界的本质一样。 我们是从家走向了国，从国又走向了欧美，从欧美走向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说小孩子要有世界观，自小要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养育在心中。要达到“宇宙境界”是很难的，非大气象大胸襟而不能。我们既要像龙一样高飞，又要非常具体地做基础工作。我们几位在技术上都达到了高水准，比如说童玲是乒乓球冠军，乒乓球的核心技术是西方所认同的，比如胡教授对中国画的精微把握，是学西方油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而我写书法的池水尽墨池水尽黑也有很多核心技术。但如果仅仅止于技术，那我们还只是一个技术中人，就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位思想家，而终无真境界可言。要超越这个时代，他必须要有“道”。这个“道”，可以以苏轼“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的古训为镜。 我多年在学术和艺术上的努力，并进入书法领域，有人认为是从西学转到国学，后来又转到书法，其实，我并不存在转向，而只存在不断超越的低境、中境、高境。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框住，而是像“黄帝四面”，这不是说黄帝有四张脸，而是说黄帝眼观心怀东西南北四面的天下黎民。西学是中国做学问的一个前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话语是强大的，如果不懂就难以交流与沟通。但是如果只是懂得世界，却不要本土的文化精神，那是另一种丧失文化根基的不自信，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根基。书法把技术练好了仅仅达到技术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情感、人格和精神，不然一个艺术家画出来的东西是浅薄而面目可憎的，就只是历朝历代各家各派笔法的叠加。没有融汇成自己情感的喷发，就不会出现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帖》。第三个阶段，一位书法家要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就是要懂得时代的气象与未来发展的趋势。王羲之能从章草、汉隶和墓志中解放出来，写出飘逸神骏的二王书体；颜真卿能从魏晋清瘦书风走出来，写出大唐气象的宽博雄伟；苏东坡在被贬的重压之下，在《寒食帖》中写出一片清明通透的文人气概。我认为这都是在于超越了自我命运而把握了时代的精神。 而今天的时代精神，我想以“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来简括。今天，如果我们去写一些东倒西歪的反文化、反精英、反权威的书法，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相违背的。高水平文化，超越性的精神必须坚持，否则中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也不会成为世界强国。今天各国家之间比的是文化软实力，今天的书法家如果不懂得“软实力”的涵义，不懂得这个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满足于做井底之蛙肯定是自废其功而难成“家”的。 另外，我想谈一下人生观。多才多艺是古人成为君子、成为文人的前提条件，片面发展成为当代人异化的身份标识。现代都是片面的，片面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安徽有一个科技大学，校长告诉我，十几年前轰动中国的少年大学生，那些十四岁的天才大学生，今天没有一个真正成才。一味片面发展的危险在于，当一个人只知道追求高度，只挖了一米的地基往上修，修到八十米就是一根电线杆，但是金字塔有多高？146米，没有任何一根电线杆可以达到金字塔的高度，因为金字塔的地基很宽。而埃菲尔铁塔也很高，它的底座也非常非常宽。那些天才的少年大学生在数学物理或化学方面确实很厉害，但是在人生在爱情在社会交往等基本的人生观和日常经验方面却很差，一处恋爱就崩溃，一遇矛盾偏执，最后身心全都出了问题。这位校长痛心地说，要走全面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人所走的“君子不器”的道路是对的。历史上一些片面发展的所谓天才往往是偏执狂：偏执的天才梵高最后自杀了，偏执的天才尼采最后疯狂了，偏执的天才鲁迅只要西医而不要中医，可惜最后他却被日本西医害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很多的人在全面发展还是片面发展这个问题上没有解决好，而艺术则是人全面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地基。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别生下来，因为生下来太痛苦了；二是早死，生下来在还不知道痛苦的时候就溺死算了；三是实在是想活下来，那就好好地爱好艺术吧，艺术会让你痛苦的人生变得美妙一些。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术之余写了书法要去拉胡琴，弹了钢琴还去弹古琴的文化原因！ 陈建明： 王教授您著作等身，您的课堂教学，您的海内海外的演讲、展览，休息和睡觉的词组，仿佛离你很远似的一样？ 王岳川： 我很认同宋代大理学家程颢的一首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的前两句很重要，从容是一个人高贵的表现，他的标志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你想这样的大理学家跟你说要睡到自然醒，你是很悠闲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能坦荡睡去，说明人和天地万物是和谐的，人的内心是宁静的，魂是守舍的。古人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禅宗所求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瞬间都是快乐的，都是有悟性的生活，而不是丧魂落魄的“失神”状态。现代奢侈所求的本该是心灵与环境是“环保的”，而不仅仅是奢侈品。 你所说的著作等身不敢说，但是，我确实是努力、认真、踏实地做好每一天的自己，我也力求自己的“言”与“行”是自然的、和谐的。我从一个小知青到北大教授，本来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所以，感恩成为生活中的温馨要义。我一直在学术中感受快乐，在艺术中体验畅快，在“仁山智水”问感宇宙的恢弘。我写每一篇文章时都不会像有些博士生写论文那样痛苦，为了得到学位而不得不写。我从来不会为了任何名利而写，我写文章都是有感触有灵感才动笔，想写的时候才写才能笔下生风。如果连学术写作和艺术创作都感受不到快乐，那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快乐。坚持不懈地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并坦荡地“睡觉东窗日已红”，对我这就是人生至乐！ 陈建明： 胡涛主席您好！也许了解您的中国人比了解您的澳洲人更少一些，您的国画、油画、粉彩、书法，是受您父亲的影响多些呢，还是到澳洲后受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多一些呢？您对自己的艺术风格怎样定位? 您认为您比较满意的有哪些艺术作品呢？ 胡涛： 我父亲的言教身传和家传的文化熏陶是对我的艺术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培养了我在绘画方面的许多特质。这些特质表现在：师法自然，在师造化，尊重传统，师法前贤，法无定法，突破创新，深入理解中外历代大师的章法、笔法、墨法之精妙；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攻读诗书画论，全面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西方先进文化艺术的影响，对我的绘画事业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使我的艺术风格自成一体，其艺术风格是带有东方烙印的中国印象派。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中国的传统绘画技巧，吸取西方的绘画特点，创造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1985年澳大利亚纽修威省费菲市首次为我举办画展，澳洲《镜报》评论我的作品是东西方艺术相碰击后的澳洲新艺术。《立士高农溪河今昔》10米长卷，是我在澳洲创作的一幅代表作，它将农溪河水系及溪流两岸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都纳入画中。从搜集资料、写生创作，历时半年之久。这幅作品多次在澳洲展览，当地许多著名学者、专家称此作品不仅是一项巨大的绘画工程，而且是一幅传世的作品。澳洲西部国家艺术馆指导汉娜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时，我认为，她深深抓住了这块古老土地的灵魂。”。 另一幅代表作是我创作的反映19世纪早期。华人在澳洲淘金种菜生活情景的《淘金种菜四季图》，作品将一年四季的景色呈现在一幅画中，既要相互调和，又要统一在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的画面中。该作品参加了澳大利亚橘市政府和艺术馆为其举办的画展，得到了当地政界、艺术界及历史学会的高度评价。橘国家现代艺术馆馆长评论：“胡涛的这幅作品，我肯定它是一幅迷人的传世之作”。另一幅《澳洲绅士》，是我采用以西画笔法为主，溶入其中国传统绘画元素来创作的一幅作品，在澳大利亚纽修威国家艺术馆获大奖，我是此类画中唯一获奖的中国人。还有《微笑的戴安娜王妃》，也是以西画笔法为主、融中国传统绘画元素来创作的，该作品被英国威廉王子收藏。 陈建明： 童玲您好！我有幸看过您在北京、深圳的几场比赛，手握球拍在桌前那样沉静自若，温和而略有微微笑意您的对面，是严阵以待的对手常常被您打下阵来，好像您最魅力、最美丽的风采是随着乒乓球而绽放而旋转的。您认为您最幸福的是得到冠军的荣耀还是希望做一个好妻子或是好女儿呢？ 童玲： 九岁被教练发现，是偶然机会进了乒乓球世界的，能得世界冠军除了好的教练和我本人的勤奋努力以外，当然还有命运的青睐，而我自小就是很恋家很孝顺父母的，十来岁的女孩打好球有个好成绩，完全出于让我父母亲高兴高兴的心理，后来进国家队当然有为国争光义不容辞的责任心。但是，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择排位的话，我认为最幸福的还是当一个好妻子，好女儿。一个冠军来自不易的，也很难同时鱼和熊掌同时兼得。 陈建明： 王教授您好！您与童玲、胡涛是有着共同为中国文化交流、传播三十年经历的川人，试问，你们能否形成一种文化合力，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会不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王岳川： 我觉得这是良好的建议，但是实行起来有困难，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和途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有以下几种力量。一是跨国公司的力量；二是精英小团体的力量；三是亲友团的力量；四是孤独的个人力量。我更看重的还是个人的力量。举一个例子，北大学生能记住的校长肯定是蔡元培校长。原因就在于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先生不仅是校长，他还是清朝的进士，又去德国留学多年，既有国学功底，又有西学方法的学者。他在殿试时写的蝇头小楷的水平不会低于今天中国书协的任何一个会员。他还提出了一个美学原则“以美育代宗教”。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坚持科学民主精神，他的校长办公室永远都是开着门的，师生随时都可以进去，不怕骚扰暗杀，就是所谓的“仁者爱人”“君子不惧”。他正是达到了这样几个硬指标和软指标之后，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向往者。但是今天大学的行政力量过于强大，行政部门可以指令名教授去做事，但是领导的软指标等却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其他的校长大多就只能得到硬实力的文件，而得不到软实力的精神人格崇拜。 为什么我在全球七十亿人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个人的力量——孤独的力量，我认为个人精神不败最为重要。如果个人的精神都败了就会一败涂地。我举书法来说，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说老实话，圈圈点点，有人认为书法不够好。但是你要知道，安史之乱的时候，歌舞升平的大唐在唐玄宗之后败得一塌糊涂，整个中原可以说全部沦陷，只剩下华北平原的颜鲁公还在。但是，他的侄儿头被砍了，哥哥被叛军活捉了，这时候他拿了一支笔含着血泪写下了《祭侄文稿》，你想想他会有多悲痛！中国人就佩服这种硬汉精神。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界艺术界，缺乏的就是这种人格魅力和坚定不移向前推进的硬汉精神。玄奘当年悄悄垂墙而逃出长安，历尽艰险去西行取经，十七年后取经归来，长安百姓倾城而出迎接他。有远见的人就要看到十七年以后的盛况，如果看不到，就只能目光短浅地做当下眼前的事情。今人大都喜欢从众，评委写什么书法，就练什么书法去获奖，个性没有了，眼光没有了，胸襟没有了。 我想，我在北大一天，就要坚守东方文化输出，坚持文化书法回归经典，坚定地走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的“丝绸之路”，一息尚存，我必将继续行走在中国文化世界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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